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9日零时,刚刚从欧洲战场上撤下来的百万苏联红军征尘不洗,突然出现在伪满洲国的地平线上。素有“皇军之花”之称的日本关东军,以及其经营了10多年、规模堪比马奇诺防线的要塞群,很快被苏联红军的滚滚铁流一卷而过……
短短一个星期,日本在中国东北14年——局部地区长达40年的侵略经营土崩瓦解。8月18日,关东军投降。同日凌晨,伪满皇帝溥仪退位。
60年后,健在的原苏联红军老战士,谈起他们曾经给予日本侵略者的最后一击,胜利豪情溢于言表。
84岁的瓦西里·伊万诺夫,曾参加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的行动。今年5月8日,他受到了正在莫斯科参加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活动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亲切会见。
伊万诺夫拿出3张当时苏军在东北的作战路线图说:“苏军进攻一共有3条线路:第一路途经蒙古到长春、旅顺;第二路途经牡丹江到吉林、朝鲜;第三路途经佳木斯到哈尔滨。我在第三路。”
“当时,部队已在黑龙江前线部署好了。行动那天晚上下起了大雨。日军以为我们不会发起进攻,就放松警惕睡起大觉,结果被我们打了个措手不及。深夜1点多钟,我军强渡阿穆尔河(黑龙江),没有遇到任何阻击,天刚蒙蒙亮时就顺利到达同江,只一天时间就结束了战斗。”
“后来,我们开赴佳木斯。这里日本关东军比较多,抵抗比较顽强,战斗进行得很激烈,一共持续了7天,我们有35名战士牺牲。我亲手掩埋了一些阵亡的战士,心里很悲痛。”
“1945年8月22日,我军抵达哈尔滨,看到了日本人在那里烧杀抢掠留下的一片凄凉景象。到处是破旧不堪的房屋,有些房子的墙被烧成了黑色。老百姓生活得非常贫困,没有吃的,穿得很差,甚至没有鞋穿。一开始,许多老百姓都不敢出来,后来他们得知日本人真的被赶跑了,所有紧闭的门窗一下子都打开了,老百姓都出来欢迎我们,有的拿出苹果、馒头和其他吃的东西给我们,一些人还在纸上用俄语写着‘饺子’‘朋友’,喊着‘嗨,朋友!朋友!饺子,饺子!’意思是让我们到他们家里去吃饺子。我知道,在中国,一般是在过春节的时候才能吃上饺子。我想他们是太高兴了。但我们知道他们都很穷,拿出来的东西很可能是家里仅有的一点食物,所以不好意思接受。”
“有时,我们的炊事员会给当地居民分一些食物,可他们中有些人甚至连盛饭的餐具都没有。一次,我看见有一个人是用手把粥捧回家的,据说他家有人卧病在床,他是把食物带给病人的。看到这种情景,我感到非常难受,当时就下决心,一定要尽快消灭日本侵略者,尽快结束战争。”
84岁的尼古拉·费奥多罗维奇·费多托夫,曾任苏军后贝加尔方面军第三十九集团军舟桥营营长。他回忆说——
1945年8月9日,我们越过了蒙古——中国边界。其实那里既没有人烟,也没有任何标志。进入中国边境的第一天,我们走了100多公里路,来到大兴安岭脚下;第二天,开始上山,晚上便在汽车的驾驶室里或汽车旁过夜;第三天,来到了一个山口,那里有一个日军的固定火力点,我们向日本兵的营房开火,一些人被打死,一些人跑掉了,随后部队继续开往满洲里;第四天清晨,我忽然听见有人喊叫,从驾驶室里出来一看,来了好多人,每个人都拿着棍棒,有的人还有枪。原来他们是在喊着欢迎我们,是中国的八路军战士。
在满洲里的日本关东军虽然有将近100万人,但没有作战经验。我们已经同德军打了4年的仗,有经验了,知道该如何打仗。所以仅用了几天时间就把他们打垮了,而我们的损失很小。又过了几天,日本投降了,他们再没有反抗,于是我们就大踏步地前进。很快占领了大连和旅顺港。
到达旅顺港的第二天早上,军司令部让我带领一个排去接管一个投降的日军师。那是一个300多平方米的广场,广场外边有坦克、大炮、军营。俘虏有1.1万人,而我们只有25个人。我们把他们转移时,队伍拉了几公里长。
旅顺郊区的农民非常勤劳,我们每次路过都会看到一家人都在干活,好像从来不休息。勤劳能干的中国人民总是让我们很受触动。有一次我们部队同中国商人达成了一项合同,要买20吨白菜。他问什么时候要?我开玩笑地说:明天。但心里并不相信明天他能送来。然而,第二天一早,中国人真的用几辆两个轮子的板车运来了20吨白菜。我们取消了整个兵营的学习训练活动,来卸运白菜。(陈玉芬、王丹蒂、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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