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与中美关系

——在纽约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午餐会上的讲演

（2005年6月13日）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 郑必坚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两年前，我曾在贵国作过一次关于论中美关系的机遇的讲演。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再就这个问题谈些看法。各位知道，现在，国际舆论的热点之一，是关于中国的和平崛起问题；美国朝野和各大智库关注的焦点则是中国和平崛起会不会威胁美国的全球利益问题。对此，我想在《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与中美关系》的总题目下，谈四点看法。

一、严峻挑战与战略抉择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时，就选择了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道路，这就是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其实质，就是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在这条道路上已经走了25年，还要再走45年，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可以算是崛起了。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一个13亿至15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决非易事。特别是在21世纪上半叶，我们既面临“黄金发展期”，又面对“矛盾凸显期”。说矛盾凸显，就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而言，带根本性的就是三大挑战：

第一个是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挑战。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在全世界排在后列，但是，由于发展速度快而科技和工艺总体水平低，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和总量的资源消耗包括能耗，却排在世界前列。再加上随着世界制造业向中国大规模转移，也带来一定程度的“能耗转移”，就使得资源特别是能源的短缺，成为困扰中国和平崛起的一大难题。

第二个是发展环境特别是生态环境的挑战。中国在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状况恶化、资源耗费巨大而回收率低等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同时，这也是中国领导层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背景。

第三个是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一系列两难问题的挑战。比如，既要使GDP持续快速增长，又要加快社会建设步伐；既要加快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又要扩大社会就业；既要保持东部地区的强劲发展势头，又要促使东中西部共同发展；既要推进城市化，又要从各方面反哺农村；既要注重公平、缩小差距，又要保持活力、提高效率；既要扩大吸引外资，又要优化引资结构；既要以市场换技术，又要增强科技自主创新；既要深化各项改革，又要保持社会稳定；既要推进市场竞争，又要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等等。解决这一系列两难问题，都不能只顾一头，不顾另一头，而是要求有一系列的统筹兼顾，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面对21世纪上半叶的三大挑战，我认为，中国政府的应对之策可以归结为三个超越，也就是三大战略：

第一个大的战略，是超越旧式工业化道路，继续推进新型工业化。近代产业革命以来，全世界用了250年时间，才使15亿人口进入工业化社会。而中国却要从新中国成立到本世纪中叶的100年间，把15亿人带入工业化。显然，不让这么个人口大国跟上人类文明前进的步伐而发展起来是不可能的，而发展再要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旧式工业化道路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下决心要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二个大的战略，是超越世界近代以来后兴大国传统的崛起之路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思维，继续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中国不走一战时的德国、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那种以暴力手段去掠夺资源和谋求世界霸权的道路；也不走二战后那种冷战对峙、称霸争霸的老路，这就既超越了旧式工业化道路所必然带来的争夺资源大拼杀的旧路，又超越了由于意识形态差异而拒绝和平、发展、合作的冷战思维。我们勇敢地实行改革开放，即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通过学习、借鉴乃至引进人类文明的各种有益成果，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走向崛起。

第三个大的战略，是超越不合时宜的社会治理模式，继续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对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活力与失范并存、效率与失衡同在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国领导层着眼于构建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网络，来提高执政水平、改进社会治理。目前，中国政府的职能在逐步转变，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在积极建立，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在不断提高，和谐社会在进一步发展。

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的这三大战略，其着眼点就是要引导13亿至15亿中国人，在应对风险和挑战中，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在同世界的互利共赢中使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对人类的贡献大一些。归结起来，坚持这三大战略，就是要坚持和平与和谐，对外是和平，对内是和谐。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中国和平崛起，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立足当前与放眼长远

中国要成功地应对“三大挑战”，有效地实施“三大战略”，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决不是五年、十年、二十年就可以完成的，而是要一直奋斗到本世纪中叶才可以大体干出个眉目来。中国政府已科学地规划了在21世纪上半叶分三个阶段的奋斗目标，这就是：到2010年，使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到2020年，再翻一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此基础上，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这个大的规划框架之下，中国有关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正围绕应对三大挑战，着眼于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和节约优先来解决资源和环境约束，着眼于推进和谐社会发展，在分门别类地积极研究和制定近期、中期和远期的能源发展战略，环境发展战略，人口及应对老龄化战略。比如，就以能源来说，过去20年中国以能源消耗翻一番支撑了GDP翻两番，资源平衡大体立足于国内。未来20年要实现GDP再翻两番，能源如何平衡，如何开源，如何节流，如何走节约型发展道路，都已提上议事日程。

这些奋斗目标的制定，远景规划的研究，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中国所具备的优势和基础。在谈到这些优势和基础的时候，我想提请各位注意，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实现更广大地开源的几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长点：

比如，中国东部沿海具有蓬勃生机和发展活力的城市群，也包括中西部地区正在兴起的一批中心城市。它们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是中国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的主要制造业和物流中心，是中国最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吸纳地，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国际经验的集聚地。未来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进一步扩大，以及对国内外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将主要来自这些地区。

比如，具有改变自身相对贫困状况强烈愿望的广大农村劳动力。他们既是中国产业工人的后备军，也是用工业文明改造贫困乡村的生力军。在注意培训的条件下，今后他们将以每年近千万的数量愈益有序地进入城市，这一方面将为城市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的生产力，并不断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又将极大地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

比如，由改革开放而迸发出来的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等各种要素的巨大活力。中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不但可以充分释放国有资本的发展活力，不断推进新型的集体和合作经济，而且可以持续吸引海内外各类投资者，包括中国大陆的民间资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资本，以及国外资本在我国的创业活动，有利于形成促进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创业机制，有利于容纳庞大的就业人口。而且，中国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和各类高科技和高技能人才队伍也从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此外，还要强调一点，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兴旺发达并在21世纪实现和平崛起的带根本性的不竭动力，是创新。包括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其它各方面的创新。

三、国际经验与中国特色

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极其需要学习借鉴国际经验，这是中国和平崛起内在的、长期的、客观的需要。同时，中国在和平崛起进程中，在让13亿至15亿中国人过上现代化生活的过程中，又要着眼于以自己为主，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和消化自己的难题，包括消化中国在走向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始终面临的超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以及资源、环境问题等等。这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有中国特色。

比如，在能源问题上，中国人将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节约型道路。现在美国人均年消费石油25桶，而中国人均消费不到1桶半。如果中国人不顾自己的条件，异想天开地做起了“美国梦”，那我们的能源需求对于世界来说，就好比“狮子大开口”，那就会首先给自己，同时也给人类带来沉重的负担和麻烦。

又比如，在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上，我们将逐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中国农村劳动力有5亿多人，其中富余劳动力除已进城务工的以外，今后20年大约还有两亿多人需要转移出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不能做“欧洲梦”。欧洲在近代历史上，总共有6000多万人走到世界各地，到处建立殖民地，改变了世界版图。中国如果也这样干，那岂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黄祸”吗？！21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人，只能在自己的国土上，通过城市、农村的协调发展，通过引导相当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不丧失土地的条件下，在城乡之间有序流动，来解决这个世界级的大难题。

再比如，在劳动力培训问题上，我们要逐步探索建成以广大农村人口就业培训为最大特征的中国特色的学习型社会，保证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首先是农村青年，受到质量不断提高的职业培训，提高就业和创业本领。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上，我们将探索中国特色的地区协调发展型社会，就是在继续发挥东部沿海三大城市群发展活力的同时，实行振兴东北、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

归结起来，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学习国际经验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发挥中国特色要从时代条件出发，要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四个不能学”，这就是：第一，那种通过发动大战去掠夺别国资源的野蛮行径不能学；第二，那种热衷于输出意识形态、输出自己价值观念的冷战思维不能学；第三，那种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消耗人类不可再生资源的掠夺式经营不能学；第四，那种向外大量移民、到处建立海外殖民地的扩张行为不能学。我们这个民族在近代以来的100多年中吃过许多苦头，我们的体会是：一切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我们都不做，这就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朋友们从以上的介绍中可以看到，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决不只是对外方针，而是对内对外方针的统一；决不只是经济的增长，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统一；决不只是科学技术的创新和经济体制的变革，而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文化包括人口素质变革的统一。或者再说得彻底一点，就是中国社会在21世纪上半叶的又一次伟大变革和伟大改造！这样重大的历史任务，实在够我们中国领导层和最广大人民，在今后几十年内，很忙很忙的了。我们只能集中力量干好这一件事，根本没有精力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威胁任何人。

四、中美关系的四个战略机遇

两年前，我就在这里说过，不要把中美关系看成“外力推动型”，似乎冷战时期争霸世界的“北极熊”和策动“9·11”的本·拉登，才是中美关系的“粘合剂”。一旦那个“北极熊”消失了，恐怖主义威胁基本摆平了，中美关系就又要出问题了。这种把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完全寄托在“外力推动”上，岂不是太可悲了？！有人说，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搞鹰派外交、持久冷战和损人利己。这是在用老眼光和旧理论看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很欣赏我的老朋友布热津斯基先生不久前在卡内基基金会谈论中国和平崛起时的一个说法，“当理论被证明不符合现实的时候，理论就应该修正。”同样，我也很欣赏曾在布鲁金斯学会工作过的理查德·哈斯的话, 他说“中国只向世界输出电脑，而没有输出革命，也没有输出意识形态。”这些清醒的声音值得欢迎，值得肯定。因为，这是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我认为，无论从当前还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中美关系都具有相当广阔的“同步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

中美关系的第一个机遇，来自全球化时代两国利益的深度捆绑和互有所求。正因为这样，中美贸易额才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5亿美元发展到今天1,700多亿美元规模，同时，中国又将自己6,600多亿外汇储备的70％以上购买了美国国债，这就使中美双方形成了轻易拆解不开的利益共同体和利害共同体。也正因为如此，才确保了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至于动不动就情绪化和政治化。如果美方能够本着“非政治化”的原则来处理两国经贸问题，中美经贸关系必然会赢来又一次大发展，而绝不会是又一次大倒退。

中美关系的第二个机遇来自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所带来的“大国合作”的新安全观。我同意布什总统、赖斯国务卿一再强调的一个观点，“当今世界，大国之间发生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今天，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我们共同的主要威胁和凶恶敌人。我们完全有条件在战略安全领域进一步展开深度合作。关键是建立战略互信。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中国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各种形式的存在，包括军事存在，采取的是尊重历史和兼顾现实的务实态度，对东亚共同体所启动的亚太一体化进程也秉持“开放的多边主义”立场。那种认为中国要把美国挤出亚太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主观臆造、恶意挑拨。

中美关系的第三个机遇来自两国重视处理地区热点问题和维护国际秩序的共同努力。亚太地区是中美共同发展的舞台。但这个地区冷战加热战，很不安定。因此，中美既面临清除冷战遗产的历史任务，又面对避免热战发生的现实挑战。中美两个大国如果能从这样的大视野看问题，就有可能排除“中国在搞亚洲版门罗主义排挤美国利益”这样的思想干扰，务实地携手解决现实冲突、思考未来布局，在兼顾各自利益的基础上谋求共生、共处、共同发展与共同和平。至于在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共同推动国际秩序的改革方面，中美两国更加义不容辞和责无旁贷。我们应当以开放的胸襟共同探索新的国际经济、金融、政治、安全机制。

中美关系的第四大机遇来自中美两大文明的共存与交汇。我们认为，全球化时代不是“文明冲突”的时代，而是文化交流的时代、文明和谐的时代。现在，中美在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已成为中国文化市场兴起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来说，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也日益成为两国和谐相处的重要基础。我听说，犹他州一位州长候选人在竞选时承诺，一旦当选他保证在每个公立学校开设汉语教学。美国最近兴起的“汉语热”、“中国文化热”，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美国参议院两位议员最近关于加强两国文化交流的提案，都预示着21世纪上半叶中美两国的文化交流将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目前，中美教育、文化、科技交流方兴未艾，奥运合作、防治艾滋病合作也有声有色。双方还在抓紧落实美国开放中国公民旅游的协议。中美文化合作的前景非常光明！

我还想强调，机遇不是等来的，而是共同创造出来的。前不久，一位美国前政要对我说，中美两国如果加强合作，21世纪将是非常美好的世纪，反之，中美关系如果发生倒退，21世纪对两国和世界来说将是非常糟糕的世纪。我很赞同这一观点。中美两国关系在21世纪的新发展，需要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因此，在这里，我想对美国朋友们说，希望你们在如何看待中国崛起和如何发展中美关系上，也要实现“三个超越”：一是超越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的冷战思维，因为用这种思维看问题，很容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发生战略误判；二是要超越以价值观划线的“文化优越论”，因为当代世界已是多种文明长期共存、不同文化相互激荡的新时代；三是要超越后起大国必然挑战现存霸权的传统理论，因为它解释不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新道路和中国的崛起是维护世界和平坚定力量的新现实。

最后，我想用中国两位伟人的话结束今天的讲演。一位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说过：“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一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他在上世纪80年代说过：“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我想把这两段睿智的哲人语言敬献给今天到会的美国朋友，希望你们能够认知它、传播它，也希望你们对中国和平崛起所抱的态度是接受它、欢迎它！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