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历史中，有一群特殊的功臣不应被忘记：他们来自当时的敌国——日本，有的是坚信真理的无产阶级战士，有的曾是顽固的军国主义少年，有的还曾是凶残的日本兵，最后他们却都以自身的抗日义举创造了一段“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前田光繁就是他们中间最早成为“八路”的日本人之一。

被优待的日本俘虏

在东京赤坂的一处由东京都经营的住宅小楼里，记者见到了前田光繁。老人清癯矍铄，虽然年高89，但双目炯炯有神，一头银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我就是第一个日本八路”，老人一边打开一包新买的点心，一边向记者讲述着那段尘封很久的抗战记忆。

没到中国之前，与许多天真的日本年轻人一样，前田也曾经对军国主义深信不疑。当了一年海军之后，前田托人进入“满铁公司”来到中国沈阳。1938年7月29日，前田被派往河北省南部的一个叫做双庙的村子里监督采石。当晚，在村公所里，正在熟睡的前田被一支执行破坏铁路交通任务的八路军游击队俘虏了。

此前，日军一直宣传“如果被八路军抓住就要被打死”，前田被俘之后觉得自己死定了。然而令他奇怪的是，八路军没有打死他，却给他出示了一份优待俘虏的文件；更令他奇怪的是，八路军自己走路，却让他坐牛车或者马车；八路军自己吃小米，却给他吃大米饭、炒鸡蛋、猪肉和青菜；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山西武乡县王家峪村，他碰到了同样被保护得很好的俘虏小林和冈田。

前田回忆，当时其实已经有点开窍了，但是看到八路军使用的武器无非是旧步枪、毛瑟枪，再加上几挺机枪，实在不相信他们能打败日本，同时还顽固地认为“皇军是来帮助中国的”。最终的觉醒发生在一次去前线的过程中。在一个预定宿营的小村里，前田看到，村里的房子几乎被烧光，一家五口惨遭杀害……活生生的事实使得前田浑身颤抖，充满着“被欺骗的愤怒和对不起被害者的内疚。”而当幸存村民得知他们是日本人时，目光立刻充满了憎恨和仇视，在八路军指战员的拼命劝说下，民众最终把对准他们的枪口挪开。“如果自己的亲属被杀害、房子被烧光，心中将作何感想？”前田此刻才真正认识到：俘虏他的那个游击队长，因为自己是八路军才强忍着怒火没有开枪。由于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中国人反抗是天经地义的，这次经历彻底改变了他对中国抗战的看法。

觉醒后走上抗日之路

1939年1月2日，22岁的前田迎来了第二次人生。这一天，八路军前线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和警备部队在晋东南根据地欢度新年，汽灯刚刚点起，三个年轻人忽然登上了舞台，主持人介绍，这三人是“杉本一夫（前田被俘后所用名字）、小林武夫、冈田义雄，是日本同志。”三个人当着1000多名官兵的面发表了一则参军声明，前田至今还记得坐在前排的朱德总司令立刻站起来与他们握手，热烈欢迎他们加入八路军的情景；也记得他当时的豪言壮语：“日本军部和政府会骂我们是叛徒和卖国贼，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也是我们的光荣。因为我们所走的道路是真正正义的道路，是符合日本国家和民族利益的。”

这些“日本八路”除了少部分拿起枪奔赴前线，主要工作有两种：一是散发传单和慰问袋，二是使用电话和扩音器直接喊话。随着工作的进行，投诚的日本人不断增加，前田等人感到有组织地开展活动非常必要。1939年11月7日，第一个日本人反战组织“觉醒联盟”在山西辽县（即现在的左权县）麻田镇成立。随后，反战组织陆续建立，遍及敌后战场。到1942年，各地反战团体的代表来到延安，参加了“全华北反战团体大会”和“日本士兵代表大会”，“觉醒联盟”与其他反战组织合并，成立了反战同盟，后来又在日共创始人野坂参三的领导下改称在华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到抗日战争胜利为止，解放联盟共发展建立了2个地方协议会、4个地区协议会、20个支部，盟员达1000余人。

1941年5月，延安还建立了日本工农学校，野坂参三任校长。前田一直都在联盟总部工作，1942年夏天到1945年8月在延安还兼任日本工农学校的干部。先后有近500名日军战俘在这里学习，他们都曾受日本军国主义毒害，后来却都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日本人在华的反战组织，有些人还在战斗中牺牲。讲到这里，前田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一个包袱，里面是他收集的各种书籍、照片和中国朋友赠给他的字画。翻看那些老照片的时候，前田显得特别有精神，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在山西，朱总司令与他一起打球；老罗（罗瑞卿）在他生病时带来了奇缺的奎宁针；赴延安之前，老罗和左权将军在大院里设宴为他饯行。在延安，窑洞前纺线，宝塔山上开荒，延河水中洗澡，宝塔之下照相；亲自接待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观看他们的话剧《岛田上等兵》；学员伙食有羊肉、猪肉、粉条、豆腐、白面馒头、面条，而八路军的将领却天天吃小米饭……

战后半生心系中国

当记者问及前田抗战经历中最难忘的事情时，前田回忆道，那是1945年8月15日夜里，野坂参三打电话通知日本投降的消息。两百多名日本学员跳出被窝，冲到操场上，欢呼雀跃，流泪拥抱。

战后，解放联盟自行解散，半数日本人回国，而前田则选择留下来继续支援八路军的工作。1945年9月18日，一位老红军和前田带领250名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从延安出发，急行军赶赴东北，帮助进行大约200万日军和日本侨民的遣返工作。后来，前田又动员原日本航空教练队的成员支援我军第一个航校———东北航空学校，前田担任政治指导员，为培养我军第一代飞行员作出了巨大贡献。

1958年，前田和在航空学校认识的妻子回到了日本。京都的老家已经在战火中焚毁，前田准备到东京找份工作。然而，当时日本是岸信介内阁当权，由于在中国当过“八路”，前田经常被跟踪调查，以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有靠打工维持家用。记者了解到，前田干得最长的工作是锅炉工，一直干到80多岁才彻底退休，而妻子在记者采访的时候还在外边打工！虽然生活清苦，老人却从来不放过任何机会参加各种集会，讲述日军的侵略罪恶，讲述八路军的人道主义，呼吁珍视中日友好，还在锅炉房里完成了许多给左翼报刊的文章。

时光荏苒，逝者如斯。二战结束60年了，当年22岁的第一位“日本八路”已成耄耋老人。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老人两次回延安，每次都泪流满面又欣喜万分。其间，黄华曾赠给老人一幅手迹，上书“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道出了前田老人的心声。本月，这位老八路刚刚赴中国参加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活动，月底还要和儿子一起再到中国。老人最后告诉记者，八路军是举世无双的军队，一旦加入就会为她的作风所感动，再也不愿离开。加入八路军，是他一生最英明的决定，也是他一生一世的幸运。有生之年，他还将继续向中日两国的年轻人讲述自己特殊的一生。（曹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