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是“十一五”的关键内容，其在开局之年的一个最直接的起点，就看能否扼住或减弱目前贫富差距拉大的势头。因为，巨大的贫富差距问题，直接威胁着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原则，影响着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

城乡收入差距。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存在，最近十年来呈现出扩大的势头。据国家统计局公布，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年收入差距是2.47倍，到1986年降低为1.86倍，到2004年又扩大到3.21倍。但是，根据有关专家研究，在剔除一些不合理的统计因素之后，目前我国城乡收入的实际差距至少在5～6倍，而且这种仍在拉大着的差距并没有减弱的势头。世界银行的有关研究认为，目前与我国发展水平大致相当即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城乡居民年收入差距平均是1.7倍，远远低于我国的名义或实际水平。

无论具体差距如何估计，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很大，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从整体上讲，中国的农民无论是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其生活水准、生存环境、发展机会，与同区域的城市居民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如果我们在“十一五”期间以至更长的时期内，没有一系列非常有效、得力、到位的解决办法，毫无疑问，这种差距不仅是横亘于数亿农民面前的巨大的发展鸿沟，而且将严重地制约全国意义上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

当然，差距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的起点。它既可能带来许多社会矛盾与问题，又可能从相反的方向推进历史的进步。“好”与“恶”的问题，并非绝对，关键在于如何转换。

地区发展不平衡。在地区发展方面，相对于东部地区的持续快速发展，占国土面积绝对多数的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状况及其增长幅度，仍然处于下挫的境况。在自然环境、能源资源、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明显处于劣势的地位，面临着趋于恶化的发展屏障。其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生活状况以及生存环境，与东部城乡居民相比，差距仍在继续拉大。

从东、中、西部地区GDP占全国比重来看，1980年东部地区占全国50%，中部地区占全国30%，西部地区占全国20%。目前，这三个数字已经变为：60%以上和24%、16%以下。

从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占全国平均水平的比重来看，1980年东部地区人均GDP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4%，中部地区则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0%，西部地区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0%。目前，这三个数字分别为，东部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58%以上，中、西部则下降为70%、55%以下。

人群与家庭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是引发各种社会不和谐问题的直接根源。在高低收入差别方面，据国家统计局有关研究报告分析，2004年中国总人口中的20%的低收入家庭，其家庭年收入总量仅占全国收入总量的4.2%，而对应的20%的高收入家庭，其家庭年收入总量已占全国收入总量的50%以上。有研究报告认为，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储蓄存款，20%的低收入家庭占1.5%，20%高收入家庭占55.4%。

在贫富两极分化方面，根据20%高低收入人口中更低或更高收入的10%的人，即通常意义上所指的“穷人”与“富人”的财富收入状况的比较，目前我国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已经存在，而且处于逐步扩大的过程。即使是进行国际比较，中国这种10%与10%相比较的贫富两极分化程度也十分明显。按照以上贫富比率口径估计，目前国际上一些国家贫富两极分化的指数大约如下：日本4.5，德国7.2，印度10，英国10.5，中国14，美国16.9，俄罗斯23，墨西哥26，南非42，巴西47。

一般说来，一个国家在普遍贫穷或普遍富裕的情况下，从整体上看，其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容易走向和谐。但是，在贫富差别已经明显的情况下，其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很难维持相应的和谐。

放眼世界工业化300年，无论是业已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还是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早期、中期，容易出现比较突出甚至对抗性的社会不和谐问题，既属普遍又在所难免。

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人均GDP处于1000～3000美元之间，既是这个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又是这个国家贫富差距拉大、发展不平衡突出、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加剧的时期，社会和谐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问题。

导致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很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矛盾与问题，都存在着非常不同的情况。但从多数国家曾经有过或现在仍然表现的情况来分析，从根本上讲，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平衡，尤其是贫富差距问题突出，是导致这个国家社会不和谐问题突出的根本原因。

所谓社会和谐，首先是指收入分配关系的和谐，穷人与富人的和谐。缩小贫富差距和扩大机会公平，是社会和谐的一个根本前提。

大量事实说明，目前我国社会和谐的起点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突出而紧迫的问题。在世界经济论坛《2005～200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117个国家排名中，2005年中国由于社会公平、资源供给、政府管理以及银行不良贷款等方面问题，使排名从2002年的第33位降至第49位。

站在“十一五”开局之年谈论构建和谐社会，首要在于能否正视目前的不和谐状况。从经济理论方面来分析，可以概括地表述为这样一个议题：在不断发展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我们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其历史起点和政策重点，就在于如何消除主要因为机会不公而导致的贫富差别问题，实现五中全会提出的，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田应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