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公布的资料，截至2005年10月20日，全球共有118人感染禽流感（其中，61人死亡，病死率超过50%），约计14亿只禽类被杀死。作为一种毁灭性疾病，禽流感病毒的肆虐横行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强烈关注。许多国家普遍对这场全球性公共灾难深感恐惧，甚至谈“禽”色变。

目前，国际社会的许多分析专家将这场病毒危机纳入了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框架之下。禽流感危机不仅日益凸现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而且为非传统安全增添了不确定因素。一般而言，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是指除军事、政治、外交冲突以外的威胁。它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复杂性，即它所涵盖的领域更为宽泛，内涵更为庞杂，解决手段更为多样；二是全球性，即尽管非传统安全威胁带有一定的突发性，但是它们多数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而且其影响广泛深远。许多分析专家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禽流感病毒所引发的这场公共危机已经明显突破地域的限制，每一个地方乃至每一个人的疫情都成为公共安全的一部分。即使是一只携带H5N1病毒的普通野鸭，也能将人类带入一场公共危机之中。因此，对于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这场病毒危机，国际社会迫切需要一种全球化视角下的战略思维和制度安排。例如，2005年10月18日，欧盟25国外长在卢森堡举行紧急会议，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禽流感这一“全球性威胁”。

沿着非传统安全研究所提供的思考线索，不难发现，禽流感病毒在世界范围内的随机扩散和蔓延提升了世界各国政府对“人类安全”的普遍关注。自从1994年联合国在《人类发展报告》中首先提出“人类安全”的基本概念以后，个人安全已经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制度性保护。作为新安全观的基本理念，“以人为本”折射出国际社会的终极关怀对象是个人。个人安全之所以成为安全问题的核心，是因为只有每个人的生存与基本自由没有受到威胁，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基石才能稳固。因此，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面对禽流感随时可能大爆发的严峻考验，人类获得了重新审视自身安全之重要性的机会。

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视角下，人们对这场全球性病毒危机的分析应该避免两种极端倾向。一种观点忽视主权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问题领域中的作用，甚至将“全球治理”作为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最佳途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权国家仍然是最主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体，仍然是最有效的人类忠诚对象。因此，主权国家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和维护个人安全方面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另一种观点认为，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逐渐显露，传统安全威胁已经不再重要了。虽然“9·11事件”以后，国际范围内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呈现上升之势，但是传统安全威胁依然存在，这两者通常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既然非传统安全对传统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那么各国政府管理这场公共危机的方法应该实现一定的创新。种种迹象表明，尽管世界各国相继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隔离、捕杀等），但是多数措施仍然属于“水来土掩，兵来将挡”的传统管理模式。实际上，作为国家管理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政府的危机管理应该重在防患于未然，努力建立一套缜密的防范机制。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应着力建立一种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共享机制，并增强信息的透明度。这种务实的做法不仅能够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降低灾难的危害性，而且能够体现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形象。例如，经过SARS疫情的考验之后，中国及时制定了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信息发布制度，并于2004年建立了重大动物疫情信息发布制度。中国政府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务实做法为世界各国应对禽流感这场全球性病毒危机提供了有益经验。

回到讨论的主题上，这场不断蔓延的禽流感危机预示着，世界范围内的非传统安全领域正在步入一个不确定时期。但是，只要国际社会实现真诚合作，一只“野鸭”所代表的非安全性因素并不足以摧毁“人类安全”的基本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