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
一 城市旅游定位:竞争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福特制进入后福特制、从工业化升级为信息化发展、从现代主义过渡到激进现代主义、从现代转为后现代、从国际化延伸到全球化,时代的演进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及其聚集载体——城市,比较优势理论下的城市管理进一步强调竞争优势战略,而定位旅游似乎成为诸多城市竞争的依托。但是,为什么城市发展需要旅游定位?如何定位?战略对策又是如何?却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重大命题。这一定位通过与其他定位的协同形成最大的动力,赢取城市新一轮发展。
1、全球化时代城市“本身”必须成为具竞争力的消费品、吸引物
每一次社会价值转型的节点都是全球城市生态群落盛衰兴废、城市分布格局调整的关键时期。城市的发展改变自然经济的轻松和信赖,城市也就在农商经济、工业经济和消费经济等不同框架下形成了具有深刻时代烙印的价值体系。
交换价值主导城市起源。城市的最初起源无考。政治和贸易是早期城市生产的关键因素,畜牧业的生产、定居生活的出现、产品的剩余等经济现象成为交换经济的萌芽,于是原始手工业和市场的出现使固定居住点成为原始城市雏形。美国哲学家爱默生说过:“(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农村文明就是城市的记忆,城市发展依靠对农产品的占有。交换经济条件下城市的生产能力相对薄弱,仅作为“环境本底”存在的城市交换价值不能赋予自己大规模发展的能力。城市生产能力的缺乏制约了早期城市的发展,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并不大,不可能维持大规模的城市人口。
生产价值引致城市革命。工业革命后,城市开始成为人、财、物聚集中心,商业资本开始向产业生产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价值,城市自身也开始了大规模的生产,城市生态部落开始以金字塔网络形式创新构筑世界经济,新的城市文化和社会秩序开始建立。
消费价值主导城市竞争。后工业时代,在美国“工业化”已经不再是对城市的赞美而变成与“衰落的经济、污染的环境、破败的城区”相连的负面形象(Jakle and Wilson, 1992)。“工业化城市”和“后工业化城市”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差异,与前者相连的概念体现为过去、老、工作、污染、生产主导等,而后者则体现为创新、未来、无污染、消费与交换以及工作相对应的休闲(Short, Benton, Luce and Walton, 1993)。过去我们称呼一座城市总是与工业特征相关联,如“渔港”、“煤城”、“钢铁城”;而现在人们认识城市的要点则变成“生活质量”问题,如“花园城市”、“休闲之都”等,关注城市整体可以提供新的价值。
城市都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基本上遵循着交换—生产—消费三个环节发展。当城市等级体系初步建立起来以后,也有一些城市直接切入后续环节进行规划建设和发展,例如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和前苏联的很多工业城市都是直接指令性建设的。但事实证明,脱离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城市价值的实现是有缺口的,现在俄罗斯境内的一些工业空城、中国东北部分老工业城市的“二次创业”都或多或少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农商经济主导的交换价值实现过程中,城市发展多关注社区建设,中国“里”、“坊”等城市住区的形成与之紧密相关,在此期间很多流通城市、水岸城市开始繁华兴盛;在工业经济主导的生产价值实现过程中,城市发展多采取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方法,功能区导向的城市结构安排是城市融入生产活动最直接的体现;而在消费经济引起的城市价值实现过程中城市愈发获得了“独立的品格”,成为直面市场的社会有机体。
杜能的“农业环”理论反映了城市农商经济活动的空间特征,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则是生产价值为中心的大工业时代城市发展的空间抉择,而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和城市群、城市带的研究则是对多重价值实现活动下的区域性城市生态群落的模式。
对上述发展趋势的新认识及对变化的扩展的判断,依旧存有大量的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们普遍认同在当前的时代,我们面临着诸多的新模式:如差异化的弹性生产组织、人财物资源要素的广泛流动、城市与区域间激烈的竞争与合作关系、社会文化的高度片断化等。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最大集成,其发生发展也出现了根本性的变革。规模化、标准化工业大生产驱动经济的城市发展模式从整体上来看已经弱化,消费经济时代城市本身及其文化表征已成为一种可以生产并进行交换的商品。城市必须“营销”自已,通过竞争获取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旅游便成为城市竞争胜出的重要标准这一。
2城市发展的基本条件及其内在关系简析
(1)居民。本地居民是城市发展演变的主体范畴。中国人口数量众多,尚未因为居民数量过多而出现城市生存危机;但在很多发达经济国家里城市居住人口的负增长已经成为非常紧迫的现实问题,移民问题成为其解决方案之一,技术移民在发达国家比较普遍。吸引移动性强的大学毕业生也成为美国城市2002年革新性的营销理念之一。是否吸引居民市场以及如何确定控制规模等都是需要慎重块择的。城市如果想要吸引外来移民的话则必须构筑适宜的居住环境,人居中心定位反映了这一诉求。
(2)投资者。投资者是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既可以成为本地居民,在城市中设立行政机构并组织生产,也可以类同于旅游者,对城市进行考察之后利用当地资源进行产业开发,其本身却不一定与城市发生太多关联,只是相对于单纯的旅游者而言对城市的访问次数、停留天数更多一些,也具有更多的经济关联度。从计划经济时代对产业部门的指令性安排到市场经济时代企业的自主决策,中国城市同样进入“追逐”投资者的时代,各个城市的招商引资成为城市管理者日夜思考的难题。其实,即使今天的美国社会各城市对投资者的追逐也依旧强劲,世界上最大航空集团之一的波音公司将总部从西雅图迁往芝加哥的决策就是该背景之下的产物。为竞争投资者,城市大多从多个角度构筑竞争力,包括商业运营环境、政府政策支持、劳动力素质、教育培训机构、区位条件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等,以促使投资者做出有利于本城市发展的决策。
(3)旅游者。旅游市场对于城市价值实现 具有重要意义,并且是城市发展的核心推动力之一。早在1990年美国旅行数据中心就曾经做过估计测算,认为每天每个美国社区平均吸引的游客数量为100名,他们可以形成67个新的工作机会,在零售和服务业等领域总共可以最终产生280万美元的销售额,并为州和地方的销售税收增加18.9万美元(U.S. Travel Data Center,1990)。
城市旅游业的发展对于解决城市整体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都有比较明显的推动,而这种经济上的积极意义也正是各个城市热心旅游开发的关键所在。首先,旅游市场对于就业的吸纳力较高、门槛较低、方式较灵活,其直接就业部门包括饭店、餐馆、景区、交通、中介等,并间接带动了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后续的就业机会;其次,旅游收入可以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乘数效应,从而放大其经济影响,对此已经有较多的数理模型予以解释;再次,旅游发展可以形成较多的税收,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最后,旅游市场自然包括了对商旅客人的吸引,其对城市环境整体优化开发过程有利于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并通过本市吸引力的增强也进一步壮大了地方产品的吸引力,对已经存在的工厂企业发展具有积极的外部性。
3旅游市对于投资市场的带动
(1) 商务旅游对于城市发展的积极意义。商务旅游市场是城市旅游发展的热点,增长速度较快。商务消费者的旅行目的是为了工作,大部分的投资者也基本上都是以商务活动为主对城市进行考察,商务活动是独立于旅游业之外的产业部门,但其社交活动及其对闲暇时间的处理却具有旅游性质,商务与旅游的相互介入是经济活动发展普遍联系的外在表征,其中有组织的、规模较大的会展市场最具开发潜力,而个人性质的商务旅游可以直接并入休闲旅游考虑。
商务旅游市场对于城市的作用日益凸显。美国一位市长认为“如果有人在我们的城市开会议、办展览,就好像有人开着飞机在我的头顶上撒美元”城市也开始为吸引市场而各显神通:一方面投入巨资进行广告促销;另一方面集中精力完善会议展览服务设施的软硬件建设。早在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城市就已经工始建设、完善相关设施并进一步现代化,到了90年代美国西海岸城市则开始争先恐后建设西海岸“最大的会展中心”。
商务活动具有比一般休闲旅游者高得多的消费能力。有资料显示,美国1万名会议代表在会期的饮食、住宿、设施使用、零售购买的消费总额可达750万美元(DPMG,1989)。国外学者对世界主要会展组织者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接近一半以上的人认为他们全年组织的会展活动参与者是少于500人的(Weber,2001),因此笔者认为会展市场(MICE)各组成单元规模可做如下界定:M(会义)规模在100人以下,I(奖励旅游)在200人以下,C(大会)在600人以下,E(展览)在1000人以下,当然这只是一般情况下的分析,不排除特大型展览等例外情况。
商务活动的会议市场分为三类:协会会议,指各类平等主体组成的联合体会议,是旅游局、会议展览局等机构发挥作用的主战场;政府会议,是特殊主体的工作会议,在中国有一段时间与所谓“公费旅游”相互关联;企业会议,指全球化条件下各独立大企事业的内部会议,是会展活动蓬勃发展的层面。研究发现,企业会议与协会会议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异;首先,企业会议组织时间短,协会会议则可能需要长时间操作;其次,企业会方参与人员通常少于协会会议;最后企业会议地点选择空间小,一般集中于企业总部或业务所在地(Braley,1998)。展览可以分为两类:专业展览,面向特定群体,规模严格限制;公众展览,面向社会公众,力求最大社会影响。现实中,以上划分也不是绝对的,如会议与展览有时是并行的,专业展览与公众展览也是可以并存的。
(2)以商务旅游为依托联动吸引投资者。旅游者与投资者的关系如图19—1所示。
城市旅游营销的主旨很简单,就是招徕吸引外来游客,这也是旅游业与其他产业部门屡屡相互交叉的根本动因。而商务活动中形成旅游者的主体来源就是会展代表及因会展活动而流动的外围观众,两者共同面临身份转变的可能,也就是说,旅游营销的商务客源市场从商务活动角度考察也就是投资者,这种同一主体的存在也进一步回答了为什么笔者认为旅游营销同样裨益城市的招商引资工作。
因此,商务旅游的核心不是商务活动本身,而是如何为与商务活动相关的人员提供优质服务,从商务活动本身拓展到住宿、餐饮、娱乐等方面,继而争取在游览、购物、旅行等方面创造需求,借助城市旅游魅力的彰显吸引投资者。商务旅游活动的核心是主动创造旅游主体,从而改变了传统的旅游主客体关系,旅游业直接参与了主体的创造,故而作为“同一主体”的高务旅游者的形成是商务旅游营销的关键。笔者认为国内对于商务旅游或者会展旅游的论述基本与国外的MICE相对应,具体的概念阐释论见不一①但其基本范畴大致相同。为吸引商旅游客,各个城市开展了激烈的“空间竞争”(Space Race),大力扩张饭店、会所、展览馆等接待服务设施,并制定了庞大的建设规划。
在各种各样的商旅游客中,笔者认为城市所要吸引的投资者也在其中,作为该群体中的“油脂层”,他们对于城市的意义重大,同时他的需求也是专业化的,但无文化如何他们可以在旅游市场的整体框架之下加以分析。城市旅游市场营销的最初目的有可能只是吸引一些人在假期来此观光浏览、休闲度假,或者来此从事一些商务活动,同时期待他们进一步关注地方产业部门的发展,而有兴趣的人则可以来此投资,外国游客通常被给予厚望。事实上每一个市场的营销战略都必须与其他市场层面相协同,从而形成关于某一座市产品的整体形象并准确地加以传播。
4旅游经济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依托
如上所述,如何吸引旅游者、投资商乃至居民成为城市提高竞争为的核心要素之一。旅游业作为经济、社会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全球城市系统发展运行中已经起到愈益重要的作用。20世纪中叶以来,旅游业在城市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尤其是关于旅游经济与城市发展关系的研究十分迫切而且关系到城市的未来。旅游城市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是单纯以旅游发展为核心的区域,对此我们可以从求索案例城市发展路径和旅游经济增长等方面研究;二是基于工农业资源进行资源重构、再度发展的旅游及其与之关联的体育竞技、文化娱乐和休闲游戏等形成了“城市再生”。
二旅游中心城市的类别划分
1旅游经济重构城市空间结构
从城市发展演进来看,为吸引外来经济流动(旅游者和投资者)而进行空间拓展仿佛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而进一步通过规模经济和规范经济活动将流动人口变为常住人口,成为城市繁荣的关键。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城市都会或多或少与旅游经济活动发展关联。旅游活动已经成为改变理代都市空间的重要力量,因为旅游设施越来越多的与其他空间单元交织在一起。
城市旅游空间的出现和扩展是城市旅游定位的表征,产业空间汇入城市结构程度如何取决于基所处的历史和文化环境,或者说“文脉”。旅游经济活动塑造城市恰恰是旅游经济影响的真实体现。旅游者千差万别的需求与旅游业的供给之间是否匹配是城市调整的原动力,旅游者选择不同城市的动机因而也存在很大的差别,为招徕旅游者,城市管理者们往往需要进行不同程度的定位研究,并在空间上做出相应调整。专门的旅游城市自不待言,即使那些最初不是为旅游者而建的城市如果寻求进一步发展也必须修整空间,一个常见的案例就是很多大城市经常会因为基础设施改扩建而花费巨大。
旅游业已经成为规模化的资本产业,作为世界经济、国民经济和城镇经济的核心,它是20世纪工业晚期的原型——既是一个服务产业,也是后福特制时代的原型。旅游业在城市中也已经成为一个基本产业,而且在旅游功能占主导定位的旅游城市,已经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2旅游中心城市的类别
我们根据国内外一般情况的划分标准,大体可以定义三类四种的旅游城市。
(1)专门旅游城市。一是风景旅游城市——是指特意为旅游者消费而建造的城市。西方学者运用旅游都市化(tourism urbanization)来定义这样的城市(Dennis R.Judd,Susan S.Fainstein,1999)。在中国,像青岛、珠海、桂林、泰山、黄山等都具有上述特征。墨西哥目前最大旅游度假城市坎昆和美国著名赌城这样的大都市地区及因为迪斯尼乐园等大型主题乐园的城市,最初都是专门开发成旅游景观城市,各具特色,建设特定空间来提供住宿、饮食、娱乐和购物。
旅游设施成功地带动荡动动当地更广泛的经济活动,使其从单纯的旅游景点变成整体旅游吸引物,由于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相互作用而逐步成为一个繁荣的城市。旅游经济的影响从核心区向外延伸,从而使得彩业、迪斯尼乐园诞生的新城,在核心旅游概念的带动下城市发展,多元化的地方经济也趋于成熟。风景旅游城市尽管为旅游者而设计,但其发展前景很不同,有政府主导,也有企业推动,城市发展的控制权也会因之变化。
二是文化旅游城市——是指为旅游者消费提供文化体验的地区。一方面一些历史文化城市为作旅游目的地已经历久弥新(像威尼斯、雅典、苏州古城、曲阜);另一方面,当前很多城市是在有意识的促进和重建历史、文化使其成为旅游目的地,如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泉州等。
文化旅游城市对旅游者具有磁性吸引力,而向投资者开发潜办巨大,其最有价值的吸引物往往是没有被现代的、外来的风格影响的“古旧”内容,历史性建筑被破坏的越少就城有价值。文化旅游城市不同于那些直接为旅游都建造的城市,其旅游活动空间建在城市的建筑和文化网络当中,旅游者和当地居民、工作者混合在一起,而没有严格的独立空间。从耶路撒冷、布拉格和波士顿等城市可以观察到这种空间一体化,宗教建筑、政府建筑和城堡意义发生变化,成为旅游者注视的目标。
(2)转型旅游城市。是指旅游功能聚集在某些特定地区,已经建设基石设施旨在吸引游客,但这些设施是从志市总体都市北景中隔离出来,并且伴随着旅游活动的深入成为强化的旅游空间。其间,既有典型的生产场所转化,像工业和港口设施变为旅游吸引物,也有标准化的新设施为旅游者特别建设。
很多工农业商贸中心城市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倾向于选择转型道路建设旅游中心,在一般建设中创造一个虚拟旅游空间,如巨大的广告牌、影剧院、超市、主题餐馆共同协作创造一个旅游活动环境。如果转型期间有历史或者自然资源可供利用,则会有助于旅游中心城市的定位。美国波士顿从衰落的震惊城市变成服务和旅游城市,依赖于大量的与自由之路有关的历史遗迹和其作为旅游经济一部分的商务旅游内容;旧金山、奥勒风州和西雅图等城市在转型中也都获得了成功。
通常地,转型旅游城市中旅游与其他经济活动紧密联系。旅游产业可以为一个转化的都市中心作项献,使其不再单纯依赖过去的生产场所和工业化设施。旅游服务体系为城市经济提供了较大规模的、一连串的高消费服务,而使用者则是法地的中产阶级、商务旅游者和休闲旅游者。在转过程中,全球城市具有竞争优势:一方面因为他们是最早的金融商务中心;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拥有娱乐业的良好环境,这些在吸引旅游者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例如纽约不公有经济积聚下大的资本供应,而且有市场化的娱乐业生产环境和高水平的企业家,足以支撑一个迈迪逊大街或者是一个摄政大街(Madison Avenue和Regent Street),且可以提供足够的旅游服务要素。
(3)综合旅游城市。大多数旅游中心城市同时也往往是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或者交通中心,而多中心定位的城市往往发展成熟、规模较大,人流、物流、信息流交织在一起,成为所在区域的聚集辐射中心。
我们认为,任何旅游中心城市发展的最佳状态就是综合旅游城市。如前所述,能够吸引旅游者才能吸引投资者,良好的生活环境既是旅游者取爱,也是居住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当今的城市格局中,已经是旅游中心的城市不断营销自己以吸引更多外在资源,还不是旅游中心的城市也创造条件吸引旅游投资和旅游者以实现经济多元化、健全城市产业布局
3旅游中心城市的演化发展
城市的起源一般无考,但我是依赖贸易与政治发展起来的,那时旅游中心城市定位主要是专门旅游城市,尤其是风景旅游城市为主。随后进入工业社会,依靠资源和区位发展了一批新兴城市,一些长期以来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成为人们旅游的追逐,但也有相当数量的旅游中心城市开始转型,在旅游功能之外发展其他产业经济。消费经济时代,城市竞争格局进一步深化,很多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和新兴的中小城市开始为寻求发民用工业而全面落实转型,拥有历史遗产和自然风光的城市开始关注旅游,发展旅游经济。
因此,城市定位于旅游中心的因素是多样而且相互作用的,从中国旅游中心城市格局来看,根据其别大体经历下述发展过程,如图19—2所示。
(1)专门旅游声调。单纯依靠旅游定位发展的多是中小城市,是一些偏僻的风光绮丽或者文化保留比较完整的城市。在今天新的政治、技术环境下其可达性全面提高,城市因为旅游发展,成为“世界优良人居环境”,如珠海、丽江、桂林、黄山等。但如果经济结构过于单一,仅充当旅游目的功能,则经济规模不大,且大多只能提供参观项目。在“旅游立市”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发展联动的、高层次的农业。
很多专门旅游城市,经过长时间的积累,现在都成为多中心定位城市,旅游则成为其黄金招牌,如风景类的杭州、青岛、大连厦门、秦皇岛,文化类的苏州、中山、泉州、绍兴等。
(2)转型旅游城市。转型城市分为两种:一是老工业城市的转型,这在西方国家比较典型,如英国的格拉斯哥在工业衰退之后,立足转型,将矿洞、工厂开发为旅游吸引物,引导旅游者感受“英国工业文明”的历史,同时开发现代服务业,逐渐走向新生。我国的一些老工业城市也面临同样的转型问题。
二是新兴城市的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城市急速繁荣,集聚大量财富之后,这些城市自然而然向进行产业转移、向三产倾斜,深圳、宁波、东莞、温州、佛山、常州、台州、惠州等城市都如此,如深圳的主题公园和现代建设成就等都已经成为黄金旅游国线。
(3)综合旅游城市。我国著名的旅游中心城市多为综合旅游城市,主要体现为“枢纽型”。国家或都区域层面的旅游中心城市,如北京、南京、成都、西安、福州、沈阳、哈尔滨、济南、石家庄、郑州、合肥、长春、长沙、徐州等,基本上都是古代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和交往中心,有大量的文化遗产且自然风景条件优越,旅游经济内容相当丰富,旅游功能相应比较突出。当代社会因贸易条件改变而崛起的“门户型”中心城市,也因为率先接受外来文化而成为旅游中心城市,如上海、广州、天津、武汉、重庆、烟台、南通等。上述城市不仅是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也是重要的旅游中转地和客源地。当前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多是这些旅游中心城市及城市群体。
三 定位的决定因素及其指标体系
1、旅游中心目标定位的影响因子
究其本质,城市定位旅游中心是必然的选择,但是选取何种模式的时候,其决定因素体现为地方文脉、资源条件、区位因素、战略管理四大方面体系内容的协同。
2、旅游中心定位的指标体系
目标城市需要根据自身所具有的条件选择适宜的模式并准确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根据上述要素分解,课题组确定如下指标作为决定旅游中心城市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如表19—1所示)。
四 实证结果分析
经过对中国城市旅游竞争力指标数据进行数学分析,我们进一步得到了不同指标的重要程度差异,由此可以看出究竟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城市在旅游中心定位中的优劣;根据贡献弹性的大小确定影响因素的重要性;然后将贡献弹性排在前10位的影响因素,重新进行模糊曲线分析,计算出每一个城市所有影响因素的贡献弹性,据此对城市进行旅游中心排名(如表19—2所示)。
总体来看,要素、基础设施、供给中的自然景观和人工环境、开放和政府管理是决定城市旅游中心定位的主要因子。这也验证了前面上午类别分析,既通过专门旅游城市(自然景观和人文环境)或者转型城市(基础设施),组织生产要素、实施对外开发、加强政府主导,建设综合型旅游中心城市。
以上指标的具体分析如下。
1、资源条件是确立优势定位的核心,生产能力和基础设施则是重中之重
生产要素和基础设施比重最高,也佐证了“综合型旅游城市”是旅游中心城市立足的要件。随着“旅游产品概念”的泛化,旅游吸引的范越来越广泛,综合型城市在多元需求方面优势明显。最后的排位中,综合型旅游中心城市位列前面。
传统的自然风景和城市人工环境指标重要性较高,前者的典范是杭州,后者则以深圳为著。而城市名胜古迹比重低直接说明“文物价值”绝不等于“旅游价值”,小土包、破城墙如果没有赋予新的价值,是难以吸引旅游者的;城市山水缺乏独特性,像前几年的“广州热”、“草坪热”等雷同环境的模拟,实际上降低了城市化进程而下降,在确立竞争优势时并不会具有太大差异,但随着环境措施的加强和旅游者环保观念的提高,相信这一指标会发生改变。
2、地方文脉中开放、文化和政府管理是重要因子
地方文脉的开放和文化指标和战略管理中的政府管理,在形成竞争优势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历史悠久、政府主导力量强大的国家。城市旅游竞争力的确立很大程度上依赖与意识创新,而地方文化道德与态度也直接影响旅游者对城市的评价。市场经济环境中更加强调文化的先进性,要求守信、友好,对此竞争指标都有明确体现,重要程度很高;但在对外地人态度上随着交往的增多,各个城市基本趋同。
3、区位因素和战略管理中制度、产业因子影响不大
旅游产业基础与旅游发展直接相关,其重要程度高,但相关产业影响不大,反映出中国目前旅游中心城市普遍在旅游经济带动区域经济上乏力。与次对应,中国各城市之间在交通条件因素差异也不大,标准化的要素影响力渐趋一致。区位因素在交通条件不发达的过去景象巨大,甚至直接推动了新兴城市的发展,但随着技术条件的进步,区位的约束力量越来越小,城市必须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确立自己的定位,寻求突破发展。
五 旅游中心的定位指数分析比较
根据模糊曲线分析法的主要原理,最重要的投入最有助于接近产出。笔者压缩旅游中心定位因子,选取前10为重要因素,以次来代替所有其他因子。根据上述模型计算每一城市 影响因素的贡献弹性和定位指数,计算结果如表19—3所示。
1、城市旅游中心定位
①四坐城市,三角格局。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是中心排名最高的城市,其定位指数远远超过了其他城市,分别为1、0.924、0。883、0.8,在人居中心排名中处于第一集团。四座城市代表了中国三大经济核心区域。上海和北京的定位指数中绝大多数指标遥遥领先,两地仅综合开放优势相对珠江三角城市落后,其他影响旅游中心重要因素的排名非常靠前。其中,上海和北京在生产要素、旅游基础设施、综合基础设施都是排名前两位的城市,而广州则在旅游产业基础上领先,深圳在人文国际化和综合开放优势上排位第1。也就是说,上海和北京在影响力最大因素中的表现是最好,广州和深圳的国际化、专业化水准较高。上海和广州的人文国际化和综合开放优势弱于深圳、东莞、厦门、惠州等地,改革开放的层资性特征依旧产生景响,但城市相对于国际化的地域特征保留长外来乍也恰恰是城市独有魁力的所在。现实中,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对京沪穗三地而言是利弊兼具。北京的自然风景和旅游基础调入排序第1,也就是说,从城市硬件来说北京是具有领先优势的;但软件指标,如管理与生产组织等排位就不很抢眼了。上海作为长江三解洲龙头城市必须继续加快一放,向国际标准看齐,否则就很难辐射广阔领域。广州除却旅游产业基础优势以外,相比深圳其他指标并不乐观,珠江三月洲“双城记”估计还要继续唱下去,两地面临北京、上海的夹击,需奋力争先。四座城市控制了中国东部沿海的核心经济区域,其旅游中心功能十分突出,但各自优劣势又有一定差异,竞争态势明显,由此产生的活力推进中国前进。
(2)雄厚的中坚力量。天津、南京、杭州、厦门、大连、表岛、苏州、东莞、武汉、宁波、珠海、无锡、成都、重庆、福州15座城市分列中国旅游中心的第5~19位。上述城市旅游中心的定位指数均在0.5~0.6,在旅游中心排名中处第二集团。就总体表现而言,上述15个城市绝大多数影响因素的排名中等偏上,其中一个较为明显的规律是这些城市优劣势比较集中于两类:天津、南京、大连、青岛、成都、武汉、重庆、杭州、无锡、神州、厦门则弱在前风项;传统政治中心,北方城市在开放度上不够、软环培相对需要振兴,而新兴城市则综合实力较为欠缺,基础设施和生产要素并不占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集团中,很多城市的定位指标比较均衡,是稳定增长的区域旅游中心,其中苏州的综合城市人工环境排位第1。在这一集团中,专门旅游城市,如大连、青岛、杭州、苏州等,也早已演化成为综合型旅游中心城市;而东莞、宁波等新兴工业城市的转型也相当成功,在人文国际化和基础设施上进步神速。
(3)重要的发展力量。沈阳、西安、哈尔滨、泉州、温州、中山、佛山、秦皇岛、烟台、济南、郑州11座城市分列中国旅游中心的第20~30位。上述城市旅游中心的定位指数均在0.4~0.5,在旅游中心排名中处于第三集团。就总体表现而言,上述11城市绝大多数影响因素的排名一般,但有个别因素的排名较高。比较突出的因素包括:西安、沈阳和哈尔滨的市场要素,中山的开放要素,哈尔滨、郑州的旅游产业基础,秦皇岛的综合基础设施优势和济南的生产、政府管理优势,这从一个层面反映出城市定位旅游中心的优势。在这一集团中,没有很突出的专门旅游地位较高于秦始皇兵马俑的独特地位,西安本身目的地吸引能力建设尚有差距;其他城市的旅游定位指标也都不是很突出,在城市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下大力气来提高和整合。
④潜在的生长力量。常州、绍兴、合肥、南昌、石家庄、南通、长沙、威海、长春、惠洲、嘉兴、台州和徐州在43个城市位列中国旅游中心后13位。上述城市人居中心的定位指数均在0.3~0.4,在旅游中心位于第四集团。上述城市基本上所有影响因素都正态分布,没有太突出,也不一塌糊涂,指标排序存有一定的差距性,没有一边倒的城市。
应该说,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城市对于旅游发展寄予较高预期,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城市旅游经济发展都有长足发展。虽然暂时处于落后位置,但城市整体旅游中心的成长能力结构却比较完善,在某些指数上求的较快增长也是很可能的。因此也可以看出每个城市在某些指标上都有自己的属性,在今后发展中应当取长补短、争取突破。
2、国家级三大中心区域
结合九大区域城市群,我们可以进一步研讨中国区域旅游中心城市网络的发展现状及其区域互动。
①最具实力的区域: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城市群如图
特征:上榜城市数量多、实力强。
当前,围绕国家层面的核心旅游城市上海,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形成结构合理的“金字塔”形旅游中心城市群,点线连接形成网络布局。居于第二层面的区域旅游中心城市为南京、杭州、苏州、宁波、无锡,除新兴大港宁波之外,其他城市都是经典的旅游中心城市;基层的7座城市也实力非凡,多为历史文化名城和现代经济重镇。
与长江三角洲“15+1”旅游一体化格局对照,缺了湖州、扬州、镇江、舟山、黄山5座城市,多了南昌、台州两座城市。缺的多为专门旅游城市,紧邻区域旅游中心城市,在其影响下,多的南昌和台州则为综合型旅游城市。从宏观格局来看,更是深入浙赣山区的增长极。总的看来,排序格局和实际演化相差无几,总体上呈现比学赶超的竞争格局。
作为金字塔塔尖的上海,“众人拾材火焰高,首都北京在华北地区独树一帜,其竞争力整体稍逊也就不足为怪了。
③以转型旅游城市为主的区域:华南地区。特征:城市零散分布,作用力比较分散。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发地区,一大批制造业城市脱胎之于原来的小城镇。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这些城市都开始提高城市形象,开始吸引旅游者,其中广州(排名3)、深圳(排名4)作用力比较突出,其他城市有东莞(排名14)、珠海(排名17)、佛山(排名26)、中山(排名33)、惠州(排名40)。这些城市比较强势的地方在于强大基础条件下的商务旅游和探亲访友,也有一些城市的出游者当中“民工”比例较高,其吸引旅游者的产品体系并不全面。作为改革的窗口,华南城市曾经一度因建设成就与文化魅力吸引旅游者,但随着“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塘”地区的繁荣,其先发优势正逐步弱化,旅游吸引力略有下滑。由于缺乏系统性设计,其中旅游中心城市基本各自为政、缺乏协同。对于华南地区的新兴城市来说,面对其他两大区域的咄咄逼人的追赶态势,在考虑到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影响,如何成功转型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
3、地方级六大次中心区域
①重要的城市增长组群:黄河中下游地区和东北地区。
这两个区域总计有10座城市,他们环绕京津形成华北核心区的坚实支撑。加以时日,这些城市将会成长为中国重要的城市连绵带。北有大连、南有青岛,且沈阳、济南、哈尔滨、烟台等都发展迅速,但由于空间距离较远,组带成群需要持久努力。近期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有望成为京津的二级支撑区域,共同组建环渤海的城市网络。
②独立的区域增长中心。
台海地区是特殊区域,与台湾省的距离是其发展的最大优势,“金三角”的城市发展格局较为稳固。西北、西南和中南地区都有其独立的中心城市支撑其发展,但尚未形成组群规模,需要进一步夯实基础、整合资源。
六、旅游中心定位的政策建议
1、 立足发展大旅游,建设综合型旅游中心城市
大旅游概念实际上是一个城市旅游的质的规定性,发展大旅游就要破除约束旅游发展的条条框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联动国民经济相关部门,促进旅游经济效益最大化,并从时空惟度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最终构筑“综合型旅游城市”。
决定一个城市定位旅游城市是否具有竞争力的关键,在于能否系统地整合各种因子,从旅游经济带动城市发展这个原始点出发,往各个惟度延伸,将旅游经济影响的乘数效应最大限度放大到国民经济社会化环境中强调如何发挥旅游带动效应,从全球化、信息化角度搭建“大旅游,大发展”的价值平台。仅仅就旅游谈旅游,则束手束脚。
2、 从生产要素和基础条件上“练内功”
一般城市在定位旅游中心时总对自身是否具有传统意义上的旅游产品顾虑重重,但实际上一方面旅游吸引物的范畴已然拓宽,另一方面真正决定一个城市旅游竞争力的核心是在城市综合生产能力的培育上,政府尤其要关注基础条件上完善旅游经济发展所必须的环境。与此相反,一般认为极为重要的供给条件,如自然风景、城市人工环境等并不是唯一的,而且如城市山水、名胜古迹等因素的作用更为弱小,最关键的是要在自身基础上做文章,由下到上,在确立自身竞争优势的基础上构建旅游吸引物体现。从发展旅游经济来看,任何要素,只要是稀缺性的、独特性的,就会形成旅游吸引物。
因此,一个城市是否定位旅游中心城市,其根本决定力量是城市发展的基本条件和旅游生产的产业基础,简言之,重要的是“学会钓鱼”,至于“鱼”的差异则不是最重要的。很多地方政府积极参与旅游景区的建设,舍本逐末、事倍功半。一个城市如果发展得当,必然会强化传统三大产业的合理结构,旅游定位也是不可回避的选择,问题的关键转变为在旅游中心定位过程中如何培育核心竞争力,答案就是从“生产工具”入手,而不是着眼于“客观现象”。
3、 注重“软环境”建设,提高“非物质性指标”
在指标体系中,人文国际化、政府管理优势、城市人工环境优势、综合开放优势、政府服务能力、交往道德、综合文化优势、综合制度优势、城市知名度等非物质性指标构成了影响因子的中间部分。他们虽然分散,但组合在一起却可以反映出一座城市的精神面貌。中国人对外地人态度一般是交好的,但文化层面上的开放意识如何?政府制度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交往的诚信度如何?因此,定位于旅游城市,还要注意从精神层面提高城市文化品位,应用现代管理制度对城市进行科学管理。
4、 加强区域渗透,强占区域发展有利位置
如前所述,中国旅游城市发展基本从属于九大区域,并在其网络体系中发挥作用,一些没有进入排名序列的专门旅游城市也可以在区域中定位。在发展过程中,城市管理者需要摆正自己在经济区域内所处的位置,并根据领先者、追随者和竞争者的策略制定自己竞争与合作的行动对策。“长江三角洲”地区旅游一体化推进城市一体化发展的经验十分值得借鉴,并可以进行超越。
从城市发展历史来看,竞争与合作是一直存在的,任何城市都在牵制与反牵制的博弈过程中求得发展,那些转型速度慢或者潜力发挥不力的城市都难以摆脱落后的局面,并在路径依赖的局限下愈发困难。因此,融入区域、突破区域是全球化条件下城市发展的途径,而在区域合作中旅游无疑是最为有力的促进力量。
七 国外旅游中心城市发展案例
城市必须发展旅游已经成为城市管理的共识,但如何定位?即在什么阶段进入、依托什么资源发展旅游经济、最终建设什么类型的旅游中心城市是需要根据城市个性、特色决定的系统命题。在此,我们选取一部分国外城市案例加以分析,希望中国城市管理者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1、 成功者
(1)依靠原有资源创新定位的转型城市;老工业基地,发生在波兰克拉科夫的旅游开发活动对于我们或许更有借鉴意义。东欧国家解体浪潮之后,这座钢铁工业城市显然难以抗拒欧洲过剩的生产力所带来的压力,为此,克拉科夫开始强调其历史与文化优势并获得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称吓,成功的营销活动使其转变为度假地类型的旅游中心城市,与欧洲旅游中心的便利交通也使其旅游者数量超过了首都华沙,克拉科夫甚至得到欧洲资金的支持以减轻污染进一步改善旅游环境(Ashworth,1999)。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代表性工业城市——格拉斯哥——也旗帜鲜明地推行城市旅游定位,并积极营销、重塑城市形象。它在1990年欧洲文化之城的评选中超过了爱丁堡(历史名城)和巴斯(温泉胜地),此外在1988年的花园节庆城市和1999年的建筑与设计城市等一系列活动中都有收获。尽管争议犹存,但从饭店业、零售业、休闲服务业等经营业绩的增长可以肯定格市政府的产品营销努力(Boyle,1990)。而同样享有破旧工业城市形象、被戏称为“病态城市(sick city)”的德国法兰克福从文化休闲人手建造大量文化设施,到1990年就有了4个音乐厅、17个剧院、80个艺术美术馆和22个博物馆,每年平均1000个居民就要接待3200个游客,远超慕尼黑和克罗根,巨大的旅游声誉也使其更易于吸引高层次的企业和现代服务业(Friedrichs and Dangschat,1993)。此外,Watson (1991)也就澳大利亚的悉尼和伍伦贡的资料探讨了工业城市定位旅游开发的主题内容。老工业城市产品重塑意味着对工业基础地位重视度的下降,以及从资源利用角度和平和消费不同高角等,如何对待工业遗产在城市内部引起广泛的争论,从而使得老工业城市的转型与复兴变得较为难以把握。
(2)综合型城市借助旅游“二次创业”。欧洲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典型,这座以造船、重工业和纺织业为经济基础的城市在20世纪70年代河避免地陷入了衰退,低收入了导致了城市住宅市场恶化、交通设施老化和社会福利不平下降等问题。为此,新的市政府开始全力改变城市产品,成功申请并举办1992年奥运会作为中心事件不仅在欧洲大大拉高了城市形象,获得了丰厚回报,而且长期来看,还改善了城市基础设施和接待业服务水平,提高了城市旅游竞争力(Sanchez,1997)。通过体育旅游的开发,巴塞罗那的Nou Camp体育馆不仅是城市顶级旅游吸引物之一,而且被看做是欧洲一个重要的体育主题公园。而城市形象的提高也使得巴塞罗那降低港口费的政策获得了更大的成效,新矿业也随之跟进老港口又获得新的生机。
(3)专门旅游城市持续努力。法国著名旅游胜地尼斯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是世界知名海滨度假地,但50年代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对旅游业造成了沉重打击,因此70~80年代尼斯警力的重组和犯罪的根作成为其重塑产品形象的关键,最终重新赢得了旅游者。
2、失败者
城市定位旅游中心城市需要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三个层面进行深入研究,制定科学可行的计划。规划层面的问题最终体现为城市旅游形象的构筑,建设层面的问题则反映在环境与设施上,而管理层面的问题集中于城市政府对各种力量的整合,尤其是对外在支持的竞争性争取。
①不利形象破坏下的城市定位偏差。荷兰阿姆斯特丹在1990年以后实施的“容忍”政策使其成为毒品泛滥的温床,从而使整个90年代该市的经济发展在全国最低。有人指出这不仅吸引不到对经济主体作用的旅游者,反而吸引了“错误”的旅游群体;而土地政策上的一些失误进一步把投资者赶到了其它城市(van ber Veer,1998;Harding,1994)。德国汉堡的发展曾经受德国分裂时期和不利地理区位的影响,但其当前最大的问题却在于20世纪后期(1983~1990),城市政府在旅游营销投入上的不足。其文化休闲设施的吸引力没有得到发挥,旅游者数量不足法兰克福的1/3。错误的城市政策的“成果”则体现在了街头的骚乱和不断向联邦政府的求助行为(Dangsvhat and Ossenbrugge,1990).
法国马赛则是另一个不幸的城市。其当时城市管理者与有组织犯罪有牵连的传闻也蒙蔽了城市的形象;同时交通干道工程train άgrand vitesse也因为人为原因贻误,致使在吸引人流、物流上落后于几年前就完成的里昂;与此同时,轰动一时的马赛足球俱乐部丑闻进一步减少了城市的光芒(Donzel,1990)。
东欧一些以重工业为形象本地的城市也在转型。波兰的卡托维兹前人市长后来成为总理,于是在别的工业城市波兹南、罗兹等致力于吸引西方资金来升级产业结构,定位旅游等现代服务业的时候,卡托维兹的煤炭、钢铁、制造业等部门却依旧享受中央政府的资助,但结果是在市场化趋势越来越明确之后,卡托维兹在吸引力方面变得脆弱不堪(Judge,1999)。
②环境与基础设施制约下的城市发展局限。雅典在气候与基础设施方面一系列的决策都是负面的。不论什么条件都允许私人汽车进入城市对旅游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夏季,空气质量低且对古建筑造成重大污染。雅典成功申办2006年奥运会所依赖的就是城市与体育的历史渊源,但现实的窘况使雅典的饭店、交通、体育设施极其不足,资助也是比较匮乏(Leontidou,1997)。缺乏必要的基础条件,即使宣传促销做的很好也是不完整的城市产品营销。
③制度创新与管理不力的城市停滞。向市场营销一座城市不仅需要城市自身的努力,还要得到上级政府和其它权利机构的支持,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和制度结构。英国利物浦也是一个依赖造船业的老工业城市,其产品转型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但从撒切尔夫人执政时代起,因为政治矛盾等多种原因,该市权利层一直与中央政府的政策相左,城市自身制定的旅游营销计划被中央政府大幅削减,再加上其它问题,1984年该宣告破产,不利的影响持续至今。到2000年利物浦依旧是英国最衰落的城市之一,旅游者和投资者数量乏善可陈(Parkinson,1990)。城市很多重大决策(如“申奥”、大的项目等)都需要上下内外的鼎立协作,为了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损失城市整体利益的代价极其巨大。
中国网2004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