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两个英国年轻人李爱德和马普安在北京生活多年,拥有收入丰厚的工作和安逸舒适的环境。有一天,他们突然作出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重走中国红军长征之路!《两个人的长征》记录了这个不可思议的故事,通过采访途中数十位老红军和无名百姓,他们找到了最初想要的答案,更在历史的真相以外懂得了弥足珍贵的人的意志。
常有人对我们说“噢,你们在走毛主席的长征路呀”与其说这是一个问题,不如说这是一个声明。我们没有必要对他们逐一解释这实际上是千千万万个普通红军战士的长征。我们想全面了解长征的历史,寻找它的根源和真实的故事。如果以新的视角来品读历史,就像思涛一样,他们会发现令人惊奇的、振奋人心的真相。
我们来自“电视国”
我们在房间里不得安宁,在大街上也无以遁形,汽车、摩托车一个劲儿地冲我们鸣笛,我们吃饭的时候也被当做西洋景。我根本无法看书,因为不时有人过来把书从我手中抽走,看看是什么。可能是因为和外国人隔绝太久,中国很多地方的人没有私人空间的概念。有些人对我们根本不尊敬,只把我们当稀罕物。
在江西,新长征吸引了无数好奇的人,在油山我们第一次被一群尖叫的小孩子追逐。思涛非常尴尬,“看到你们,他们总是这样吗﹖”
“你以前没见过外国人吗?”马普安问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
“见过。”她说。
“在哪儿看见的?”爱德问。
“电视上。”
我们明白了!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从“电视国”来,只是一台节目。更好的是,我们不但不收费,还能与他们对话。
“受不了了。”马普安说,“旅馆在哪儿?”
“没旅馆,没旅馆。”我们的小观众回答,他们实在不舍得就这么让我们走。
住宿遇上老红军
爱德挤出一条路,来到当地政府。在那里,一个年轻的官员把我们带到一个不起眼的兼作旅馆的小商店。爱德向他说明了我们到油山的原因。
“真的太巧了,这家店的老板好像也是一个老革命。”这个官员说。
“你开玩笑吧。”
“嗯……我想他可能参加过长征。”他说得似是而非。
真是说不过去,这么一个小镇子里,他竟然对陈杰那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不甚了了。陈杰穿着一尘不染的深蓝色中山装,向我们打了招呼。他行动迟缓,但决不虚弱。一开始我们的出现还使他有些紧张,但听我们说明来意以后,他就带我们来到街对面的一个饭馆里,一边看着我们吃饭,一边讲起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我参加红军的时候才11岁,住在油山附近的长安村。”他说“长征队伍1934年经过那里,我和战士们相处得很好。他们不欺骗老百姓,也不打骂我们。他们离开的时候问我想不想跟他们走。我说想,就跟他们走了。”
就是这么简单,一个11岁的孩子想都没想,就决定参加一支只相处过一天的军队,扛枪打仗。当时陈杰的父亲已经不在了,此后的18年里他也再没有见过母亲。
“我觉得自己像融入了一个家庭。”陈杰说,“刚开始长征的时候,我没有事做,只是一个劲儿地走路。当时我的脚疼得不行,排长就让我骑马,还督促我洗脚。大家都很照顾我,因为我年纪小。我非常感激他们,愿意为他们做任何事情,连死也不在话下。这就是红军战士对军队的感情。如果排长发号施令,谁自愿去把一枚炸弹放进前方碉堡里(这种任务无异于自杀),许多人都会自告奋勇。
“国民党军队前后左右都是,我每天都特别害怕。年纪大一点的士兵告诉我没什么可怕的。根据枪声,不仅可以判断敌人的远近,还可以知道我们的处境是否危险。
“如果遇上地主,分了他的财产,我们或许可以吃一些好东西,否则就只能靠一点干米饭填肚子,所有的米饭都装在一个随身的小袋子里。那时天气特别冷,但我只有半块薄毯子,因为我是小孩。草鞋也是大人帮着做的,我自己不会做。”
陈杰没有走完长征。他在四川康定附近受了伤,留在当地人的家里休养。直到1938年,他又回到部队和日本人打仗,1952年退伍回家乡,经营一家国家供销社。母亲见到他喜极而泣。陈杰劝她“妈,别哭了,我不是活着回来了。”
他后来和李水香结婚。李水香6岁时就被陈杰的母亲用18筐稻谷买回来,帮着料理家务。他们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吃完饭,陈杰安排我们住到他家的顶楼。李水香端来一大盆滚烫的洗脚水,盆的直径足有1米,够我们3个人同时伸进6只脚。陈杰又跟我们坐了一会儿。爱德问他还会不会唱长征时的歌曲。陈杰就给我们唱起来:“战士们,要记住,先进旗帜配合向前去!为中国工农红军,要掀起整个反攻,夺取胜利要努力啊,要努力”
唱完歌,一滴泪从他的右眼角悄然滑落。趁思涛说话时,他转向一边偷偷擦拭了一下。陈杰离开后,思涛不让我们睡觉。
“看到他我想起了我爷爷,他去年去世了。活着的时候他总说起过去那些事情,而我始终不感兴趣,觉得离生活太远。我从没遇到过真正的长征者。我相信他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类话的时候,肯定是真心实意的。”
陈杰的一番话使思涛亲身感受到了一种力量,可以征服人们的灵魂和思想。(记者 李瑛/整理)
《北京娱乐信报》 2005年0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