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资源部通过对2004年9月以来的用地进行检查发现，一些城市的违法用地少的在60％左右，多的甚至在90％以上。而据介绍，严重土地违法多与地方政府有关。对此，国土资源部对各地下达了查处土地违法案件的“量化指标”，要求省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要在6月份公开、依法、严肃查处3起以上严重土地违法案件，年底前要达到8起以上。（6月7日新华社报道）

量化指标的基础是对指标进行科学论证、认真测算和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保证指标的科学性是“量化指标”的首要前提。然而，在“一些城市的违法用地少的在60％左右，多的甚至在90％以上”的境况下，一个省级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一年的执法“任务”仅仅是“8起以上”，这个“量化指标”有多少科学性而言？而即使完成了“任务”，达到了“量化指标”，又能有多大的现实意义？

统一的量化指标，这一悖论本身就说明了这种公共政策是缺少效率的。抛开这个悖论不说，退一万步讲，即使这一“量化指标”是科学的，那么，在处于“强势”的地方政府面前，这寥寥“8起以上”对于处于夹缝中的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来说，是否也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担心不无道理。既然严重土地违法“多与地方政府有关”，那我们很简单的就可以推出这样一个等式：即查处违法案件，就是查处地方政府。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这条小胳膊，能拧得过地方政府这条大腿吗？玄。

对于指标的过分依赖，可以说已经成为当前公共治理中的一个通病。留京，需要指标；义务献血，也有指标，而给查处卖淫嫖娼、车辆违章等公共治理行为定罚款指标，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现在，国土资源部也拿出“量化指标”这最后一招杀手锏，让人感觉到作为主管部门已经到了几近无奈的地步。

如果土地资源与“政绩化”不能彻底脱钩，如果政府作为土地违法主体的局面得不到根本扭转，那么，看上去很“凶”的“量化指标”难逃无疾而终的宿命。  （石敬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