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责任
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冀中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约我写一篇回忆文章。写点什么好呢?1943年,日本侵略军在河北省任丘、高阳两县制造“新国民运动”惨案,大批同胞遭到杀害,给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那时,我在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司令部当译电员,住在高阳县的南马村,军分区司令部曾几次向晋察冀军区报告情况,由我翻译成密码电报发出去。我作为活着的历史见证人,有责任把那段屈辱、悲惨的历史,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
为了写得准确,今年6月6日至12日,我前往河北省石家庄市、保定市、任丘市和高阳县,在各级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协助下,查阅了“新国民运动”惨案的历史档案和有关资料。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抗日战争研究中心的同志们,提供了一批很有价值的史料,包括日本战犯和战俘留下来的笔供。我还在任丘、高阳两地与数位历史见证人进行了座谈,到会的各位老人回忆了许多历史情况。尽管时隔62年,大家说起1943年的“新国民运动”惨案,日本鬼子的惨无人道,依然历历在目,依然怒气冲天。
太阳旗下的刽子手
日寇准备在华北实施的“新国民运动”计划,是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制定的。它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建设华北,完成“大东亚战争”;二是剿灭共产党,肃正思想;三是确保农业生产,降低物价;四是革新生活,安定民生。不难看出,先两条是目的,后两条是装饰。敌人还针对我抗日军民的鱼水关系,以所谓“巩堤拦水,淘水捉鱼”为手段,企图达到离间之目的。侵华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决定,“新国民运动”首先在冀中任丘、高阳两县进行“突击示范”,并从该部抽调特务团三十分队和“剿共委员会”50多名日本特务,经训练后,由华北派遣军情报主任参谋山崎少佐和他的助手恒尾带领,组成“突击示范队”,到任丘、高阳两县推行罪恶的“新国民运动”,妄图成功后在华北推广。
日军炮制的“新国民运动”的主要做法是:把群众召集在一起,强迫背诵“反共誓约”。其誓词有六条:“一、皇军及中国军警到达村落时,村民决不逃避;二、皇军和中国军警问话时决无虚伪之陈述;三、今后绝对拒绝八路军及其军政机关所要求的一切破坏行为;四、绝对迅速提供所得的确实情报;五、严守回心条例及布告等,决不违犯;六、以上各条如有违犯,任何处罚情愿甘受其苦。”日寇要求每个人都要背熟这个“誓约”,发誓效忠“皇军”,甘当“反共”的新国民,并要求立即照办,检举共产党、八路军及抗日分子。凡是背不过的、不检举的和表示不满的,就不是“东亚解放的新国民”,就要立即处罚。“新国民运动”的推行过程,就是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人民惨绝人寰大屠杀的过程。这伙毫无人性的野兽,用活埋、毒打、刺刀刺死、指挥刀砍死、洋狗咬死、不给吃饭、不给水喝等法西斯手段,残杀不屈服的任丘、高阳两县人民。
8月23日,“突击示范”在任丘、高阳两县同时开始。山崎和恒尾在驻地日军和伪军的配合下,分别到任丘、高阳各村示范。山崎指令恒尾先走一步。恒尾在高阳县李果庄强制群众跪在地下背“反共誓约”,背不过的,就用刺刀逼着扒房沿,谁掉下来就杀谁。村民齐亭章等4人掉下来了。恒尾狂叫:“大日本皇军到中国来是干什么的,就是来杀人的!”说着,将指挥刀往水里一蘸,把4个人的头颅砍下,他还把鼻子凑到刀上嗅一嗅。恒尾在东良淀村反共誓约大会上,用刀枪逼着老百姓背誓约。村民王书年双目怒视敌人,就是不背。恒尾要活埋他。王书年赤手空拳去夺恒尾的指挥刀,被砍掉了右手,又用左手去夺。恒尾慌张地掏出手枪,啪啪数枪,王书年壮烈牺牲。
屠杀并没有吓倒英雄的两县人民。多数村庄的群众拒不参加“反共誓约”会。山崎、恒尾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诱逼任丘和高阳两县16岁至45岁的男性青壮年到城里参加“反共誓约大会”,妄图用更加残忍的手段令两县人民屈服。由于我抗日军政机关采取了一些对应措施,组织人员劝阻,广大群众才没有上当,但仍有2.25万人(其中任丘1.5万人,高阳7500人)被诱逼进城。敌人的诱逼词是:去了发给良民证,皇军见了给打立正,去去就回来。哪个村不去,就是八路村,房子要烧光,人要杀尽。谁家不去,谁家兜着。这部分人进了城,立即被扣押,才知道上当受骗了。
10月14日,高阳县“反共誓约大会”的会场设在城隍庙大院,房上架着机枪,周围站满了端着刺刀的宪兵,台上摆着12口铡刀。恒尾分管高阳县的“新国民运动”。他手持木棍,天天到庙内来检查,看谁不顺眼就把谁按倒一顿毒打,3天内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有300余人,仍一无所获。山崎宣布实施“饿死法”的10月22日傍晚,高阳南路台村的王林子、何大兴、翟章饿急了,以为怎么也是死,乘敌不备跳墙逃跑,结果被抓回。恒尾指使日本兵将他们吊打了一夜,鬼喊神嚎,全庙的人都惊慌失色。第二天,恒尾来了,当众把已被打得快死的王林子,用指挥刀大开膛,掏出心肝肠子,喂他的洋狗。接着把其他两人枪杀。同时,威吓说:“谁要跑,一样一样的!”死亡并没有吓倒有骨气的中国人民,有数十人冒死弄开大梢门逃出。其中有3人被敌人发觉堵回屋内。恒尾拽出北路台村18岁的李小牛,恶狠狠地说:“死了,死了的!”李小牛面不改色地回答:“死了,死了的。不怕!”恒尾将刺刀从李小牛前胸穿透后背。他仍然挺立,呼喊:“乡亲们,这就是当亡国奴的下场!谁能出去,要报仇,打日本!”后又被连刺数刀,英勇牺牲。在场的难友个个眼里含着泪水,从心里敬佩这位年轻的英雄。
10月18日,任丘的“反共誓约”大会会场设在城东南角的广场上。会场四周架着机枪,里边挖了很多埋人坑。荷枪实弹的日伪军把会场围了个水泄不通。山崎说,我们这是“淘水捉鱼”。你们“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来了就别想回去。并宣布了“三不准”、“十枪毙”:(一)见了皇军不准逃跑。(二)皇军问话不准说不知道。(三)皇军要东西不准不给。交头接耳枪毙、说话枪毙、流动枪毙、解手枪毙、吃东西枪毙、吸烟枪毙、咳嗽枪毙、吐痰枪毙、抬头枪毙、逃跑枪毙。会场一片恐怖。
汉奸们耀武扬威,呐喊着叫大家背反共誓约六条。山崎拔出指挥刀,大声逼问:“谁是共产党,八路军?谁给八路军藏枪?谁和共产党八路军通气?”会场鸦雀无声。山崎暴跳如雷,令汉奸李弼臣、张介福拉人到台前逼问。第一个被拉上台的是任丘县麻家坞村村民王虎,他面对敌人愤怒地大声说:“六条不会,八路军我不知道!”敌人立即把他推到坑里活埋。埋后又刨出来再次逼问,王虎依然坚定回答:“不知道!”敌人把他打得皮开肉绽,不省人事。接着又拷打了几个人,敌人用尽种种残酷手段,没有得到一点信息。后来又把群众关押在圣人殿、城隍庙和汽车站3个大院里,一个村、一个村地拷打讯问。3天中,有150多人被毒刑拷打,近百人伤残。被关押的乡亲们,面对敌人的酷刑、屠杀,纷纷起来反抗。任丘县有130人从敌人的监视下向外冲,鬼子开枪射击,有30多人当场牺牲,近百人逃跑成功。在大家向外冲时,东关的陈卜高喊着“中国人誓死不当亡国奴!”扑上去夺了一鬼子手里的枪,被另外几个鬼子开枪打死……
山崎见两县群众不当刀枪下的顺民,惨无人道地提出实施“饿死法”。断粮断水七天七夜,不让吃、不让喝。在断粮断水两三天后,被关押的老百姓开始吃地上的野草、树叶、树皮、衣服里的棉絮,喝草帽接的雨水,甚至自己的黄尿。断粮断水的第七天,被关押的两县群众成片晕倒,有些人开始死亡。山崎无可奈何,才允许给每人喝一碗凉水。日本鬼子用尽了伎俩,要群众说出八路军的武器弹药、粮食、文件藏在什么地方,但是收到的仅有应付敌人的破鸟枪,得到的只有假情报。老百姓为了赎回自己的亲人,也被迫交出一些粮食、棉花和伪钞。
因为饥渴,被关押在两个县城的群众,死亡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山崎决定从两县挑出3500多名年轻人送进“感化院”,其他老弱病残陆续放了出来。受难的群众,被亲人抬着、搀扶着离开县城。我亲眼看到我的房东刘维汉被诱逼进城参加“大会”,十几天后被敌人放回来,已被折磨得好像换了一个人,一位身体结实的壮年人,衰弱得走路都晃晃悠悠。他失声痛哭诉说在敌人那里受苦受难的情景,至今深深地刺痛着我的心,使我永生难忘。在两县县城被关押的群众,有400余人因饥渴、屠杀、殴打致死(包括回家救不活的)。其中高阳县被关押的群众当场死亡35人,回家后不久死亡98人。一时间,两县村村戴孝,处处哭声,成了发丧的世界。被胁迫去“感化院”的人,没有一个人被“感化”,后来在我军民的帮助下,全部逃了出来,大部分人参加了八路军。
在此后的“新国民运动”突击示范大检查中,山崎在任丘县指令驻鄚州镇日军小队长小久保,在八方村和东铺里村召开“反共誓约”大会,把很多群众逼进水坑,把青年妇女拉到老爷庙强奸,将4名中年妇女的衣服扒光,先用刀把乳房割掉,最后用刺刀一一剖腹杀死。临走时,还将该村的房屋全部烧光。小久保为考验“新国民”的忠诚,命令鄚州镇和五里以内的村庄,不管男女老幼,听到钟声跑步到北关外集合,晚到10分钟的砍头;准时到的排成队,男女老幼一律脱光衣服,用肚皮去贴冰。因天气寒冷,时间长了肚皮和冰凝结在一起,再也爬不起来的,小久保命日本兵从冰上硬拉,将肚皮拉破,鲜血流在冰上。这个野兽竟哈哈大笑,命令将拉破肚皮的人,一个一个扔到冰窟窿里,叫做“冰炸肉油条”。又一次,小久保在鄚州召集临近村庄500人开“反共誓约”大会,他亲自用指挥刀逼着群众背“反共誓约”,不论会背不会背,他都要从人群中往外拉人,逼问村里有无八路,谁是共产党。一连问了15个人,都回答“不知道”。结果把15人全部活埋了。接着,又拉出13人,连问也不问,就叫日本兵用刺刀全部刺死……
11月28日,恒尾带领驻高阳县的日伪军,先在南坎苇、庞口、杨庄等村屠杀了11人。在召开“反共誓约”会时,让三四十名男女青壮年脱光衣服,用凉水往身上浇。并说:“为了让你们背过誓约六条,先浇浇你们,让你们清清头!”随后,恒尾和驻旧城日军小队长山井,两人冷笑一阵后,便开始逼问群众:“谁是共产党干部?”张玉见无人答声,鬼子要动手杀人,便站出来说:“我知道!”山井问他:“干部名册和武器文件,藏在什么地方?”张玉愤怒地回答:“要命有命,别的什么也没有!”山井一刀砍下张玉的头,看看刀崩了一块,他狰狞地说:“好硬的骨头,还得试试!”随后又砍了张中元的头。敌人到庞口村时,边开“反共誓约会”,边挖埋人坑。先活埋了程老九,接着又指问群众谁是干部、谁是共产党员?第一个被指问的是王合,王合气愤地指着敌人说:“共产党员、干部我死也不说,他们还得活着,埋你们这些狗强盗!”恒尾气炸了肺,又指问了6个人,都异口同声地回答:“不知道!”被问的人全被活埋。活埋李文成时,敌人逼着他的父亲李湘江亲手埋了自己的儿子……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恒尾在驻高阳日军尤马中队配合下,践踏了全县162个村庄中的160个,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使许多村庄,变成了饥饿之乡,死亡之乡。
为死难同胞报仇
1943年11月下旬,中共九地委书记兼第九军分区政委张庆春、司令员魏洪亮,在任丘县边关村召集42地区队(有3至5个连兵力的主力部队)领导和任丘、高阳两县的县委书记、县大队领导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集中兵力,彻底粉碎敌人的“新国民运动”,为死难的同胞报仇。要求42地区队、县大队紧密配合,积极寻找战机,只要敌人的“突击示范队”出动,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歼灭它。区小队和民兵要不分昼夜地袭扰敌人,接应被关押在县城“感化院”的群众外逃。同时,命令24团、34地区队在清苑、安新、蠡县、肃宁等县积极活动,牵制敌人,不让各县之敌支援任丘、高阳两县;也不让任丘、高阳两县之敌,集中兵力搞“突击示范”。
1943年12月4日,我42地区队获悉:驻高阳旧城据点日军加藤中队的一个加强小队和伪军两个中队,将于5日经西良淀渡口到潴龙河东岸的百尺村搞“突击示范”。42地区队政委李惠芹立即在南龙化村,与高阳县委书记丁廷馨,县大队长甄树南、副政委李和等人一起研究决定,在敌“突击示范”返回西良淀时,伏击消灭该敌,并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在李惠芹政委统一指挥下,42地区队一连、高阳县大队和第三区小队,由南向北穿过任丘至高阳的公路时,被敌人指派放哨的群众见到自己的军队喜出望外,高喊着:“平安无事喽!”迷惑敌人,使我伏击部队悄悄地进入预定地点。
5日下午5时,当日伪军从百尺村搞“突击示范”回城,经过西良淀时,我军放过伪军和民夫,待鬼子全部进入村内伏击圈后,政委李惠芹一声令下,房上、屋内步枪、机关枪、手榴弹顿时打成一片火海,打得鬼子狼嚎鬼叫,乱作一团。副连长刘发田见加藤哇哇叫着指挥几个鬼子反扑,立即带领一个班冲上去,把加藤和几个鬼子逼到临街的一个厕所里,用手榴弹把他们全部炸死。其他鬼子也被我英勇的战士消灭。两个中队的伪军缴械投降。部队在打扫战场时,一位老大娘急忙拉着几个战士到她家去,打开大柜,从里面抓出一个鬼子来。原来这个鬼子被打得乱窜,逃到老大娘家,用手比划想躲起来,大娘急中生智,把他锁进了大柜里。当我军打扫战场时,这个鬼子成了我军的俘虏。
1944年1月,我42地区三连和任丘县大队攻克赵北口敌人据点,全歼守敌。鄚州日军小队长小久保,十分惊慌和恼怒,急于寻机报复。我军抓住他这个心理,拟定了“围点打援”战术。1月24日,先以部分兵力袭击王庄碉堡,诱敌增援。我42地区队三连和任丘县第五区小队埋伏于小苟各庄。小久保带领日军40多名,从野地奔向小苟各庄,抢占了村头一块坟地,架起重机枪,向村内开火;随后,带日军冲向村里。我三连连长张云祥待敌人冲到距离阵地40米处,命令司号员吹起冲锋号。顿时,我军步枪、机枪、手榴弹一起开火。打得敌人东逃西窜,伤亡大半。小久保及其残部被我压缩到坟地,三次反扑,均遭迎头痛击。我三连组成36人的突击队,由三排长柴云山带领冲进坟地,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三排长柴云山和三班谢班长在肉搏中,结果了杀人魔王小久保的性命。其他日军也全部被我歼灭。当地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家家包饺子,庆贺自己的胜利。
这场由侵华日军头目冈村宁次谋划、日本特务山崎一手操纵的“新国民运动”“突击示范”,到1944年初,历时5个月,总共屠杀我两县和平居民853人,打伤打残1900多人,烧毁民房4300多间。在我军民的沉重打击下,最终遭到了失败。
历史不该忘记
日本法西斯在侵略我国的战争中,为了吓阻中国人民起来反抗,迫使中国人民甘当亡国奴,不仅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而且在所到之处还制造了许许多多骇人听闻的惨案。据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统计,日寇侵华战争期间,在我国华北地区制造惨案1540起,屠杀和平居民25万余人。其手段之残忍、野蛮,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我在本文中揭露的“新国民运动”惨案,在华北算不上是一起大的惨案。我知道在晋察冀边区范围内,日军制造的屠杀我同胞千人以上的惨案就有:河北省正定城郊惨案、藁城梅花镇惨案、丰润县潘家峪惨案、栾南县潘家戴庄惨案、平山县黄金寨惨案,山西省天镇惨案、应县下社惨案、阳高县城惨案、灵丘县城惨案、崞县县城惨案等。日军在我国其他地区制造的惨案更是不计其数。尽管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是饱受创伤的中国人民,对过去遭受日本法西斯野蛮屠杀的历史,绝不应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忘记。应当趁历史的见证人还在,抓紧一一清理,用各种工具记录下来,留给历史和后人。这对于史学工作者研究抗日战争的历史,对于我们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对于驳斥日本右翼势力美化侵略战争、抵赖战争罪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总之,我认为中日两国人民都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受害者,我希望中日两国人民以史为鉴,世世代代友好相处,共同努力,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吴庆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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