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青藏铁路将开通试运营。与坚守一线全线上万名建设者一样，作为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专家咨询组组长的张鲁新，“五一”假期并不轻闲。在总指专家办公室，张鲁新盯着电脑不断处理冻土观测数据，桌上电话来电频频。

张鲁新是青藏铁路线上坚守时间最长的建设者，59岁人生里，雪域守望36度春秋，只为解决“冻土”这一建设高原铁路世界性难题。

可以说，张鲁新是我国最艰苦的一代科学家。面对高寒缺氧，他始终以战斗者的姿态，默默无闻、甚至不惜生命，在茫茫雪域，用智慧的力量，为“高原铁龙”引路保航。

情定雪域

平均海拔4000米，位于“生命禁区”，建设世界海拔最高、难度最大的高原铁路，张鲁新的命运与冻土紧密相联。

建设青藏铁路必须确保冻土的热稳定性。世界上在冻土区修筑铁路已有百年历史，但效果都差强人意。据俄罗斯1994年调查，上世纪70年代建成的第二条西伯利亚铁路，线路病害率达27％。运营近百年历史的第一条西伯利亚铁路，1996年调查的线路病害率达45％。

为建设青藏铁路，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铁道部就在青藏高原海拔4800多米的地方，建立了冻土科研基地－－风火山观测站。

1970年，张鲁新从唐山铁道学院工程地质专业毕业后，投身铁路建设事业，开始涉足多年冻土地区的工程技术工作。他最灿烂的青春年华，就是在风火山和唐古拉度过的。

研究冻土，面对的不仅仅是精神的考验。艰苦创业的回忆成为张鲁新人生历程宝贵的财富。

为确定冻土性质进行地质化验，张鲁新和另一同伴一年曾挖437个试坑。在海拔4800米以上的高原，呼吸正常人一半的氧气，一个试坑挖下来，每次都累得气喘嘘嘘。

他们没雇临时工，就是招来临时工也吃不了那份苦。进行有关冻土的全方位调查，他们每天单调地重复着：一天走十几里路，挖坑、试验、填图。

为确定青藏铁路路线方案，1975年，张鲁新和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程国栋等7人去错那湖一带考察。

开始他们坐解放牌卡车，卡车陷进去了，他们又骑马，马匹陷进去了，他们又步行。在雪域荒原考察，往往几天不见人烟，只有地上的野驴和天上的苍鹰与他们作伴。

在那种寂寞难耐的环境中，他们在冻土区南界整整坚持了8个月。虽然享受政府特批，但每月供应他们的，也仅是一斤白糖，一包茶叶，几瓶军用罐头。

三根火柴：与死神擦肩

进行高原冻土研究，茫茫雪域，孤独与危险时时相伴。

1976年7月，张鲁新一行三人到尺曲河一带考察。一场暴风雪突然袭来，搅得天昏地暗，他们迷失了方向。

暴风雪停止了，乌云没有散去。他们意识到越走越远，越走越感到危险，最后只好无奈地坐在一个山坳里等待同志们来解救。白天与黑夜交替了两个轮回……

张鲁新平时喜欢吃糖，衣袋里放着的3块糖，那是他们3人的唯一食粮。

大本营里，程国栋等人苦苦久等二天不见张鲁新归来，预感到出事，急忙带人出来寻找，当时程国栋急得大哭。

为了找到张鲁新，他决定兵分三路，打着火把，顶着夜色，在空旷的荒原里他们含着眼泪高喊着张鲁新的名字。

黑夜里，张鲁新3人已经筋疲力尽，他们听到了远处同事的呼喊声，却无力回应。

“怎么办？我们等死吗？”

“火柴盒里还有三根火柴，用火柴给同志们发个信号去。”

没有料到，第一根火柴划着后即被风吹灭了。同伴急忙要划第二根，但被张鲁新制止了。

张鲁新说：“你不是还有一个纸烟盒吗？把纸烟盒撕成3个纸条，用火柴点燃纸条，一条接一条地燃下去，同志们或许会发现我们。”

同伴照此而行，终于发出了生命的信号。沉沉黑夜中的那一丝亮光，被程国栋发现了，于是，从死亡线上为未来的青藏铁路救回了一位科技之星。

已记不得多少次与死神擦肩。张鲁新科学考察中，遭过土匪抢劫，因身上没有财物，躲过一难；他曾因食物中毒，吐了两天两夜，在高原上硬挺着活了下来；一次途经唐古拉山，大雪封山半尺多厚，司机不敢开车前进，张鲁新下车前面趟路引导司机开车，风雪中跋涉30公里，最终冲出死神魔掌……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工程技术与国家财力的问题，青藏铁路在中途的驿站－－格尔木划上休止符。

从事青藏铁路冻土研究的100多名专家，相继调走、改行、退休。张鲁新与少数人坚持留了下来，怀着坚定的信念继续守望雪域，一切付出只为看到通车的那一天。

因为家人无私的爱

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建设正式开工，张鲁新被聘为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专家组组长，成为筑路大军“军师”的他，以工地与总指为家，与妻子见面的日子更少了。

离别相思，在妻子李郁芬的生活里，早以习以为常。1974年冬，他们婚后才一个星期，张鲁新便上了高原。此一别整整3年未见。

1977年，李郁芬调到兰州市邮政局当了一名信件分拣工。爱人到兰州时，张鲁新还在风火山工地，是他的朋友到车站举着写有李郁芬的牌子将她接回。

对此，李郁芬没有怨言。既然嫁给了张鲁新，也理所当然地把爱献给高原。

1978年底，他们有了儿子张楠。儿子刚满月，张鲁新就上了唐古拉。到1980年春节他下山时，孩子都会到处跑了，儿子见到陌生的爸爸直喊“叔叔”，硬是不让进门。

就是这样，妻子也没埋怨过不顾家的丈夫。她知道，在冻土研究和家庭之间，丈夫倾向于前者。

为此，张鲁新曾被邻居们批评：“老张，你好狠心呀，你一年四季不在家，妻子下着雨去买粮，一手打着伞，一手提着粮，打伞的臂弯里还要坐着你的儿子，负重爬6楼，你心疼不心疼？”为此，他难过地哭了一场。但几天之后，他还是又上了高原。

张鲁新母亲也是一位知识分子。1975年1月，父亲给他来信说，母亲患直肠癌到了后期，希望他回来和母亲见上一面。

张鲁新从西藏赶回山东，刚刚坐在母亲的病床前，母亲说：“新儿，你为何不把外语书带来？研究冻土，不以苏联的冻土作参考你还研究什么冻土？研究苏联冻土，不学习俄语，你怎么去研究？”

这样，回家的半个月，照顾母亲和学习俄语成为张鲁新的双重任务。母亲看到儿子很努力，十分欣慰：“待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回来了，好男儿志在四方，对于你们这一代人来说，事业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1975年11月，母亲去世了。那时张鲁新正在西藏那曲的大草原。母亲弥留之际，留给张鲁新的话是：“新儿，西藏是个很好的地方，你要在那里安心工作。”没能最后与母亲诀别，这是一道张鲁新心中永远的伤痛。

家人无私的爱，赋予张鲁新事业追求强大的动力。办公室内，一叠叠来自国际、国内的证书与荣誉，证实张鲁新36年雪域高原孤独坚守的成就，让他实现个人对国家的最大价值。

想家时，只能轻抚相册，或电话传音。但张鲁新是幸运的，建设青藏铁路成功破解“冻土”这一世界性难题，几代科学家的努力与梦想，他能亲历与见证。

儿子张楠今年28岁，他并不了解父亲张鲁新。在他的人生中，父亲和他生活时间的总和还不到两年，他甚至不知道父亲在做什么工作。

大学毕业后，张楠赴俄罗斯留学，取得硕士学位，而后赴英国留学，并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不久前，张楠走上青藏高原，他说，我要了解一个真实的爸爸。

领略了高原的壮阔雄美，感受了高原的艰苦卓绝，看到青藏铁路如巨龙腾跃而起时，张楠感到无比骄傲。他说，最难忘父亲三根火柴的故事，它是青藏铁路建设者报国精神的浓缩，这使我懂得了一个留学青年该怎样去热爱自己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