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中国贫困的西部发生了这样的事。据报道，甘肃敦煌11家奶牛养殖户因乳品厂不再收购牛奶，不得不把白花花的鲜牛奶喂猪狗或倒掉，数量达到每天1吨，而为了减少损失，有的养殖户甚至开始宰杀奶牛。而在更早些的8月10日，新华社也曾报道过陕西杨陵区五泉镇高家村奶农用牛奶喂猪之事。一些经济学家甚至预言，如果到2007年以后大批重工业项目到了产能的集中释放期，全面的生产过剩将不可避免，中国可能爆发首次生产过剩危机。

中国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从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国家到也可能产生生产过剩危机，毫无疑问，这是改革带来的功劳。改革打破了初次分配中的“大锅饭”，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人们创造财富的热情。但是，在为改革喝彩的同时我们的头脑必须冷静，因为，生产过剩危机不仅浪费大量的资源，污染环境，而且还掩盖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出口，国内需求不足，特别是农民的消费水平较低。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相差约10—15年。农村人口虽是城市人口的3倍，可消费总量却只有城市居民的91％。另外，外贸依存度高达80，位居世界之首。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虚假的生产过剩。

内需不振是中国经济的大隐患。然而，内需不振与外贸依存度过高并非是一个新问题，早在1998年，国家就采取多种方式来启动消费。但无论是在前几年的通缩时期还是在目前轻度的通胀阶段，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始终没有达到政策所希望的效果。原因就在于，启动消费政策所造成的扩张效应尚不足以抵消经济社会体制变迁特别是改革所带来的经济运行中内生性收缩效应。具体表现在：

首先，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摩擦性失业”、以效率为导向的企业改革所引起的减员增效、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就业压力等使城乡居民就业稳定性减弱，再就业困难加大，收入预期不乐观。其次，我国社会保障体制处于新旧交替，消费者对养老、医疗等新的保障政策、保障程度心存疑虑，不敢消费。第三，我国消费体制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不同步，一方面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医院民营化等市场化消费领域迅速拓展；另一方面人们的工资结构变化滞后，住房、人力资本再生产等市场化消费支出内容还没有在货币工资中相应增加。第四，消费领域社会信用水平较低，生产厂商在提供商品或劳务时利用“信息不对称”欺骗消费者现象严重，“消费者主权”的缺失使消费者不敢消费。第五，收入分配不公使一部分利用权力致富的人集聚了相当多的财富，这些资金多数游离出再生产过程，沉淀为长期储蓄甚至转移到国外，不能形成国内有效消费需求。

其中，最主要的是在成功解决初次分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后，没能及时建立起良好的再分配体制，从而抑制了居民的消费能力，产生了生产过剩问题。由于就业、医疗、住房和教育等市场化改革的密集推出，居民担心未来支出大幅度提高，不得不减少即期消费，增加储蓄，以备未来不测之需。

比如，在上述倒奶事件中，11户奶牛养殖户原本是供给青海石油敦煌基地的，但由于基地进行体制改革，用奶量最大的学校改制为地方管理，并取消了补贴费，从而导致用奶人数由过去的7000人骤减到现在的700多人，每天用量也降到约50公斤左右。陕西杨陵区也是由于城市乳品消费市场增长率急剧下降，农村市场没有有效开拓，才导致奶农不得不将大量的牛奶倒掉和喂猪。

有鉴于此，要启动内需，避免生产过剩的危机发生，就必须解决由改革的内生性收缩效应所带来的上述诸问题。特别是要减少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没有9亿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中国的经济增长便缺乏内在的稳定性。为此，应由财政资金和国债资金承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建设，改善农村生活基础条件，逐步建立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改善进城就业环境，把农民潜在的市场需求转变为现实的市场需求。

正如一些学者所言，生产过剩危机是中国宏观调控面临的新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对如何防止经济“过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应对由生产过剩引发的各种矛盾，则既缺乏经验，又缺乏政策储备。因此，对可能发生的生产过剩危机，从现在起我们就必须予以高度关注，并提前采取措施化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