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瞭望》周刊刊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院研究员王小广的文章称，“中期变盘”在中国已不鲜见，“十一五”期间仍存在着“中期变盘”的可能。

文章指出，观察过去的几个五年计划，宏观经济都曾出现过“中期变盘”问题，即到计划执行的中期，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发生转折性变化，而导致宏观政策发生根本转向。“九五”中期的1997年～1998年，因内需不足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中国宏观经济曾从紧缩转向扩张；“十五”中期的2002年～2003年，宏观经济又从扩张向适度紧缩转向。

文章称，2006年是“十一五”的开局之年，从历史经验判断，明年成为“调整起步年”的可能性较大，“调整起步年”即指五年 规划的第一年经济增长保持调整格局，第二年进入加速增长期。

但是，如果宏观经济政策把握不当或外部环境恶化，2006年也有可能成为“调整中继年”，即经济在开局之年便结束增长周期，转入新一轮调整并进入下降通道，从而出现新的“中期变盘”现象。

文章认为，“十一五”期间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并存，最终可能导致总供给持续大于总需求，并再次出现通货紧缩。形成上述矛盾的主要原因是全国各地投资增长的体制性冲动过强，同时技术和资金供给充足，使总供给极易持续过快增长(投资在当期为需求，在下一期为供给，投资持续过快增长必然导致下一期生产过剩)，而最终需求(主要是消费)增长相对偏慢且面临较多的中长期因素约束，如就业不足、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地区贫富差距拉大、人口城市化速度远远滞后于城市建设的扩张速度等，都对消费需求增长产生较大的抑制作用。特别是“十一五”规划实施的前期，正好是“十五”中期以来高投资形成产能的集中释放期，如果任由目前的投资或“十一五”初期的投资继续过快增长，未来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的矛盾就会十分突出。这样，“十一五”中期就很可能再次出现“中期变盘”。

要防止“十一五”再次出现“中期变盘”，除继续适度抑制供给扩张外，关键是扩大消费需求，保持内需快速增长。

文章指出，从机制和体制上适度抑制总供给的膨胀，同时积极地扩大消费需求，成为“十一五”宏观经济政策的两个基点。即采取“供需相反调控政策”，对供给要适度抑制，对需求要积极促进。对日益显现的供给过剩问题，要继续采取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适度压缩投资需求增长；对可能面临的内需不足、通货紧缩问题，要通过积极地促进消费需求增长，使内需增长保持快速稳定。

只有把握好这“两手政策”，才有可能避免出现生产严重过剩、需求不足问题，使通货紧缩不再发生，也就可以避免再次出现“中期变盘”的情况，从而使经济保持持续的活力，“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得到较长时间保持。

文章同时指出，具体来看，首先，千方百计扩大就业，是扩大消费的最有效的机制。就业是收入之源，消费之本，在经济处于“高增长低通胀低就业”的状态下，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将会显现，高增长便难以持续。制定更全面和更加宽松的就业优惠政策，使就业增长逐步与经济增长同步，将会为扩大消费需求提供强大的内在动力。

第二，采取“稳房促车”的消费政策倾向。在“促车”上，重点是降低经济型汽车的消费税，取消对经济型汽车的歧视政策；在住房消费中，主要是扩大中低档的住房供给，抑制商品房价格上涨，增加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需求。

第三，要把扩大居民的服务业消费作为扩大消费的新突破口。促进服务业发展要改变思路，应从刺激需求增长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使服务业发展由供给导向转为需求导向，通过创造更多的“物美价廉”的服务产品来激发大众重复消费的信心，释放服务需求的潜能。同时注意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对内开放。

四是，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优化城市结构、提高城市效率等，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变农民为市民，使现代消费增长的基础不断扩大。

最后，要把促进粮价的适度稳定增长作为一项基本经济政策，以此促进农民增收。具体设想是：在努力做好“三大保障”(国家粮食储备保障、农业耕地保障和增加农业技术储备保障)基础上，实行粮食生产紧运行政策，即从2006年起适当控制粮食种植面积和继续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使粮价及其他农产品价格中长期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这一方面有利于缓解通货紧缩压力，另一方面在相当程度上能保证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从而促进农村消费稳定增长及为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更多的转移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