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委员会——撑起战时中国经济

资源委员会实际上是战时国民政府的最高经济领导部门，它不但支撑了中国的抗战，而且为战后的中国工业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1931年冬，“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了几个月。时任国民政府秘书兼教育部次长的钱昌照向蒋介石提出，日本侵华趋势日益明显，应该建立一个国防设计的机构来统筹计划抗战工作。蒋介石表示同意，并决定由他来筹备这个工作。

蒋介石与日本人的遭际，可以回溯到北伐时。1928年5月，北伐军与日军第六师团在济南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日军大肆屠杀中国军民及外交官员，史称“五三”惨案。

北伐后，军阀间的战争并没有结束，直至“九·一八”的前一年，蒋介石还在与冯玉祥、阎锡山进行中原大战，根本没有精力来抓对日备战。此时“九·一八”炮响，痛定思痛，蒋介石决定采纳他的军事顾问蒋百里的抗战观念，决定争取时间备战，从长计议。

所以，蒋介石对建立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建议很感兴趣。

1932年10月，国防设计委员会建立起来。蒋自己兼任委员长，翁文灏出任秘书长，钱昌照任副秘书长。其他委员都是当时社会各方面的贤达之士：胡适、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黼、何廉、陶孟和、王世杰、周鲠生、钱端升、吴鼎昌……再加一些金融实业人士以及少部分国民党党务人员组成，真可谓是一个超豪华阵容。

这是一个秘密机构，不挂牌，信封不印机构名称，一切活动都不公开，由于办公地点设在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旧址南京三元巷二号，故对外以“三元巷二号”称之。

据当时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后来资源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吴兆洪回忆，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厅下设三个处共八个组。“三处是秘书、调查和统计处；八组是军事、国际、文化、经济及财政、原料及制度、制造及运输、人口土地及食粮和专门人材调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李学通对资源委员会有过深入研究，他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资源委员会的工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一阶段是备战，主要是搞调查；第二阶段，特别是1937年“八·一三”事件之后到1938年之前的半年，主要是做抗战初期的经济转移，也叫经济内迁；第三阶段，是1938年之后到抗日战争结束，是搞大后方经济建设。”

第一阶段的调查，被李学通称为中国“第一次知识分子做的普查工作”。比如工业经济调查，由经济专家刘大钧主持，调查中国究竟有多少工厂，多少人，生产能力有多大；人材调查，中国都有多少大学毕业生？哪个学校毕业的，学什么专业，过去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通讯地址是什么？一旦开战如何使用这些人？ 这些工作都是中国多少年以来从没有做过的事。

此外还有外交方面的调查，主要由外交部门来进行，摸清楚中日一旦开战，各国会是什么态度。

1935年以后，国民党对军事机构进行大的改组。国防设计委员会转为资源委员会，工作的内容已经从原来的参谋的性质转变为一个工业建设机构。

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从多方面进行备战。1936年，借蒋介石的50岁生日之机，全国搞了一个“献机祝寿”运动，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抗日战争研究》前主编曾景忠介绍说，当时许多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是从工资里按比例扣“祝寿金”的。这些钱，一共为中国空军筹得了100架飞机，并于1939年在贵州的大定县建起了中国的第一个飞机发动机工厂。

1937年战争全面爆发。资源委员会面临的首要工作是组织沿海工矿企业的内迁。

第一步，是将原来东部沿海的厂矿迁到二线，即湖北、江西、湖南一带，进口德国的设备，按计划在湖南湘潭、江西赣南等地建设钢铁厂、电器厂等。“当时很多工业基地的场地都平好了，交通都建立好了。但是，不久南京陷落，迁到二线的工厂，又继续内迁了。这就是为什么湖南湘潭、株洲解放后会成为工业中心的原因。”李学通说。

从二线迁出的工厂，最后到了三线，也就是四川、贵州、云南等地。再度内迁与大后方的建设为后来60年代的三线建设打下了基础，包括今天的四川长虹，玉门油矿等。同时也为后来中国搞石油建设培养了技术人员。

应该提及的是资源委员会一直负责与外国的易货贸易，先是德国，后来是苏联和美国。易货贸易即拿中国生产的农产品、矿产品换外国的武器和工业设备。当时的滇缅公路上，运进来的，是武器枪炮，运出去的，是钨、锑、锡等矿砂，和鸡蛋、猪鬃等物资。易货贸易给资源委员会积累了很多外汇、设备和技术，这是资源委员会举办工业的本钱。

抗战胜利后，资源委员会通过对敌占区，特别是东北、华北、台湾这几个主要地区的接收，急剧膨胀，不仅控制了重工业，还扩张到轻工业和食品工业。

在抗战胜利后，资源委员会已发展成为一个下辖121个总公司，近1000个生产单位，拥有技术和管理人员32000余人，技术工人22.6万多人的工业建设机构，其行业跨越煤矿、电业、石油、钢铁、有色金属矿、电工、机械、水泥及耐火材料、化工、纸厂、糖厂等工业部门。

解放战争中，国民党节节败退，资源委员会内部发生分化，当时的资源委员会负责人召开秘密会议，统一思想，终于成功起义，为新中国的建设保存了很好的基础。 (吴飞)

翁文灏——从书生到战时经济部长

作为一介书生，地质学家翁文灏当年的声誉不在胡适之下。然而后来翁文灏却将他的才华和精力全部用在了从政上，他实际成为中国国民政府战时经济的最高负责人

1937年3月27日，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接到通知，要他出任中国政府赴英国使团的秘书长。

中国使团此次去，是为出席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特使为孔祥熙。这位乔治六世，因他“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哥哥爱德华八世(即后来的温莎公爵)自愿放弃王位而当上国王，典礼预计在5月举行。

翁文灏虽然早就知道自己会参加这个使团，但对被任命为使团秘书长还是大吃一惊。据李学通所著《书生从政 翁文灏》中所记载，翁急忙面见蒋介石，说希望把他的头衔改成参赞，因为“孔(祥熙)不会要我管事，我也不愿管他的事”。而蒋却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你们各有不同的任务。孔做什么你不用过问，你的工作直接对我负责，也不必报告给孔。”

蒋介石对翁文灏交待的任务，是在日本不断加紧侵略中国，中日难免一战的情势下，打探欧洲各国将对日本采取什么对策。

此前，翁文灏还出任过国民政府的另一个重要职务，这在当时是秘密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更名为资源委员会)秘书长。

组建资源委员会：学者投入备战

李学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研究员，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了这个在中国现代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资源委员会和翁文灏与它的渊源。

“1931年的‘九·一八’以后，国民党就开始备战了。蒋介石很清楚，中国最终不免要和日本有一战。但是以当时中国的情况跟日本打，恐怕不是对方的对手。战争也不能只从军事上进行考虑，要进行经济上的准备。

“这里就要提到钱昌照。钱昌照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去英国留过学，学政治经济学，当时任国民政府的教育部次长。同时他又和黄郛是连襟，也就是说，黄郛的夫人与钱的夫人是姐妹。而黄郛是又蒋介石的拜把兄弟，当过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这样，钱昌照的许多主意，可以直接到蒋介石那里。当蒋让钱操作这件事时，他就提出可以成立一个叫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机构，他给蒋介石推荐的人选，就是翁文灏。

“而翁文灏，当时是中国最知名的学者之一。他既是中国前清的秀才，又是在比利时完成学业的地质学博士。从欧洲回国后，他主持过中国的矿产资源调查和周口店的猿人遗址调查，是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在国内外的学术界都享有盛誉。他的知名度，当时不在胡适之下。但是，他素来与政治无缘。

“也正因为如此，蒋介石相中了他。当时国民党政权根基在南方，而且用的人也基本是国民党内的，而翁是北方的知识分子。蒋也是想通过翁来拉拢北方的一批知识分子，让他们靠近南京政府，包括胡适他们这一派的自由知识分子。

“于是蒋请他，包括和翁文灏比较熟的张季鸾等人，到庐山来讲课，那时已经到了1932年。在庐山见到蒋介石以后，翁对蒋说要调查中国的资源，蒋很受听，两人谈得很投机。后来蒋说，‘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这个主任我来做，你来做秘书长’，但翁却不愿意，他希望还在北京继续搞他的地质调查。最后的结果，翁文灏还是接受了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一职，但人留在北京，让钱昌照当副秘书长，在南京主持委员会实际的工作。”

在钱昌照后来写的回忆录中，提到国防设计委员会是成立于1932年11月1日，隶属于国民政府的参谋本部，是个秘密机构。“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都是有军衔的，翁文灏是中将，”李学通说。到了1935年4月，战争形势更加趋紧，国防设计委员会更名为资源委员会，改隶属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

委员会成立后，前期主要工作是进行中国的资源调查。翁文灏“聘请了一大批中国一流的知识分子学者，包括胡适、丁文江、陶孟和等等，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是翁来请，由蒋批准。”李学通说。

这之后，翁还主持过河南焦作中福煤矿的整理工作。1935年他被蒋介石任命为行政院秘书长。当1937年3月他被任命为赴英中国使团的秘书长时，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已经岌岌可危。

1937年4月2日，翁文灏随中国使团从上海登上客轮前往欧洲，5月3日方到达英国。在英、法、德、苏等几国中的经历，翁后来都在回忆录中有所叙述。在英国，翁拜访即将就任首相的张伯伦和外相艾登时，这两人告诉他，中日战事一开，英国决不会参加，请中国不要盼望英国的帮助。当时的大英帝国，面对来自德国的压力自顾不暇。而在法国，翁见到“政府极不稳固，觉得此种大事(指战争中援助中国)无从谈起”，倒是在德国，翁谈成了几笔以货易货的生意。当时正积极备战的德国人极需要产自中国的钨、锡、锑等矿砂，而中国则以矿砂等货物换来军火以及兵工厂和重工业的设备。

读到这段史料，令人不免奇怪，当时德国不是已经与日本签订了反共协定，结成了盟国吗？实际翁是对德国人表示了这种担忧的，而德国的一位副外长，对此的回答是，他可以担保德日之约绝不危及中国。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一些抗战历史照片，国民党军队戴的就是德式的钢盔，当时国民党军队中最精锐的部队，是用德国的武器武装起来的。”李学通说。

翁文灏到达苏联时，已经是6月27日。苏外长李维诺夫会见翁时，问道：“你们要和日本打仗，想请求苏联帮助，难道你忘记了你们一向对苏联的交情不好吗？”翁文灏讲述了唇亡齿寒的道理，并且表示日本入侵东三省，实际上苏联的利益已经受到了损害。李维诺夫于是提出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开展易货贸易的要求 对于中国的原材料，苏联也有迫切的需求。

等到翁文灏结束欧洲行回到国内时，已是1937年的9月，中日之间的战争已经全面爆发两个月了。

“总经理兼会计主任、营业主任兼跑街、记账员”

翁文灏甫一回国，即重新就任资源委员会秘书长，同时，他还是战时政府大本营第三部部长，负责国防工业。到1937年年底至1938年初，国民政府再度改组，翁文灏就任由第三部、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等合并成的经济部的部长。实际上，翁已经成了国民政府战时经济的最高负责人。

李学通在他的书中记载，翁当时半天在经济部办公，半天在资源委员会办公，中午到工矿调整处吃午餐兼办公，他的作风是亲历亲为，被下属称为“总经理兼会计主任、营业主任兼跑街、记账员”。

翁文灏领导的资源委员会对战争所做的贡献，本刊将有另文介绍。采访中，李学通特别向记者介绍的，是翁与中国石油工业的故事。谁都知道，石油在战争中的作用，有如血液对于人体，搞地质出身的翁文灏更是从上世纪20年代就开始在中国找石油。

“到1936年的时候，翁文灏已经知道玉门的石油很有希望了。1938年，他决定在玉门实施开发。但是他们所要的德国钻机，却陷在陕北，在共产党军队的手中。因为资源委员会此前曾经在陕北打过油井，红军一到，这些人和物当然也就被俘获了。当时翁文灏去武汉找周恩来，说既然国共合作，就请求把那两台钻机还回，周恩来同意了。后来，钻机就运到了玉门。

“为了招到石油工人，翁还特意找到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要求允许玉门周边各县的青年以开采石油代替去当壮丁。这样，王进喜等人就在那时到了玉门油田。后来中国搞石油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很多就是从玉门油田出来的。玉门实际成了后来中国石油工业的一个技术和人才基地。”

毕竟仍是书生

1934年2月16日，翁文灏在赴浙江进行地质调查的途中，遭遇车祸。翁的伤势极为严重，连头盖骨都撞得部分塌陷了。蒋介石听到消息，下令调动全国最好的医生，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翁救活。“这件事改变了翁与蒋的关系。如果说以前他们是君臣的关系，那么这件事之后，他对蒋介石有一种救命的报恩关系。按中国的传统，救命者如再生父母，他跟蒋介石再也没法分开了。”李学通说。

虽然与蒋介石有特殊关系，但翁文灏在领导资源委员会和后来当经济部长时，作风与国民党的官僚们迥然不同。在他管理的部门里，几乎看不见有什么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就是翁本人，也是在1938年被任命经济部长时，才由蒋介石亲自介绍加入国民党。翁奉行的是专家治国，工作人员也多是埋头技术潜心学术的知识分子。

在李学通写的《书生从政》中，引用了一段史料：翁领导的经济部机关直到1945年才正式成立国民党区党部。开成立会那天，翁说：“我这个党员是蒋总裁硬派给我当的，所以很不够格，也没什么话可讲。不过我今天只讲一句话，革命尚未成功，这句口头禅已念了多少年了？要念到哪一年才算完？同志仍须努力，你到底努力了些什么？望望总理这两句遗言，心里不感到惭愧吗？”说罢，他点头，退席。

有人曾评论翁文灏“极有行政才能”，但李学通对翁的评价是“毕竟是一个书生”。

“他在国民党内曾做到行政院长。那是在1948年，蒋介石‘行宪’，当时的国民党内，张群和何应钦为行政院长的位子打得不可开交。蒋介石于是想出让这个‘学者出身，在国际上非常有声誉，个人比较清廉’的翁文灏来出任行政院长。

“翁在党内没有什么力量，他在国民党内的很高地位靠的是蒋的信任。抗战时期，在1940年时，军统说他的一个手下有叛变嫌疑，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把人给抓了，气得翁连续给蒋介石上书辞职。

“他上任行政院长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发行金圆券。这件事后来完全失败，所以他只当了六个月行政院长就辞职了。

“国民党退出大陆后，他流亡海外，直到1951年方才返回祖国。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他后来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

翁文灏于1971年1月27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2岁。在此之前，他已经历过两次丧子之痛：1944年，时任空军飞行员的次子翁心翰在对日作战中殉国；1970年，他的长子，输油管道专家翁心源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