——亨廷顿学术思想的“文明冲突论”

十多年来，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引发了众多的争论。回顾这些争论，其中一点值得注意，就是许多人忽视了亨廷顿一生学术思想的连续性。“文明冲突论”的实质建立在亨廷顿的学术思想连续性的基础上。

亨廷顿学术思想的连续性

综合考察亨廷顿一生的所有重要作品，可以发现，有三条主线构成了亨廷顿一生学术思想的连续性。

信奉文化或非理性因素的重要作用。亨廷顿鄙视理性选择理论。该理论假定人靠理性做出选择，人的行为是可预测的，可以根据经济、权利和实力的要素来观察和期望人们的反应。但亨廷顿认为这一理论并不能解释恐惧、忌妒、仇恨、自我牺牲和其他一些对理解政治必不可少的人类情感。早在其第一本重要著作《士兵与国家》中，亨廷顿就认为必须把人类本性中的非理性、虚弱、邪恶当作既定的和想当然的事物加以接受，并作为决策和行动的前提。亨廷顿一直强调要综合考察人类行为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并且把非理性因素置于一个重要的地位。对理性选择理论的鄙视使亨廷顿十分重视文化的作用。这体现在他几乎所有著作中对文化因素的强调之中。

信奉传统的保守主义。亨廷顿是一个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亨廷顿信仰保守主义，并公开承认自己是老式的柏克主义的而非现代里根主义的保守主义者。亨廷顿认为保守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确保资本主义自由制度的生存，理智地保卫既存事务，反对空想；保卫秩序，反对混乱。他认为真正的保守主义是维护既有的，而不是去追求未拥有的。亨廷顿的保守主义还突出表现在对传统基督教道德和价值观的维护上，反对国内的多元文化，反对激进的主张和激进的改革。他曾撰文对美国国内青年人不信教的潮流感到十分担心。亨廷顿的保守主义体现在他对秩序的强调上。对国内社会层面而言，秩序就是要确保政治制度化和政治稳定。在国际政治层面，他所主张的秩序就是美国和西方实力优势主导地位的永久维持，以及美国和西方阵营维系团结，强化凝聚力，成功抵御任何对这种优势地位提出质疑和挑战努力的能力。

信奉实力至上的现实主义。亨廷顿又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他的现实主义来源于其对文化因素或非理性因素的强调。别人把他称为莱茵霍尔德·尼布尔的信徒。尼布尔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现实主义神学政治理论家。尼布尔坚信“人性罪恶，必须用强硬手段维持秩序”，主张必须时刻以一种最悲观、做最坏打算的方式来准备和应对事情的发展。尼布尔还主张为了抓住国家利益不放，要始终防止陷入一种意识形态或道德上的使命感。亨廷顿公开接受人们对他是尼布尔信徒的评价，并且完全接受和继承了尼布尔现实主义的信条。对尼布尔主义的信奉构成了亨廷顿主要著作的主线，同时也是理解亨廷顿保守主义的钥匙。亨廷顿认为外交政策并非是建立在法治之下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基本上是无法治可言的领域中的国家或其他组织相互之间的关系。在国际无政府状态和人性不确定性的前提下，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必须作最坏的打算，所以从1950年代起他就极力主张美国建立一个强大的专业的军队来保卫自由社会的生存。他认为，自由主义只是善于改革，但却不擅长国家安全，自由主义的主张并不适用于对外政策。他一直以一种最富悲剧色彩和最悲观的方式主张美国加强自身的军事与情报能力，以便保护自身。

“文明冲突论”的实质

概括起来，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评主要有两点。其一可称为“理性选择论”，强调理性因素而忽视文化或非理性因素。批评者最经常犯的错误就是容易混淆冲突的根源与冲突的结果，从而把文明与国家、文化实体与政治实体相对立。批评者的典型意见是“不是文明控制国家，而是国家控制文明”，或者，“冲突的不是文明，而是国家。”亨廷顿认为，用“控制”来界定文明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毫无意义。国家只对所察觉的威胁做出反应。随着冷战的消亡，民族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标准来界定其认同与利益。文明冲突范式本身是对国家范式的批评和替代，但却并不排斥国家在当今世界的重要作用，并不否定利益政治的本质。亨廷顿想表明的只不过是文化（文明）在界定和认识利益中的过滤作用。此外，亨廷顿认为，冲突的只能是有形的政治组织形式，文明本身并不构成冲突的有形政治组织形式。他承认，文明“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它本身并不维持秩序，建立公正，征缴税收，进行战争，谈判条约，或者做政府所做的任何其他事情。文明的政治组成在文明之间各不相同，在一个文明之内也随时间而变化。一个文明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政治单位。”或者，一个政治单位也可跨跃多个文明。所以亨廷顿本意也并未混淆作为文化实体的文明和政治组织。他只是指出了冷战后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来自文明的认同和文化上的差异，由这种根源导致的冲突的形式和结果仍然是现存的各种政治组织，主要是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冲突。这时实力和权力关系便完全适用了。所以亨廷顿说：“冲突的根源来自文化差异，冲突的结果则反映了权力关系的变化。”

其二是批评亨廷顿鼓吹西方文明的普世性，反对各种文明的共存和相互间的对话。这种批评意见是彻底误解了亨廷顿。首先，亨廷顿从未否认文明间的交流或融合，也从未以静态的眼光看待文明与文化。他认为“文明是动态的，它们兴起又衰落；合并又分裂。” 正如有贸易才有贸易战一样，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当然也是以文明的接触、相遇和碰撞作为前提的。这里，亨廷顿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在文明互动的历史中，正是相互交往的扩大强化了人们的地方和区域的文化认同。其次，亨廷顿不同意一个普世性的文明已经存在或将要存在的意见。亨廷顿把它们称为“不现实的替代性范式”。因为，根据亨廷顿对文明的定义，一种文明就是一个文化实体，是人类最高的文化集团和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它包括了价值、规则、制度、习俗和思维模式。其中，最核心的要素是宗教和语言。按照亨廷顿的标准，西方文明恰恰是独特的。这一独特性的核心是欧洲传统、基督教、英语和新教价值。他声嘶力竭呼吁要维护的正是西方文明的独特性。

这里，亨廷顿的又一个核心观点是，在权力同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确凿的正相关关系。现代化并非是西方化。亨廷顿认为当今并不存在普世性的文明，“普世性文明只能是普世性权力的产物”，“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他认为正是由于现代化过程中本土文化的伸张，促使人们把自己社会经济、军事和政治能力的增长归因于本土文化的优越性，这就致使“现代化所带来的非西方社会权力的日益增长，正导致非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复兴。”通过构架权力同文明之间的桥梁，亨廷顿把实力均势的格局同文明的格局相重叠，从而勾画了自己的文明地图，提出了文明冲突的新范式。正是因为注意到了权力与文化的关系，亨廷顿才为当今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实力关系的变动感到忧心忡忡，并呼吁西方社会内部强化自身独特性的认同，加强自己的团结，保持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优势地位，迎接非西方的挑战。这正是权力同文化之间的聚合点, 也是“文明冲突论”的政策意义所在。

亨廷顿并没有呼吁要消除文明的多样性，而代之以西方文明在全世界的扩展，正相反，他呼吁尊重文明的多样性，警告西方和美国不要抱着西方文明普世性的信仰不放，“在文明和种族冲突正在凸显的世界上，西方文化普世性的信仰有三个问题：第一，它是错误的；第二，它是不道德的；第三，它是危险的。”美国必须认识到世界被文化和文明分割的事实。否则，美国和西方会把自身带入同非西方国家的冲突中去。但是，他显然认为，文明多样性的事实又给西方带来了现实的威胁，对这些威胁要持警惕和防御的立场。对文明多样性的提防，自然转化为对文明所属国家的提防。提防和防御的途径是坚定西方文明独特性的认识，强化西方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保持西方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以便在一场由文明差异导致的西方和非西方的冲突中立于不败之地。正是认识到了这些危险，亨廷顿才呼吁国际社会要共同努力，良性地管理文明的冲突，避免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式的保守现实主义加上反理性选择理论，铸造了“文明冲突论”的灵魂：文化与认同的决定性意义；西方文明的独特性而非普世性；文明冲突中权力和均势对冲突结果的最终裁决权。所有这一切都由亨廷顿学术思想的连续性而引发，并最终回到同样由这以连续性所界定的“文明冲突论”的政策意义。

究其实质，“文明冲突论”体现的是：一种防御性的文化上的优越感；一种悲观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所以，赛义德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概括为“防卫性的自傲”，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