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只有在评“文学奖”时候，文学才有了它存在的意义。刚结束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没有得到太多关注，却引来文学圈内一片争议声。

在一个物质主义盛行的年代里，我们对文学的感受方式和文学表述方式越来越没有耐心，却长期被各种各样的文学奖(国际和国内的，官方和民间的)所诱惑、折磨。刚刚公布的两项国家奖：“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又一次使一大群人躁动不安。

文学奖不是文学，就像“白马非马”一样。因此，媒体及大众对各种“文学奖”的关注，并不是对文学的关注。文学与文学奖的根本区别在于，文学是一种引人注目的语言现象。文学奖则是一种刺激和召唤机制。文学通过语言的奇异搭配，乃至反日常化的使用，来引起人们的关注。而文学奖恰恰相反，它是将这种反常化的语言艺术功能日常化、功利化、单一化。它试图通过语言艺术之外的诱惑，来挽救这一艺术门类式微的局面，同时维护管理机制控制下的单一意义体系。

就文学的本质而言，它应该是无需刺激和奖励的领域。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是一种自发的审美创造。19世纪大师辈出的时代，并没有什么文学奖。文学奖的大量出现，大概是进入“机器复制时代”之后的事情。

今天，文学的衰落和无力，与文学奖的蓬勃发展，构成了一种奇异的对偶关系。于是，我们看到的只有花样繁多文学奖，而看不到真正的文学。“文学性”的当然还有，但已经悄悄转移了。

文学奖的刺激和召唤机制可能产生两种结果，一是促使语言艺术的继续发展；二是催生人们的利用文学满足功利的欲望。

就第一点而言，我认为希望越来越渺茫。文学功能已经大有被各种现代技术媒介所取代的趋势，它只能越来越边缘化。设立各种文学奖，是对文学边缘化状况的一种无力的抵抗。因此，恰恰是在第二点上，文学生产还蕴含着无限生机。

有两种方式为文学生产提供支持，一是市场的符号诱惑，文学创作的最终结果变成了符号生产。二是官方专家的鉴定书，或者奖项。它既是官方提倡的美学生产的范本，又是作者曲折地进入市场的通行证。因此，在当代的文学评价中，单纯美学思想是行不通的。

既然文学奖的意义不在文学本身，那么它的功能是外在于美学的，甚至外在于娱乐和教育的。我称之为“附加功能”，而不是纯功能。这种附加功能，往往以一种权力形式表现出来。获得国家奖项，首先就意味着作者的工作代表了国家的最高水准，他可以同时获得各种荣誉和利益，比如各级政府的连续奖励；比如在工作单位中各种待遇的提高，因为他为单位的存在的合法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明。因此，某一单位职工的获奖，也就意味着这个单位的获奖；因此，评奖工作经常会有单位领导不同程度的介入。获奖作者不但分享了国家最高荣誉，而且还享用了各种公共资源。

将这种荣誉和资源分配给少数几个人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公众有没有权力对此进行质询？评委的公信力何在？这些成为当代文学奖引人注目的重要原因。

由于文学奖的评选，如今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审美鉴赏能力的问题，而是公共资源利用是否合理的问题，因此，在评奖过程之中，杜绝黑箱操作，提倡程序公开和公正，其意义要远远大于对一些作家个人才能的褒奖。几年前的“长江读书奖”(一个民间学术奖)在评奖程序上出了问题，结果引起公愤。

即使那些五花八门的民间奖项和部门奖项，也应该受到公众的质询。他们动辄就打着“中国某某文学大奖”的旗号，实际情况往往是，几个人弄到一笔赞助，然后进行黑箱操作。相对而言，对国家大奖的质疑的声音是隐晦的、低调的，原因在于它是国家奖项，人们的发言还是有所克制和顾忌的。

在这样环境下的大众与媒体，只能把注意力转移到关注评奖这一公众事件背后的秘密。就像媒体和大众对中超最大的兴趣已经转移到了黑哨和赌球，而没有人再在意足球本身。（文/张柠，为广东省作家协会成员，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