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学术个案探析
三、深入探究中国的“特殊”：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对我国一般知识分子而言，对王亚南的了解，恐怕除了知道他是《资本论》全译本的译者之一，就是读过他的传世之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官僚政治之经济的历史的解析）》。作为经济学家，王亚南何以对政治学乃至中国政治史抱有浓厚的学术兴趣？解谜的话，要从他和李约瑟的相识谈起。据王亚南回忆：1943年，英国李约瑟教授因某种文化使命，曾到那时尚在粤北坪石一带的国立中山大学。我同他两度长谈。临分手时，他突然提出中国官僚政治这个话题，要我从历史与社会方面作一扼要解释。他提出这个话题究竟是由于他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时对此发生疑难，或是由于他旅游中国各地临时引起的感触，我不曾问个明白。我从此即注意搜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资料。经多年的潜心探究，王亚南终于悟出了这项研究的奥秘所在：“在我的理解和研究上，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历史演变过程有许多是不能由硬套刻板公式去解明的，但提出任何特殊经济发展规律固然很难，应用那种作为社会基础看的规律去解说历史上的一切突出的社会文化事象更属不易。中国官僚政治形态这种文化事象，将和中国社会突出的宗法组织、伦理传统、儒家思想等等一起成为我们所提及的中国社会经济特殊发展规律是否正确的考验。”王亚南的这段学术总结的重要价值是：研究中国社会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硬套刻板的公式”出发；在整个世界文明当中，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有其特殊发展规律；社会文化的作用不应被忽视，在很大程度上，它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官僚政治不是一种政治现象，而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对它的认知，直接关系到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特殊规律的认识。
王亚南的揭秘标志着他的学术思想的理性升华。正是从与外国学者的交流中，王亚南开阔了研究视野，实现了研究范式的根本转变，这亦应被看作是一种独特的“思想启蒙”。
四、战火中的反思：蒋梦麟的文化研究
我国著名教育家蒋梦麟（1886―1964）于抗战期间，在躲避日军空袭的防空洞中写下《蒋梦麟自传：西潮与新潮》。他说：“这本书里要讲的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经验。经验是宝贵的；可是宝贵的经验是付重大的代价买来的。”
在该书的第33章，蒋梦麟说出了自己在战火中的文化感受，并且对比西方文化，理性地指出中国文化所固有的缺失。他告诫自己的同胞，要认真反思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吸收”，因为这一“吸收的过程多半是不自觉的”。而目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吸收西方文化而避免严重的副作用。此项工作有赖于实验与科学的研究，因为实验和科学研究是推动心理、社会、工业各项建设的基本工具。不过这些工具仍然是西方的产物”。
蒋梦麟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最根本的差异在“道德与理智”。“中国思想对一切事物的观察都以这些事物对人的关系为基础，看它们有无道德上的应用价值，有无艺术价值，是否富于诗意，是否切合实用。古希腊的科学思想源于埃及与巴比伦。巴比伦的天文学和埃及的几何学一样，都以实际应用为目的。但是希腊学者具有重理知的特性，他们概括并简化各种科学原则，希望由次求出这些科学通理。这种追求通理的过程为天然律的发现铺平了道路”。因此，他特别努力使国人了解发展理智的重要，学会探本寻源。从文化的教化意义上讲，这也理应视为“思想的启蒙”。
蒋梦麟对于知识分子在战时的颠沛流离，有其特有的看法：“学术机构从沿海迁到内地，对中国内地的未来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大群知识分子来到内地各城市以后，对内地人民的观念思想自然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另一面，一向生活在沿海的教员和学生，对国家的了解原来只限于居住的地域，现在也有机会亲自接触内地的实际情况，使他们对幅员辽阔的整个国家的情形有了较真切的了解。”总之，“大学迁移内地，加上公私营工业和熟练工人、工程师、专家和经理人员的内移，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战后的一段时期里，西方影响一向无法达到的内陆省份，经过这一次民族的大迁徙，未来开发的机会已远较以前为佳”。蒋梦麟的这一看法恰好可以成为我们全面认知战时民族启蒙的一个重要的注脚。
通过上述学术个案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正是抗战、民族救亡，孕育和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虽表现形式、内容各异，但归根结底，都与中华民族思想的觉醒为重要前提。前述几位学人大都出生于上世纪初年，至抗战都已进入“不惑之年”，也就是思想的理性成熟期。因此，他们的思想觉醒、认知理路具有更特殊的价值。
价值之一：中华知识精英为挽救民族危亡，虽政治倾向不同，但共同为学术救国、学术建国贡献自己的才智，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之中构建中国现代新文化是他们的共识。他们不仅能够理性地看待本民族文化的复兴，也能够理性地认知西方文化。价值之二：与五四时代的知识精英相比，上述几位有代表性的学人尤为关注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性的探讨，力图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发见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这种求真与务实，正是中华民族最需要建构的理性，是思想启蒙的硕果。价值之三：他们始终坚持学术至上，立足于客观的分析，反对空喊口号，反对把任何学理教条化、公式化，即便是对当时具有重大权威的理论和理论争论也要放到中国社会历史的实境中加以认识。价值之四：上述学人都具有深厚的学养和鲜明的学术个性，绝不盲从，他们各自的独特学术见解都是自我独立思想的真实结晶，是他们艰辛探索的自得之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