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月4日下午，中国3G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本次会议主办方为《第一财经日报》、博客中国和《中国日报》等，会议针对日前电信业界激烈辩论的胡鞍钢3G报告争议进行了深层次探讨。

出席会议并讲话的来宾包括信息产业部广州通信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李进良，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市场与产业研究室主任史炜，LAS-CDMA之父、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教授李道本，信息产业部政策法规处原处长高洪冰，GSM协会中国区总经理雷鸣，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吕廷杰，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研究院副院长叶利生，Frost＆Sullivan中国区总经理王煜全，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所长陈金桥，经济学家崔之元等。

不过，因“胡阚之争”而引起的一次重量级的研讨会，两位主角却双双缺席研讨会。

序言

3G问题讨论在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同时也正成为许多话题的聚焦点。

2004年的岁末，中国电信业发生了一场围绕3G问题的大辩论。3G在一些很专业的学者和政府管理者的眼中，已经有了一些大致的脉络和思路。但是当这些问题的讨论突然爆发出来时，每个人又会感觉到一点点吃惊。实际上，3G在真正的技术、学术问题上，讨论的价值已经不是很大。3G是有可能改变我们的经济进程以及具备了重画产业版图的力量所在。

《第一财经日报》关心类似命题，也非常希望能够搭起一个平台，让我们的专家、学者，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学术层面、产业层面都畅所欲言。

辩论双方的代表人物分别是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和北邮信息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阚凯力教授。按照计划，胡鞍钢和阚凯力两位教授将在2月4日的民间研讨会上就3G问题发言。该研讨会因此成为整个业界关注的焦点。虽然直至大会结束，胡、阚都未出席，让人感到遗憾，但直接参与大辩论的其他几位专家皆出席研讨会。

研讨会上，众多专家就3G是不是革命性的技术、3G是否可以降低运营成本、3G在国际范围内是成熟了还是刚起步、3G在中国是不是外国的实验田，以及是学者被“俘获”还是国家被“俘获”等观点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3G“右派” 3G该在适当时机上马

我觉得摆在中国面前的3G是一个百年难遇的机遇。有的人认为，3G的技术早已成熟，3G市场早已成熟，早就该发牌照了。可我认为3G应该在适当的时机上马。

所谓适当的时机我认为有三个条件：一是中国政府进行完实验；二是解决知识产权的问题；三是对移动多媒体业务进行培训。

我觉得中国需要适时上马3G，而且是几个条件具备了以后才可以大规模地开始。

谨防中国成为外国实验场

中国3G叫得最响，我觉得很是莫名其妙。在英国、美国，尽管他们在运营实实在在的3G，但没有什么声音。李嘉诚也在做3G，投入也很大。他现在的愿望只是，今年不赔钱，能够有一些盈利。

我是搞技术的，对市场不是太懂。我主要想谈一下知识产权。我到英国开会，英国称中国是“技术克隆”超级大国。中国现在拥有全球最大的手机市场，但是却要向国外厂商支付高额的专利费。这有些让人感到痛心，中国不能仅仅成为电信大国，而要成为强国。

美国有人在做3G，但规模非常小。为什么？我在欧洲考察了十几个国家。我问他们的运营商，既然已经买了执照，为什么不大规模发展？你花了几百个亿，却跑到中国来“鼓捣”，而是不在你们国家？现在看来，他们都把中国作为3G实验场。

中国如果3G产业发展起来，就会影响全球。2G时代，我们使用了GSM，全球基本上都倒向GSM。而中国起来以后，外国专利拥有者又可以出来收钱了，这正是他们呼唤3G的如意算盘。

问题是，老百姓对3G迫切需要吗？我没有看到。韩国的CDMA2000市场很大，但老百姓仍旧把它当2G用。在3G上，国家不可能投入。现在国家在政策上只是作一些引导。这个投入主要还是靠企业，看企业能不能适应市场需求。

发放牌照可以采取n-1方式

3G在中国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价值有多大？我个人认为，3G确实对中国信息产业(包括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起到了带动作用。但是还没有大到信息化代替工业化，放大的结果往往使决策者的讨论走向偏离。

今天，在整个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过程当中，3G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如果盲目放大，就觉得3G牌照发放后，中国就可以迈向一个新的台阶，其实不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3G的信息意义和商业作用。假设我们今天这个3G牌照发放给一家非国有企业，而且规定它只许运营不许交易，那么我们试想一下这家公司要不要这个3G牌照。我们现在国有电信运营商或者是电信设备商，他们在3G面前是一个什么态度？国有电信运营商为什么要牌照？

我本人非常支持国有运营商一定要拿牌照。一是因为有利于公司化；第二点有利于业务的多元化；第三点本身的技术特点和服务特点，有利于中国电信运营商开辟新的市场和渠道；第四点，3G牌照有利于国有企业可以搞一些业务兼并、公司之间的兼并和并购。

我本人比较疑惑的就是国有运营商为什么要拿3G牌照？国有电信运营商拿的是股东的钱。特别是国有电信运营商大股东都是国有资本，就是说股东的利益不是海外投资人，而是国有资本。不管是亏损还是盈利，反正都是国有资本从左手移到右手来，存量不变。我跟海外的投资基金接触的时候，大家只关心一个，就是中国运营商什么时候上3G，而并没有关心上了3G以后可以挣多少钱。

第三个是3G牌照不得不早发的理由。根据WTO承诺，所有加入国必须对第三方开放市场，而且在很多领域是无条件的。中国加入WTO已经第四年了，如果不遵守这个协议的话，就没有遵守中国进入国际化的基本准则。

再一点，通过信息化推进中国的国际化。3G的技术和服务更接近于国际化。从这一点来看3G牌照早发比晚发要好。

最后是关于胡鞍钢教授的观点，我需要跟他进行探讨。我认为3G对就业的影响有限。因为3G推出以后影响的主要是高端技术，对低端市场没有太大的影响。关于“国家被俘获”这个观点，如果3G早发，我倒认为是国家被俘获了，3G牌照晚发国家反而没有被俘获。我承认有“俘获”这个词，但是我们的用法不一样。

还有一点，我认为3G牌照年底前发放比较合适。第二，我还是主张我以前提出的观点就是n减1的模式。第三点在3G牌照发放之前解决好IPR的问题。

增值业务是3G网络关键

我支持胡鞍钢的观点，国家应该尽快发放3G牌照。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同时中国上3G可以带来上万亿元的采购市场。国信办的报告还没有出来以前，美国的商务部就和国务院进行过谈判，中国谈3G显然不能仅仅从中国国情来考虑，要用国际视野来看问题。

我赞成尽快上3G，主要是从三个层面下论证：宏观经济层面、产业层面和市场层面。

对于宏观经济层面来说，主要应该探讨政府关心什么：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社会稳定等等。任何一种新的技术进入市场，政府都不应该干预，而是鼓励。我们站在更宏观的角度来讲，3G是一个企业层面的问题。我不是很赞成运营牌照拍卖这种方式，因为我国的运营商都是国有控股企业，把国家投资的钱拿来，买这个许可证，只是从左手转到了右手，没有实际意义。只有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拍卖是有意义的。

通信行业具有自然垄断的特征。很难说现在哪个运营商是赢家，我们评价哪个运营商做得好，哪个做得不好，都很难讲，因为是国家通过政策调控而让他们做得好或不好。比如沃尔玛，做几千万美元生意，可以只挣几美分钱，如果有的连锁经营企业，规模做不到沃尔玛，做几千万美元生意才赚几美分钱就自下而上不下去。所以这个市场就是谁先进来谁就是老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监管的必要性就很重要。

去年4月份信产部开了一个协调会，希望将电信资费定价权交给运营商，就只管互联互通和企业结算的费用。但铁通、网通认为信产部不管不行。电信行业具备这样的特点：平时政府要扶持幼小的，它才能生存。

还有一个就是市场层面的问题。大家都非常关注3G有没有市场，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论证，我个人一直有一个观点，3G的应用是第一次把互联网和移动通信平台打通了。我们现在不要怕没有业务，这里一个辩论的观点，有人说欧洲调查的结果是每个用户的通信费用80%来自非语音服务，于是就容易产生一个误区，很多人说其上了3G网，结果80%的收入来自于不到20%的应用，大量3G带宽是在用于看电视、上网等业务，于是这就使很多运营商产生了犹豫。但是，我们应该看到3G如果和移动通信平台结合，会使得互联网经营的网络模式从免费变成可收费的。

另外，我反对因为通信费用80%是数据业务而不上3G的观点。例如现在的手机因为有数码功能，但我并不使用这项功能，但有数码功能的手机却已经相当普及。如果你懂得经济规律，上3G不会有错。对于3G来讲，我们与其讨论很具体或宏观的东西，不如扎扎实实研究一下3G时代的业务如何创新。新的业务对运营商会有很大的帮助。现在很多制造商都在想办法，希望运营商买他们的设备，但是如果他们告诉运营商拿着我们的设备就可以挖到金子，运营商会毫不犹豫地掏钱，如果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对我们未来3G市场会很有利。

3G不应该概念化

现在3G问题在很大程度被作为一个概念来看待。我想很多在谈论3G的人对技术并不非常了解。当电信网络从2G进入2.5G的时候，可能会有大量终端用户更换手机。而到了3G网络则需要把手机终端和基站全部换掉，这是一笔巨大的投资。这样会使运营商背上巨大的负担，并有可能因此破产。所以3G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重大的经营问题。3G技术今天并不是最先进的，还有更多技术推出来，但这只是一个开始。

我承认3G牌照的发放是被利益驱动的，但是如果看一下两年前和今天的现状，这里的利益驱动并不一样。现在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并不希望拥有3G牌照，因为他们的网络本身已经是2.75G，已经在经营3G业务。真正推进3G的是外国移动通信设备厂商。这其中有巨大的专利许可费用以及重大的经济利益在里面。我们在推进3G的时候应该在公众利益、国家利益和真正的厂商利益之间找一个平衡点。政府决定上3G的时候一定要作出自己的判断。

两张移动运营牌照够不够，这个竞争充分不充分？如果多增加一张或者两张移动牌照，市场竞争会更充分，我觉得这是一个核心问题。我国电信市场的价格竞争已经很充分了。大家真正关心的是，多发一些牌照是不是这个价格可以便宜一些。竞争的数量增加了以后这个肯定会下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赞成多发一些牌照，多发一些民营的牌照是应该的，这样可以增加市场的竞争。我非常赞同胡鞍钢教授的观点，如果胡鞍钢教授进一步提出这件事情会非常的有价值。我觉得这一点上他的思路是对的。

我对胡鞍钢的报告持赞成的态度。我觉得他的报告提出有利于推动中国电信行业的制定以及发展。

3G到了该上的时候

3G技术属于战略性和实用性的结合问题。3G网上了以后，成本大概可以便宜30%~40%。中国移动通信预计到2010年的市场是6亿多用户。我们现在的容量只满足一半，还有一半的容量靠我们不断建设。

第二个观点，一个市场里面两家运营商的结构是不科学的，三家或者四家比较科学。

还有一个是TD-SCDMA的问题。通常的规律时，先做产品，有了产品优势再在技术上做一些研发，然后就是控制标准。像华为、中兴还是第二个阶段。而大唐还是靠国家支持来控制这个标准。

总的来讲，现在应该到了该决策的时候。我希望在座的各位专家能够在3G牌照的发放、3G怎样推动产业的应用等问题上多做一些工作。

3G将加快我国体制改革中的资源配置优化

思想界和学术界如此全方位地参与3G讨论，这本身就是非常积极的态度。我们从不同角度看，国内外都看到了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消费者、投资者、政府机构等等。

第一是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就是市场能不能被启发出来，中国有巨大的存量资产。供给问题在高科技产业里面技术不是唯一因素。在多种技术可以选择的情况之下，不同竞争模式非常重要。

第二就是成本效益。大家算收入的时候有很多版本，包括纵向的扩展和横向的延伸；还有成本问题，包括资源形成方面是几张牌照、几个网、大概投资资本多少等等。

第三就是关于创新的问题。我们最近也是很关注，就是胡教授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中国电信业的情况是：第一是存量极其巨大，并且产量也巨大；第二是国有企业为主导；第三是政府的关联性使得我们在竞争模式方面极其不同；还有第四个特点，就是差异极其巨大。因此在创新方面，中国发展3G是一个独特的道路。我们也是需要看竞争对手，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我们的国情和行情。

还有一个就是体制改革。我国是一个转型国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对外开放关键时期，面临一个非常重大机遇的选择，这里出现一些分歧不足为奇。

最后我想谈政府政策的问题。中国3G决策确实不像欧美国家一样纯粹是一个产业的决策，而是站在一个很有高度的认识上。我同意技术学者从技术层面的分析，可能3G不是一个革命性的体系，但是我们要知道整个产业的命脉很多是改革层面的。我曾经在去年10月份的会议上给大家分析，中国政府扮演了行业分配的决策、行业监管的决策角色，它也是一个技术供给者。基础网络不宜过多。从资源配置优化的角度来说不适合搞更多的网络。我们今年已经非常重要在互联网层面和电信增值领域对环境的塑造。在今年到明年之间，一个有关中国互联网产业和电信增值环境纲要性的文件将出台。

可能3G并不是我们走向信息化社会的最好机会，也可能不是必经之路，但是却给了我们一个台阶。重要的是，政府部门在权衡各种风险时，也要考虑最广大群众享受科技进步成果的权利。

3G颠覆互联网盈利模式

为什么3G这么重要呢？因此3G是第一次把移动通信网和互联网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颠覆性的变化，将颠覆互联网的盈利模式。

现在，到底3G成熟不成熟呢？特别是TD-SCDMA，从技术来讲，中国两次测试也证明了基本上是成熟的。从欧洲看来，3G用得并不多，但是它带起了移动和互联网的结合。

中国情况比较复杂，几大运营商都国有控股，怎样保证各方面的利益，保证国家的资产不流失？我想胡鞍钢教授的文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3G这么大的政策问题上，到底我们决策层该做什么，由谁决定？是不是由运营商决定？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而且还是市场经济体制。胡鞍钢就是讲怎么把决策的过程更透明化、公正化。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先例。（杨国强 陆悦）

《第一财经日报》2005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