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在新时期的重大决策，历来都同正确认识和自觉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密不可分。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是在深入分析“两个大局”和“十一五”时期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基础上提出的。

要深刻领会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必须准确认识我国“十一五”时期所面临的时代条件和国情特点，准确认识国际国内的发展环境，准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紧紧抓住并用好21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大会，是开拓进取、奋发有为的重要会议。这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是抓机遇、谋发展、促和谐，为我国在21世纪头20年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奠定更加坚实基础的行动纲领。

从国内的发展环境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说，“十一五”时期仍是我国的“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

即将过去的“十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局的五年，起步的五年，是很不平凡的五年。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明确提出并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牢牢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二元结构转型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看，我国城市化水平从20世纪末的36%提高到“十五”时期末的43%，城镇人口从2000年底的45906万人增加到56300万人。以交通、能源、信息网络等连接的城市体系逐步形成，几大城市群生机勃勃，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功能日趋完善。从经济实力的增强看，“十五”时期末，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从2000年的89468亿元增加到大约15万亿元，比20世纪末增长66%；财政收入从2000年的13395亿元增加到大约3万亿元，翻一番多。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6万亿元，比20世纪末增长78%；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6280元增加到万元以上，农村人均纯收入从2253元增加到3千元。从工业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进展看，全国工业结构得到提升，工业体系的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交通能源等基础行业快速发展，初步形成了航空、铁路、水运、高速公路等较为现代化的立体交通网络；固定电话普及率超过50%，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28%以上，互联网用户将超过1亿。从国民经济抗风险能力的增强看，在这五年中，我们成功地抵御了“非典”和重大自然灾害给经济社会安全和国民经济带来的冲击；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原来以为会受冲击很大的汽车、农业等都平稳健康发展，形势良好；银行体制的改革在加快，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在推进，其他金融领域也在按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稳步开放，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与此同时，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新的进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成效显著。经过“十五”时期的努力，我们已经站在一个更高的历史起点上，为赢得“十一五”时期的更大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从“十一五”时期开始，我国经济将进入一个长期较快平稳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经济发展的鲜明特点是既要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又要保持平稳发展。如果没有较快的发展速度，就难以缓解发展中的种种矛盾；而如果没有平稳发展，就会激化发展中的种种矛盾。

据预测，从2006～2015年，全国城镇每年将新增550万劳动力；按年城市化速率1%算，城市每年需要接纳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1000万人；国有和集体企业深入改革，每年再就业还需要提供450万个工作岗位，加上消化往年积累的失业劳动力，城镇每年总共需要提供2400万个就业岗位，因此，就业压力非常大。在2006～2015年，甚至到2020年，中国仅仅为满足就业需要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就不能低于7个百分点。所以，国民经济没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显然是不行的。

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在较快增长的同时，还要力求平稳发展。从传统的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来看，投资容易升温，消费难以走强；物价容易上涨，就业往往偏冷，容易形成宏观调控一控就大落，一放就大涨的剧烈波动。因此，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下大力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刺激和扩大国内消费，改善宏观调控，就成为经济快速而又平稳健康发展的关键。

毫无疑问，“十一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的黄金发展期和新的上升期，因为一系列有利条件已经具备。第一，我国居民消费结构逐步升级，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国际经验表明，一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攀升时期，居民消费随之由生存性向发展性转变，即从吃饱穿暖、有耐用消费品可用、有屋可住，向吃好穿好、改善居住条件、提高耐用消费品质量、扩大服务消费转变；与之相对应的是，重化工业，尤其是汽车工业、住宅建筑业和建材业等将会有长足的发展，产业结构将向更高层次提升，技术水平将进一步提高。第二，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力资本快速增加。到2010年，我国劳动力总量将达8亿人之多，新增大学本科、研究生等高等学历的人力资源2500万人左右，规模巨大并且成本相对较低的劳动力资源、巨额的人力资本，将是我国经济成长的强劲的比较优势。第三，从我国资本的来源看，我国国内国民储蓄率较高，这又为产业发展的投资奠定了积累的源泉。第四，随着城市化、交通现代化和通讯数字信息化，我国城市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铁路和航空、港口和机场、信息网络等条件将不断改善。“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工业体系和各方面的基础设施现代化将更上一个台阶。第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逐步完善，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局面还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一切，可以说都是我们的优势，将为“十一五”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当然，我们又清醒地看到，“黄金发展期”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期”。我国在“十一五”时期将继续面临“三大挑战”，即资源特别是能源短缺的挑战，发展环境特别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挑战，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这“三大挑战”，说到底就是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我国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及资源相对短缺之间的矛盾，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反映。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的问题凸显出来。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推进城市化和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调整结构和扩大内需，同时转变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培养人才就提到极其重要的日程上来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诸多问题，包括就业、社保、扶贫、入学、医疗、环保、安全生产、收入分配等就成为必须切实注意的迫切问题了。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各方面体制改革作为“十一五”时期和此后更长时期一切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成为不可动摇的指导方针了。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正是在充分考虑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为应对这些挑战而制定的重大决策。

总起来说，我们要在这种“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国内环境中来展开“十一五”时期的发展布局，就需要有多方面的统筹，大力度的协调，从而真正做到平稳和较快的发展。

从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对外经济关系的阶段性特征来看，“十一五”时期将继续是我国与世界的“深化依存期”和“摩擦多发期”

进入21世纪，国际环境总体稳定。全球经济发展，乃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和平的环境；而维护和平，包括反恐和反核扩散等，则需要多方面的国际合作。世界政治力量对比有利于保持一个总体稳定的国际环境，同时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随着各国之间贸易、投资、技术、劳务等方面合作的加强，各国比较优势的发挥，我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将日益加深，外部环境总体上对我国的发展是有利的。

一是大国关系格局将进一步发生变化。对我国“和平崛起”大业和“十一五”时期的发展环境来说，处理好大国关系是关键。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与各大国关系进入修复期，多极化趋势将进一步强化；新一轮大国综合国力竞争将加剧，各国都争相谋求新的战略制高点；中国和平崛起，给各大国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市场机会；中国在大国关系中的地位将不断上升。二是发展中国家合作将进一步加强。对我国“和平崛起”大业和“十一五”时期的发展环境来说，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基础。同这些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团结与合作，将推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加速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而且，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各方面的交流，随着中国市场的扩大，将会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三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周边环境既有机遇，又面临着挑战，但总的走向仍然是机遇大于挑战。中国的地缘环境决定了处理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性。我们按照“睦邻、友邻、富邻”的方针和“搁置争议”的原则，保持了与周围邻国的良好合作关系，稳步推进了边界问题的解决；并正在与周边国家进行磋商，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与有关国家合理开发东海和南海油气等资源。四是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动和区域合作的加强，中国发展的空间更大。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多边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开拓交流和合作的重要舞台。

同时，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方面占优势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围绕资源、市场、技术、人才的竞争更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威胁论”等不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舆论时起时伏。当前“军事威胁论”尚未淡化，“经济威胁论”又突出起来，贸易纠纷和其他经济摩擦明显增多。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配额等限制的放开，中国纺织品等产品的出口强劲，欧美和日本等国一些人士认为中国经济的成长，中国产品的出口，造成能源短缺，影响到他们的产业、就业，造成他们产业的转移等。对此，我们要正确认识、妥为应对，绝不能因为这样和那样的干扰动摇我们关于国际环境总体走向的基本判断和决心。我们要继续奉行而不是放弃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坚定地做世界上负责任的大国。在这个过程中，又要针对国际社会的关切和忧虑，用我们的实际行动表明：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努力使能源多元化，立足本国来解决自己的能源问题，并积极转变增长方式、消费方式，建设一个以节约资源为核心的节约型社会。只有这样，才能使世界不断加深对中国“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战略和政策的理解。

应当看到，随着我国的快速发展与强劲崛起，我们已经成功地走出了依靠自我平衡求得发展的旧模式发展阶段，进入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这就使我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国内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是中国经济成长的主要拉动力。从国内社会零售商品看，99%以上达到平衡，甚至略有过剩。2004年，中国投资品市场额为7万亿人民币，零售商品消费近5.4万亿人民币，还有两三万亿元的服务市场。从中国与国际市场的关系看，2004年进出口总额达11548亿美元，按照当时的汇率计算，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70%。2004年,我国共计出口了5933亿美元产品；另一方面，中国也从各国进口了5614亿美元的产品，其中包括一些我国短缺的资源。中国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巨大市场，越来越有力地体现了国际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的经济合作关系。

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这几年来，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各种摩擦也与日俱增。由于发达国家的内需不振、产业结构不适应于经济全球化的要求等原因，2004年和2005年，我国与美国和欧盟在纺织品、鞋产品、家具产品等方面，都发生摩擦，中国企业遭遇的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以及制造业、贸易业的知识产权争端频频发生，对我国产品的技术壁垒、生态环境壁垒、安全使用壁垒等也呈上升之势。

总的来说，我国要在与国际经济的这种“深化依存期”与“摩擦多发期”并存的国际环境中趋利避害，求得互利双赢，而这又需要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水平，善于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方向，用好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掌握发展全局。

纵观“十一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的国内外环境，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可以得出一个总的概念，就是党的十六大关于21世纪头20年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清醒地估量了今后五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只要我们紧紧抓住机遇，应对各种挑战，解决长期积累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突破发展的瓶颈制约和体制障碍，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社会和谐，我们就一定能够使“十一五”时期的这五年，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关键发展期，成为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发展期，从而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新局面，为后10年顺利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从更深层和更长远的角度来领会，那就还可以看到，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更鲜明地体现了我国在整个21世纪上半叶的三个必然大趋势。

第一个必然大趋势，就是中国人将继续集中一切力量谋求自己的发展。中国13亿人口的发展要求和发展能力，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内在的客观的强大推动力。十几亿人口逐步富裕起来，那就不仅是无比丰厚的人力资源，而且是巨大的现实购买力和世界上潜力最大的国内市场。如果“十一五”期间，我国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按照8%的速度增长，到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1900美元，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现价将达22万亿人民币左右，其中国内投资需求将为8万亿人民币，国内消费需求将高达15万亿人民币，再往后无疑还会更加扩展。像这样规模的一国内需，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够分量的。而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以持久的努力，把自己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继续向上提升。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中国从领导层到最广大群众当前和今后的一切努力，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迎接和应对21世纪三四十年代将要到来的15亿人口高峰所产生的巨大内需。

第二个必然大趋势，就是中国人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在独立自主（包括能源也是基本立足国内）的基础上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更加自觉地走一条依靠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一切相关国家深化依存、合作共赢的道路。由于各国资源、地理、人文、产业发展阶段等不同，当代全球经济中的区域化、专业化分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决定了各国只有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互相交流和协作，才能取长补短，在合作中获得双赢和共赢。正因为这样，中国在“十一五”时期将更加自觉地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全球经济发展并分享发展带来的利益。我们必须清醒地估量世界范围内资源供需的形势发展，资源竞争的日益激化。而资源的稀缺和价格上涨将会推动技术进步，推动资源和能源节约型的增长方式和消费方式，推动新的替代资源和能源的寻找和发现，并从而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势下，加大知识和技术的自主创新力度，既是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有活力的内在动因。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高度重视国际经济技术的交流和合作。21世纪的前20年，将是一个区域经济合作加速发展的时期，在贸易优先安排、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以至经济一体化等方面，都将愈益深入，这又将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和交流成本，给每个参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紧紧抓住这个趋势，积极参与东盟10+3、亚太等多个地区性经济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建设，无疑将为我们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坚持对外开放，坚持在同经济全球化经济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说，这也是世界近代以来任何一个后兴大国崛起所从来没有做过的。

第三个必然大趋势，就是我们已经把中华民族到21世纪中叶的伟大复兴，把中国的和平崛起，界定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界定为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对内对外各方面和谐关系的构造。也就是说，这将是中华文明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伟大复兴，而这将意味着中国社会在21世纪上半叶的一次伟大变革，中华民族的一次伟大改造。这样一种界定，已经形成为根本性方针，形成为一条和平的、文明的、开放的道路。正如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所说：中国会变成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这当然是一件大事，我们正在认真做起来，并将持久地做下去。还应当说，这也是世界近代以来一切后兴大国崛起所从来没有做过的。

“十一五”时期乃至今后更加长远的发展进程中，我国将面临多方面的重大挑战，同时也将面临多方面的重大机遇。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清醒地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既要有忧患意识，又充满信心，继续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继续锐意改革、推动创新，继续求真务实、埋头苦干，就一定能够不断创造新的业绩和新的辉煌。（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 郑必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