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制攻坚愈挫愈奋

———黑龙江企改推进小组负责人、省长助理胡祥鼎专访

记者：中央当前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是否表明，东北存在的一些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胡祥鼎：现在我们已经到了非改不可，不改不行的地步了。

我们原来一些具有优势的国有企业，这些年来位置不断下滑。比如我省的华能橡胶、北满特钢，原来都是同行业中的排头兵，这些年来国家没少支持，各级政府没少投入，银行也没少贷款，特别是两个企业又都上市。然而，在汽车行业发展势头非常良好，钢铁产业欣欣向荣，全国同行业都扭亏为赢的时候，他们却彻底垮下来了，资不抵债。

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激励和约束都严重不足的问题，它通过层层委托代理，监督和管理成本特别高，效率却不高，且最终责任无人承担。比如同是搞项目，民营企业上项目后就有生机，而国有企业的项目上马之日，却往往是企业亏损或者停产之时。我省的华能橡胶是中国首先搞子午胎改造的，现在子午胎在市场都特别抢手，但是我们企业引进的二手设备质量很差，始终不能大产，而且质量还不好，一年报赔一个亿左右。

北满特钢也是这样。它上市后有钱了，花4.3亿元做无缝钢管，投产的时候却停产了。为什么？因为成本高，运营就亏损。本来它可以再投几千万进行配套改造，但是企业把钱都干别的了，比如到外面炒房地产，在外埠兼并一批企业等等，没有后续资金投入，引进的大批设备，一直在厂房里睡大觉。

这其中问题很多。但是，一些国有企业由于代理链条过长，监督不严甚至缺失，信息严重失真，促生腐败问题，造成国有资产的巨大损失。这不是个别现象，好多企业情况都是这样，导致我们的优势在迅速丧失。

记者：如果继续维持现状，或者改革步伐太慢，可能产生哪些后果？

胡祥鼎：如果不加快改革，国有资产的流失难以遏制。最近这两年，黑龙江地方的5926户国有企业，国家新增资本金62亿元，但报表显示经营性亏损为88亿元。去年累计不良资产欠亏挂账856亿元，比头一年又增加了106亿元。也就是说，国家一个劲地投钱，它一个劲地亏。

再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制成本越来越高。大量国有企业欠发的工资、社保等必须支付给职工个人的钱与日俱增，安排职工解除劳动关系的钱，随着工龄增长也逐渐增加，欠银行的贷款利息会越来越多，企业分流人员走向市场的空间越来越小，安置的难度越来越大，稳定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我们现在有相当一批国有企业，是想“嫁”嫁不出去，因为谁也不愿意来背我们这么重的包袱；想死也死不了，你要破产退出市场，需要大量的钱安置职工，政府拿不出这笔钱来；想活又活不了，贷款中断了，流动资金断流了，企业停产半停产。

所以现在是处在几难的状况下，若不及时想办法，问题将更严重。

“打一场改革的攻坚战”

记者：那你认为目前具备改革的条件吗？

胡祥鼎：应该说形势发展到了今天，我们改革的条件挺好，机遇十分难得。

一是从世界大范围来看，国际制造业转移，都看好中国的大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新的一轮外商投资将以整合并购为特点，应该说，黑龙江原来在全国具有优势的一大批国有企业都有机会。

第二点，我们进入了新的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它以消费结构的根本性调整为前提。这种需求是长期的，并开始拉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资本愿意进入有改革潜力的行业，这也是好时机。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出台了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革调整的大政策，这是继我国沿海大开放、西部大开发之后又一个重大战略举措。党中央提出的战略十分明确，关键是支持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改革、改制，从根本上增强其自我发展、自我积累、自我改造和自我融资的能力。

目前国家已经明确了三方面工作，一是要在东北地区进行社保试点，国家给予巨额的财力支持，帮助老工业基地的国有企业卸掉“人”的包袱。

二是巨额债务的处理，中央也可能帮着卸包袱，出台一些力所能及的政策。

三是其他支持国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的政策，如调整国债的结构，支持具体改造项目，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再比如资源城市因为资源衰减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国家也将支持。所有这些政策和投入，都能为我们国有企业的开放式改革和招商，创造一个很好的物质基础和改革环境。

第四点，就是对我们国有企业的改革，全省上下形成了共识，感到确实是不改不行，特别是省委、省政府决心很大，要解放思想，冲破阻力，承担改革的成本，承担改革的风险。

用省委书记宋法棠的原话来说，就是“要解放思想，不换思想就换人”，要坚决支持改革者，惩处诬陷者，改革务必要在今明两年取得重大突破。

用省长张左己的话来说，就是调整改造，先改制，资源配置靠市场。准备出事，但是不要出大事，出了事能控制住；要准备冒风险，要做到孙中山所说的“愈挫愈奋”。

他们都清醒认识到改革的难处和风险，但都坚定不移地支持改革，借改造之机，要在全省打一场全社会动员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攻坚战。

“清除失血机制，生成造血机制”

记者：这场攻坚战的关键是什么？

胡祥鼎：关键在于转换机制。我们现在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认为必须先改制，后改造。不然的话，就会像前面我说的那样，再多的钱投到机制没变的国有企业，还得打了水漂。

在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上，我们也下了决心：宁可花钱改制，也不再给没改制的国有企业输血。企业机制没变，你给它上项目输血，实际上是维持了失血的机制。花钱在改制上，是生成一种造血的机制，能让它日后能有机循环，自我成长。

记者：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

胡祥鼎：我们这一轮国有企业改制攻坚，从指导思想、做法上有大的调整。

第一，改革谁来抓？

我们由过去企业的经营者来抓，现在调整为由出资人来抓，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来推进。

为什么黑龙江大中型企业的改革严重滞后？就是企业的经营者只要企业还活得下去，他就不想改革，因为他有很多的利益在其中。我们一位官员甚至讲了，“逼着企业改革，就是让这些经营者自掘坟墓。”

当然，也有一批企业混不下去，也要求改，但它自己去民营，去招商引资，其目的是谁给他个人的条件好，他就和谁合资。所以，我认为形势发展到了今天，改革不应该是经营者、企业的单独行为，而应该是出资人的行为。国有资产的出让、产权的处置，应该出资人到位，共同参与，并进行有效监督控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正因为如此，改革的阻力很大。我们已经推翻了很多改革方案。比如一些大中型企业的经营者，他以承担债务的方式，就把国有资产变为个人所有了，表面上承了债，实际上能不能还只有天知道。另一方面，他根本没有战略投资能力，毕竟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启动改造需要巨额流动资金，仅仅承债而没有这个投资实力和融资能力，就很难搞得好，所以我们理所当然不同意，这带来很多矛盾。

第二，是“抓什么”的问题。

这次我们抓住所有权多元化这个根本问题，企业惟有不再是单一国有了，与其他所有制混合起来，或者彻底民营，才能让投资人真正到位，对企业的资产、盈亏负责。

黑龙江还有400多户国有大中型企业，其中有30多户要做大做强，我们计划与跨国公司500强联合起来，人家进来了，所有权就多元化了；我们还有一批经营得一般的企业，就搞混合所有制，明晰产权；另外，我们200来户停产半停产的企业，要完全退出国有体制，或者完全退出市场，让其他所有者进来，把有效资产重组搞活，变成其他所有制。

第三，是落实“怎么抓”。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首先，由封闭式的内部改革，转向开放式的招商改制。现在正在进行改制的诸多企业，都是优选国内外一流企业投资商、跨国公司来干。比如佳木斯纸业集团，因为原材料问题而濒临垂危，目前与摩根大通以及国资委管的另一户大型企业合作，联合在俄罗斯建一个纸浆厂，反过来救活“佳纸”。

其次，我们注意既要维护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要维护政府、债权人银行等各方面的合法权益。

现在国有企业改革有一个倾向，都追求职工和企业的利益，改制你就得给我好处。去年出了个“大庆事件”，人均10万元解除劳动关系，后来还提了很多要求都满足了，总共花费估计超过100亿元，很大的改革成本。它带来的后遗症，是其他国有企业职工也要求参照大庆，提出很多要求。中国的事情历来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给我们现在的改制带来巨大阻碍。

记者：这可能是新一轮改革最大难点所在吧？

胡祥鼎：对。改革最难的事情就在这里：既要迅速推进改革，还得保持社会稳定。

改革是权力和利益关系广泛而深刻的调整，会触动许多人的利益，所以必须考虑全面，措施到位。我们这次改制有个指导思想，就是既要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也要维护国家的长远利益，以及债权人的多方面的合法权益，三者要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同样，改革的成本要各方面来分摊，不要光指望中央和省市政府拿钱。但这个思想工作做起来非常艰巨。

现在我们首先对省属9个大型企业派出了工作组，与企业共同改制，从反馈的情况看来，难度非常大，上访的，告状的，滋事的，都有。但我们想，只要依法办事，以理服人，很多工作还是能够完成的，阻力再大也要进行。我们计划把这些企业摸索的经验总结起来，在全省大范围的改制中全面推广。

“谁打条子都不好使”

记者：看来，由于企业内生动力不足，这场改革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那么，政府的权力会不会偏大？谁又来监督出资人呢？

胡祥鼎：黑龙江省下一步要组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由它来履行出资人的职责。至于谁来监督，就靠党，靠人大，靠纪律，靠群众来监督，当然，也靠我们自律。

在具体操作中，我们有一个调整，由原来的一对一谈判、暗箱操作变为现在的公开透明，介入市场。这基本上靠三个方法：一些优良资产，大家抢着要的，我们竞价拍卖；只要有战略投资商的，我们实行投标；实在无人问津的，也进入市场，公示转让。这样一来，就能杜绝产权交易中的腐败，同时也把我们自己的权力限制了。

前不久，全国一家非常知名的民营企业，想入主我们一家企业，找了省里的领导，并和企业经营者也谈好了，因此经营者打报告，表示要自己做主，和这家民营企业合资。我们理所当然地抵制了，让他参加公开竞价。后来这家企业没参加拍卖，退出来了，为什么？他没便宜了。

我们现在改制还有个硬约束，那就是得有改革成本，得安置好职工，得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一旦那边搞了暗箱操作，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这边满足不了职工的要求，而政府又没多少钱，造成职工情绪不稳，这个后果谁来承担？那些到处搞关系的，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少担成本。所以我多次在会上讲，谁写条子都不好使，就得市场说了算，就得完全公开、公平、公正。这个自律很重要，我们得有一批人来献身改革，来限制自己的权力。

南方周末 2003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