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新转型逆水行舟
王西凉

即使是最普通的街头百姓都知道阜新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转型。一位出租车司机一语道破阜新这个城市必须面对的现实:“煤没有了,就剩人了,不转型行吗?”

艰难转型的下岗职工

2003年9月21日上午9点,辽宁省阜新市细河区碱巴拉荒农业园区,阜新市重要的转型试点基地,相当多的城市下岗职工和矿区的下岗工人在这里承包大棚,开始学着从事现代农业。

碱巴拉荒农业园区三区,赵丽清,原阜新市海洲矿务局职工,1999年下岗,下岗以后打零工,靠父母和朋友接济度日。

“去年,听说这里种蘑菇很赚钱,是市里的转型基地,电视、报纸都在报,就过来了,投入了2.4万多元,干了一年,结果赔了1.3万多元,明年只好回去想其他的出路了。”

王先生,原市农资公司下岗职工。“原来在外面打零工,回来以后听说这里宣传得很好,我一寻思,阜新是资源枯竭城市,我们没有别的出路,政府是好意帮我们转型,就来这里种大棚了。”

王先生没有想到一年下来赔了1万多元。来自五龙矿的张师傅告诉记者,许多人在这里承包大棚的钱是买断工龄的救命钱加上借来的钱,1万多元对大多数下岗职工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张师傅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承包村里的大棚,一个月的房租3000元,菌柱1万个,1.4元一个,一共1.4万元,打架子钱2100元,塑料、草帘子一共2600元,火墙140元,遮阳网500元。

“每户投入成本大约2.4万元,这还不算一年在这里的工夫钱,现在只收回了1万出头,每户干赔1万多元。”屋漏偏逢连夜雨,“以后怎么过,真的不知道了。”

从大棚里面出来,路边一堆堆发霉的烂菌杆(种植食用菌用)验证了记者听到的话,也验证了普通工人在这场转型的改革中所付出的代价。

阜新市6家子镇也是集中安置下岗职工的地方,位于市区北部,与市区相连,2002年该园区经市政府批准,作为下岗职工安置基地。

记者在那里见到一户种植花卉的家庭,主人姓杜,只有20岁,在技校学的就是园林花卉。杜先生的母亲从矿务局下岗,2002年8月来到这里,投资3万元,目前连一半都没有赚回来。

“花卉市场价格太低,比往年都低,养的人太多了!”小杜说。他们家是通过社区介绍过来承包的。

“去年能卖到1.2元至1.5元,今年连7毛都卖不出去。”小杜带记者进到大棚,一盆盆没有卖出去的花还堆在地上。“国庆节是最好的机会,如果卖出去还能上来点本,卖不出去就都要烂掉。”

小杜说他感到很上火,虽然年纪轻轻却总失眠,和他相邻的种植花卉的下岗职工几乎也都差不多。

为什么会赔钱?

“我们来的时候可欢喜了!是带着一团火来的,现在是一团冰。”从矿务局机电二厂下岗的陈先生说,“第一茬出蘑菇的时候,别提多高兴了,等到了后来就都傻了。”

工人们说,导致亏损的原因既有天灾也有人祸。

原先工人们和村里有口头协议,食用菌由村里包销,底价2元。按照每柱产1斤半到2斤,每个大棚1万柱计算可以有3万元的收入,去掉成本,可以净赚1万元。

“我们就算了这么一笔简单的账,也就是说一年好好干,怎么也会有1万多的收入,我们很相信,所以才来的。”一个工人说。

但是今年的非典导致蘑菇不能出口,价钱大跌。而村里从华宁公司引进的食用菌柱也出了问题,原先说可以出一斤半到二斤,而实际上连一斤都出不了。

“看着一斤蘑菇的价钱从3元跌到2元,又跌到1元、8毛,……心都寒了,但即使这样,蘑菇还出不来了。”一位工人说。

工人们找村里反映,村里说已经和华宁公司打官司了,但官司输了,一些家庭只得到了村里的4000元补偿。

“这和我们的损失相比差远了,但这不能全怪黄书记(黄玉奎,村书记),很多事情超过了他的能力了。”于杰大嫂说。于杰是原海洲区铝制品厂的工人,她和丈夫双双下岗,这个大棚就是她家的全部希望,谈起今年的收成,于杰的脸上青筋突突乱跳。

记者沿着大棚旁边的路走访了大约20几家下岗职工经营的大棚,这些将孩子、家具和全部生活搬到郊外,满心想赚钱的下岗职工每家都赔钱,没有遇到一户赚钱,甚至收回成本的也没有。

“赔1万多,对有钱人不算什么,对我们这些老实巴交的下岗职工来说可是天文数字。我们一个月领低保才100多块钱,我们用什么还呀?贷款肯定是还不上了。”

“转型不是一夜就完成的,也不是上上电视,开开会就完事的。你们记者,我见过多了,中央的,省里的,都有。我们刚来的时候,使劲参观,等现在都赔了,一个也不来了。”一位工人不屑地对记者说。

于杰还告诉记者一件事情,刚来的时候,有记者采访问她收入有多高,领导让她说1万,“我咬了咬牙,说8000,后来赔钱了,有领导到棚里来视察,说‘长得挺好的’,我说,好啥呀,赔钱,领导没有说话。”

记者接触的大部分工人认为,这样的事情不能怨政府,政府是好意,“政府看到我们也着急呀,那么多人没有工作,他们会安心?领导也着急呀,也希望我们赚钱,安居乐业。但是政府也没有办法让我们吃了什么药就都成富翁了。”一位工人苦笑说。

从工人到“农民”

一位打工的当地农民告诉记者,“城里的工人到这里来,让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记者问她学到了什么,她说:“原先以为城市里的人都应该过着类似大款的生活,没想到他们和我们农民差不多,甚至还不如我们。”

几乎每个城市里来的工人都要经历从工人到“农民”的转变,一位姓张的工人说,“不能说我们是农民,我们是农业工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牵着一头牛,后面拉着犁。”

陈师傅对记者说,在这里干活和在工厂不一样,工厂是给党干给国家干,这里完全是给自己干。在工厂都是领导安排好了,让怎么干就怎么干,这里涉及到个人利益,都要自己考虑。

“给工厂干活,可以偷点懒,但现在一点也不敢偷懒。你糊弄蘑菇,蘑菇就糊弄你。”陈师傅说,开始也有不适应,但慢慢就适应了,“不适应也要适应,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些原先和煤炭打交道的工人不得不学习这些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和许多工人一样,陈师傅也把整个家搬到村里来了。“要在这里安家的。我们这些人,到这里种大棚的工人,都是老实人,都是最遵纪守法的公民。”

陈师傅说,他们就想靠自己的力气生活,不给国家添一点麻烦,有多累有多苦都可以忍受,即使很多人作下了病,也无怨言,但是最后的结果是没有想到的,居然赔得这么惨。

据记者了解,近一年来,大部分转型基地的工人经历了两种转变,一种是从工人到“农民”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另一种是从新鲜、憧憬、希望到失望、无助与绝望的转变。

可以说,这里工人们生活的经历是阜新经济转型艰难的一个缩影,转型过程是痛苦而漫长的。

经历挫折的下岗职工将不得不面临经济上、心理上的考验,对他们来说,如何有效地利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利益,如何提高他们的抗风险能力是一个急需破解的难题。

嬗变在痛苦中孕育

阜新的兴衰皆源于煤。在城市的经济谱系中,这类城市被归纳为资源约束型城市。这样的城市在东北还有抚顺、大庆……但是,东北,甚至整个中国都很少有一个城市像阜新这样,生存着数量如此之多的城市贫困人口,从整体上面对如此重大的生存压力,面临的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这么突出。

由于煤炭资源的枯竭,2001年3月30日,伫立在阜新大地上的东梁矿、平安矿、新邱露天煤矿经国务院批准实施全面破产。2002年4月,曾经是亚洲第一大露天煤矿的海洲矿因资源枯竭而申请破产。2002年6月,阜新矿务局所属的其他几个煤矿也申请破产。78万城市人口中,下岗、失业人员15.6万,生活在156元低保线下的就有19.98万人。转型终于成为阜新无法绕过去的一个槛。

1991年8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到阜新视察时,就要求城市酝酿转型。但当时直属煤炭工业部的阜新煤矿对资源枯竭在即的说法不认同,他们的说法是:“即使每年开采1000万吨,坚持50年没问题。”国家计委先后于1992年11月和1997年4月下发了2085号和721号两个文件,支持阜新转型,几位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同志都做了批示,但阜新转型仍没有提上日程。

到2001年5月阜新市新一届班子上台,阜新的转型才迈出尝试性的一步,新领导班子决定把“经济转型”确定为报告的主题,方向是发展现代农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业。

阜新市为了抓好转型工作专门成立了转型办公室,设在发改委下面,通过社区企业发动广大下岗职工走转型之路。办公室一位官员对记者说:“结合地理环境,阜新的土地资源比较丰富,人均土地5.6亩,我们拿出了12个乡镇进行现代农业的试点。”

这位官员进一步介绍说,转型一年的主要经验是,转型过程中降低了广大产业工人就业的门槛,阜新的现代农业有了雏形。

另一位当地官员对记者说:“阜新转型没有任何经验可以照搬,如何理顺政府、公司、农业工人之间的关系,确实需要实践中不断磨合。”这种磨合的痛苦,参与阜新转型的每一个官员和普通市民显然都深有体会。

事实上,阜新转型也是有光明前景的。据当地官员介绍,上海的大江集团、光明乳业、河南双汇等60多家大型企业在阜新建立了生产基地,这些都极大地增加了当地的就业机会和财政收入。

“阜新是全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试点,很多其他的资源枯竭型城市都在看着阜新,希望阜新走出一条路来,但路不是那么好走的,而且就算阜新失败了,也不能说这种模式在其他的地方都失败,即使阜新成功,也不能说这个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对阜新来说,这杯酒有多苦也要喝。”这是当地官员告诉我们的话。

的确,阜新转型牵动着中央高层领导。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一直关注阜新转型试点。甚至在卸任前三天,李岚清还在中南海召集办公会,研讨阜新转型问题。李岚清告诉阜新的负责人:“家宝同志专门和我说起过阜新问题,让我放心,新一届政府一定会把这个事情继续搞下去,他们会比我搞得更好。”

完善社保机制

为了解决辽宁的难题,自2001年开始,中央政府便决定在辽宁进行全国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这一工作被称为辽宁省政府的“一号工程”。

国务院试点的总目标是:建立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一位熟悉辽宁社保工作的学者介绍说,辽宁的试点并不是一帆风顺,而且难度相当的大,尤其是资源枯竭型地区的问题更是难上加难。

辽宁省省长薄熙来在一次会议上说,辽宁是国有企业最多、退休职工最多、也是下岗失业人员最多的省份,是全国社保问题最集中的地区。

“辽宁的广大职工做出过两次大的贡献:一次是从50年代开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把中国的工业化搞起来,进而支援了全国。再一次就是社保试点,绝大多数职工非常体谅国家的困难,在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后,勇敢地走向市场,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又一次做出了巨大的奉献。”

“辽宁省各级政府和社保部门已经作出了相当程度的努力。”东北大学一位学者说,“振兴的关键是经济发展,但归根结底还是要让东北人过上好的生活。”

任何先行者都会付出更多的努力和代价。现在虽然面临着很多困惑,但东北人从来没有放弃过奋斗。从他们饱经风霜的脸上,记者感觉到这种精神依然在他们的血液中涌动,这或许就是东北的希望所在吧。

南方周末 2003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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