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R.P.基格温（Keigwin）在他为格里恩·琼斯（W.Glyn Jones）《我的童话人生——安徒生自传》的英译本所写的前言开卷首语说的：“有谁只是通过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那些数量十分有限的童话来了解他吗？其实最初他是以小说、戏剧、诗歌和散文游记为他在国外读者中赢得了声誉，而当他的这些作品现在几乎已被英美读者遗忘的同时，童话使他流芳百世。但在他‘其他’书中的这本他自己喜欢称作‘童话人生’的自传，确实更值得一读。他在讲述头50年的人生经历时，将他在童话里魅力四射的童稚率真完美地展现了出来；他对早年在奥斯登和哥本哈根生活的细微描述也充满了神奇。”

我想，除了少数安徒生的专业研究者，绝大多数中国读者都和我一样，是读他的童话长大的，像《海的女儿》、《丑小鸭》、《皇帝的新衣》、《卖火柴的小女孩》等等。而且对他的了解也仅限于他是一位用丹麦文写作的童话作家，似乎他这辈子除了童话就没写过别的。叶君健先生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集》拥有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且至今长销不衰。现在更是有了新版的《安徒生童话全集》行世，销售势头依然良好。

偶然的机缘，我在阅读忘年师友刘麟先生翻译的《丹麦文学史》中的安徒生一章时，才发现，综观他一生的文学创作，他可并不只是为孩子们写童话。原来人们惯常喜欢把他描绘成一个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童话创作的和蔼可亲的绅士，但事实上恰恰相反，他是一个神经质的脾气暴躁、雄心勃勃、自我中心的诗人，他的一生危机不断。作为作家，他最出色的作品是小说和戏剧。童话在他的创作中只居次席，而且当时根本就没怎么引起批评家们的注意。

更没有想到的是，现在的丹麦读者读得最多的还是他的小说、戏剧和游记，而不是童话。可见，中国读者心目中的他，始终只是个作为“童话大王”存在的安徒生。对于作为文学家的安徒生，我们并不了解。尽管他的小说早就翻译成了英文，并且在1845到1885年间的英美读者中广为流传，但没有一部书是最近50年的译本。他的戏剧甚至连一个英译本也没有，他的游记《诗人的集市》最近的英译本还是1881年出版的。而他的童话翻译版本却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经久不衰。安徒生中文译本的命运不也如此吗？

中国的读者能有几个人知道，安徒生早在17岁时就用威廉（代表威廉·莎士比亚）·克里斯蒂安（代表安徒生自己）·瓦尔特（代表瓦尔特·司各特）的笔名发表文学作品；他真正引起文学界注意的处女作是《1828和1829年从霍尔门斯运河至阿玛厄岛东端步行记》。他钟爱法国幻想作家霍夫曼，徒步旅行时他随身带着霍夫曼的《魔鬼的迷魂药》，所以《步行记》就有了霍夫曼式的叙述风格；更不会有几个人知道安徒生还是个戏剧家；在他的童话已经出版7年之后，德文版的《安徒生全集》仍将其童话排除在外。

当然没有人怀疑，安徒生的童话是对文学的巨大贡献。但要真正了解他和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当时的文学风情，并就他对丹麦文学的贡献做一个整体评估，考察他的全部创作是必要的。

也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初衷——让中国的读者了解一个全貌的作为文学家而不仅仅是“童话大王”存在的安徒生，我们才不揣浅陋，勉力精选出安徒生童话以外的作品，两部小说、一部散文游记和这本自传《我的童话人生》翻译成中文，出版他真正意义上文集的中文本，以飨喜欢安徒生的广大中国读者。——译者傅光明 

一

我这一生称得上是一部美丽动人的童话，情节曲折变幻，引人入胜。打小我就只身闯世界，贫困无助。还好，遇到了一位纯真的小精灵，她跟我说：“选准生活的方向和目标，按自己的意愿和理性需求去发展，我会给你指引和保护。”命运对我来说还从未有过如此睿智幸运的启示。我将通过从我的人生故事里所获得的启迪告知世界：仁慈的上帝是世间万物万能的主宰。

1805年，欧登塞一间窄小破旧的小屋，住进了一对相亲相爱的新婚夫妇。丈夫尚不足22岁，是个鞋匠，已显露出具有诗歌方面的天赋灵性。妻子比他大几岁，有一颗充满爱的心灵，对生活的世界却一无所知。婚前不久，年轻的丈夫已是个“自由”的修鞋匠，建了作坊和婚床。床架上残留的黑布提醒人们，在这张木制的床架上，不久前还停放着病逝的特兰普伯爵的灵柩。4月的第二天，这里躺着的就不再是黑纱、蜡烛环绕的贵族尸体，而是一个活生生啼哭的婴儿——我，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据说，在我生下来以后的头几天里，每当我不停地尖声哭叫，爸爸就坐在妈妈的床边读点霍尔堡。他会以玩笑的方式要求我，“要么睡觉，要么就安静地听？”可我还是哭喊个没完没了。即便到教堂受洗，我也是哭得震天响，弄得那位妈妈总说他脾气暴躁的牧师大声说，“这孩子的哭简直像猫的尖叫！”——妈妈为此始终不能原谅他。幸好有戈马德，我的教父，一位穷法国移民，安慰她说，像我这样哭的小孩，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歌越唱越好听。

我度过童年时光的自己那间小屋，几乎整个空间都被作坊和我睡觉的床占据了。好在墙上挂满了画，抽屉里也满是漂亮的玻璃杯和装饰品，爸爸的长凳上方有块搁板，放着些书和歌本。小厨房橱柜上的搁物架上摆满了盘子、碟子，看上去倒显得宽敞，有趣味。门的镶板上是一幅风景画，现在想想，那对我来说犹如一个画廊。

通过厨房的梯子可以到达屋顶，与邻居家之间隔着的排水沟有个土箱子，里面种着香葱和西芹。这就是妈妈的花园。在我的童话《白雪皇后》里，那个花园仍然盛开着鲜花。

我是独子，深受宠爱。妈妈总跟我说，我比她小时侯幸福多了，好像是当成贵族的孩子来抚养的。她小时侯，外公、外婆赶她出去乞讨。她不能这么做，就坐在欧登塞一条河的桥下哭了一整天。这样一幅情景深深烙印在我儿时的想象里，想起便不禁落泪。——我在《即兴诗人》的老多米尼加和《只是一个小提琴手》的克里斯蒂安母亲身上，分别表现出了妈妈两种不同的性格。

父亲汉斯·安徒生凡事都顺着我，我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他活着就是为了我。于是，所有的星期天——他惟一的休息日，他都要花整天的时间给我做玩具和图画。到了晚上，他常常给我大声朗读拉封丹、霍尔堡的作品，或《天方夜谭》里的故事。在我的记忆里，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才能见到他的笑容，因为作为一个手艺人，他从未真正感到过快乐。

祖父在乡下时，家境还不错，但很多不幸的事情接踵而来：牛死了，农场烧了，最后祖父也疯了。就这样，祖母和他一起搬到了欧登塞，尽管儿子最想上文法学校，但没别的办法，只能让聪明的儿子去学修鞋。镇上有几个富人曾说一块儿给他凑点钱，让他开始新的生活，但什么也没有发生。可怜的父亲，美梦从未成真，可也从未忘记过去。记得小时侯，有一次，一个文法学校的学生来定做一双新鞋，给我们看他学习的课本时，我见父亲眼里闪着泪花。他深情地亲着我说，“这也是我应该走的路！”那个晚上，父亲没再说什么。

他不大和同行交往，倒是常有亲朋来我们家。如我刚才所说，他冬天的晚上，他给我大声朗读，给我做玩具；夏天，几乎每个星期天，他都带我去林间散步。他并不和我说话，只是坐着沉思。我乐得到处跑着，把采集来的草莓编成花环。妈妈则只有在每年的五月，林间的树木绽出嫩牙的时节，才和我们一起愉快地散步，穿上她那身也只在这个季节或去领圣餐时才穿的褐色印花棉布衣服。我记得这是那些年她惟一一件也是最好的长服。每当散步回家时，她都要带回一大抱桦树枝放在擦亮的炉子后面，还总要把带叶的小枝插在屋梁的缝隙里，以它们的生命来标记我们生命的生长。我们用绿树枝和图画装点着小屋。妈妈总是把房间收拾得整齐干净，而且，她一定要让亚麻布的床单、窗帘都是雪白的。

对我有记忆的第一件事，并不十分重要，却非同寻常，深深地印在了我童年的记忆里。那是在欧登塞一座监狱里举行的家庭舞会，我胆战心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就像巴黎的小孩子面对巴士底监狱。父母认识那儿的狱卒，他邀我们去吃晚饭。我那时很小，还得抱着。对我来说，欧登塞监狱是那种描写有关盗贼和强盗故事的藏匿地。我常站在安全距离的地方，听里边的男男女女坐在纺车旁唱歌。

我自然是和父母一起去吃狱卒的晚饭。随着一串格格作响的钥匙声，巨大的铁闩大门打开又关上了。楼梯十分陡峭。我们吃着喝着，还有两个囚犯侍侯着。没人能说服我哪怕尝点什么，我吃不下这丰盛的美味。妈妈说我病了，把我放在床上。但我能听见附近纺车的嗡嗡声和欢快的歌声。我说不清它是在我的想象里，还是就在现实里。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我一直都很紧张、害怕。不过，躺在那儿，想象着自己进入到一座满是强盗的城堡，倒是挺开心的。父母抱着我回家时，天已经很晚了。那是个狂暴之夜，雨打在我的脸上。

我童年时代的欧登塞，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它的街灯照明和流动的河水比哥本哈根差远了。我也不知道别的，就觉得它要比时代落后一百年。当很多的风俗和传统从首都消失殆尽的时候，在这里仍然可以找到踪影。一些行会、协会“移动标记”时，行进的队列会飘扬起旗子，剑上挑着缎带。一个丑角模样的人，手里拿着铃铛和木剑，欢快地走在队伍前面。一个叫汉斯·斯特鲁斯的老人对此印象极深，说起来是饶有兴致、喋喋不休。一次，他的脸被画得除了鼻子是自然的肤色，一边被涂成黑色，一边是鲜亮的红色。妈妈很高兴和他在一起，她试图让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的远亲——得承认，真是够远的。但我清晰记得，我曾带着一个贵族的全部自尊反对与这位“丑角”有任何的沾亲带故。

狂欢节那天，屠夫们常牵着一头装饰着花冠的肥牛走过街道，牛背上骑坐着一个身穿白衬衣、背上插着一对翅膀的小男孩。海员也成群地挥着旗子参加狂欢游行，还有乐队。最后，是两个勇敢者在两条船之间的一条木板上进行角力比赛，谁没有掉下水谁就是胜利者。

但真正给我留下深刻记忆，而且这一记忆常会被人们不停的谈论所唤起，是1808年西班牙人驻扎弗恩岛。丹麦和向瑞典宣战的拿破仑缔结盟约，而在此之前，丹麦并不知道该站在哪一方，一支法国军队与西班牙援军（由旁特柯夫的王子、伯那多蒂元帅指挥）为便于穿越丹麦进入瑞典，已一起驻扎在了弗恩岛的中部。那时我还不到3岁，但我清楚地记得，那些身着深褐色服装的士兵拉着加农炮喧闹地穿过街道，他们炮击了主教住区前面的集市。我眼见这些外国士兵摊开了四肢，不是躺在人行道上，就是躺在被毁掉大半的格雷菲斯教堂一捆捆的稻草上。科尔丁城堡被焚毁了，旁特柯夫来到欧登塞，那儿有他的妻子和儿子奥斯卡。四周的乡间学校都变成了营房，田间和路边的大树下，举行着弥撒。据说，法国士兵很骄横、傲慢，西班牙士兵比较友善，而且，他们之间仇恨很深。可怜的西班牙人最叫人同情。——一天，一个西班牙士兵抱起我，把我的嘴唇压在他赤裸着的胸前的一个银像上。妈妈气坏了，她说这带有天主教的意味。可我喜欢那个银像，喜欢哪个士兵绕着我跳舞。他亲了我，哭了。他一定在西班牙家乡有孩子。我看见他的一个战友因杀了一个法国人而被处决。许多年以后，我还记得这件事，写了一首小诗《士兵》。《士兵》由查密索翻译成德文以后，变得非常流行，并被作为原创的德语歌收进了德国的《战士之歌》。

像我3岁时发生的这件事一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记的是1811年我6岁时大彗星事件。妈妈不是说彗星将毁灭地球，就是用《西比拉预言》里提到的可怕的事吓唬我们。这些在邻里之间口口相传的迷信的东西，我当时却把它当成深奥的宗教真理一样奉若神明。我和妈妈还有一些邻居，站在圣卡努特教堂前的广场上，看到了非常吓人的一幕：一个拖着闪光发亮尾巴的巨大火球。人人都在谈论着这不详的预兆和末日审判。父亲也参加进来，他压根儿不同意别人的意见，而是给了一个可能正确，至少听起来像是正确的解释。但这却叫妈妈叹气，邻居摇头。父亲则是大笑而去。我可真被吓住了，因为他不相信我们说的。晚上，妈妈和祖母说起这事儿，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解释的。我坐在她的大腿上，凝望着她温和的眼睛，随时等待着彗星从天而落和末日审判的降临。

哪怕有时只是呆上一小会儿，祖母每天都要来，看她的小孙子汉斯·克里斯蒂安，因为我是她的开心果。她是个不起眼，却最讨人喜欢的老太太，长着一双温柔的蓝眼睛，体态还很动人。生活对她成了一块严重的心病，她已从一个家境略微宽裕的乡下媳妇沦入了极度的贫困，和满脑子好笑想法的丈夫住在用最后那点积蓄买来的小屋子里。贫穷就是他们的命运。但我从没见祖母流过泪，给我极深印象的倒是她轻声叹着气，给我讲她的外婆，德国一个叫“卡塞尔”的大镇子上的贵族小姐，如何从她的父母家出逃，嫁给了一个“喜剧演员”。而她的后代却因此得到了惩罚。我不知道她外婆家的姓，只知道她的娘家姓是诺姆森。她受雇看管医院的花园，每到星期六的晚上，她都带回一些允许带回来的鲜花。这些花装饰着妈妈的五斗柜，但这些花也是我的，我把它们插在花瓶里。这是多大的一份快乐！她从心地爱我，什么都带给我。我知道，并能明白她对我的爱。

一年有两次她要把从花园清理出的枯叶放到医院的大火炉里烧成灰烬。那些日子，我大部分的时光都是和她一起度过的。我躺在成堆的绿叶和豆梗植物上，和花玩游戏。另外，对我更具吸引力的是，这里比家里吃得好。那些没有攻击性的精神病人允许在医院的庭园里散步，他们常来窥视我们。我带着既好奇又害怕的心理听他们唱歌、聊天，有时还和他们一起走一小段路来到庭园树下。我甚至敢跟着医护人员进入闲人免进的疯人区，那儿很危险，长长的走廊两边全是小单间。一天，我蹲着透过一处门缝往里窥看，见一个全身赤裸的女人，披散着头发，坐在一堆稻草上唱着特别动人的歌。突然，她弹跳起来，哭着向我站的门走过来。医护人员已经走开，只剩我一个人。她猛烈地撞击着门，把送饭用的小窗格子都撞开了。她从里边看见了我，伸出一只胳膊要抓我。我惊恐地尖叫着，全身趴在地板上。我想，即便是成人也忘不了这一幕情景。我觉得她的指尖都碰到我的衣服了。医护人员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吓得半死。

紧挨着焚烧枯叶火炉的地方有一间专为穷老太婆预备的纺纱房。因为能说会道，很快我就成了他们中最受欢迎的常客。他们说，“小孩聪明如此活不长”。我倒挺自鸣得意的。我偶尔还能听到大夫讲的有关人体内部结构的知识，什么心、肺、肠子等等，足够我把这些当成向老太婆们发表即兴演说的谈资。我毫不客气地在门上画了一大堆代表肠子的圈圈，大谈心、肾。我所说的一切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们认为我是个异常聪颖的孩子，为了犒赏我的喋喋不休，她们给我讲童话。一个像《天方夜谭》一样精彩、丰富的世界在我眼前呈现了。这些老太婆讲的故事和我在精神病院里看到的那些病人的影象，都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我很迷信，夜幕降临时，便不敢出门了。因此，我常常在日落时就上了父母的床，拉紧花棉布窗帘。屋子里有灯光，还不时传来说话声，可我竟孤独地沉浸在自我的思想和梦境里，仿佛现实世界都不存在了似的。“看那个小乖乖躺得那么宁静安详，”妈妈说，“他可真有点不同寻常，好在没有任何坏处。”

我很怕我那头脑发木的祖父，他只跟我说过一次话，很正式地招呼我“先生”，真叫我不习惯。他常用木头雕刻一些希奇古怪的诸如兽头人、带翅膀的动物、怪鸟之类的玩艺儿，装在篮子里带到乡下，很受农妇们的喜爱。由于他给她们和孩子们带去了这些好玩艺儿，她们送给他麦片和火腿，让他带回家。一天，当他回到欧登塞，我听见街上有一群男孩追在他身后喊叫。他们冲过去的时候，我惊恐地躲在楼梯后边，我毕竟是他的骨血。

我几乎不和其他的男孩玩，即便在学校，我也不参与他们的游戏，只是在屋里坐着。在家里，我有父亲做的好多玩具，有拉一下绳子就换页的图画，有拧紧发条就能叫磨坊主跳舞的踏车，有好几套透视图，还有很多逗趣的小玩艺儿。而且，我极有兴致给布娃娃缝制衣服，或者在院里偏僻的醋栗灌木丛旁，以扫帚柄和墙做支撑，用妈妈的围裙拉起一顶遮阳挡雨的帐篷。我坐在那儿，凝望着醋栗灌木丛的叶子一天天生长，从幼小的绿嫩牙儿长到枯黄的大叶子落下来。我是个少有的太耽于梦幻的孩子，经常闭着眼四处走动，以致让人觉得我好像很弱视，其实我的观察力出奇地锐敏。

有位老教师自办了一所小学，她教我认字母表，如何正确地拼写、阅读。她常坐在靠近时钟的一把高背椅子上，时钟敲正点时，里边会跑出一些会动的小人。她手里总是拎着一根粗荆条，在大多是女生的教室里转来转去。学校规定学生拼字母时必须大声读出来，也不嫌吵。妈妈在我进校时就和老师约定不能打我，所以我没挨过那根荆条的打。因此，有一天，当我和其他同学一样被抽了一荆条时，我什么也没说，径直跑回家，要妈妈给我转学。妈妈真给我转到了卡斯登先生的男校。那儿也有个女生，比我大一点，我们成了好朋友。她常跟我谈论什么有用、实用、打工之类的话题，并说尤其想学算术。照她妈妈的说法，学好了算术，将来就能到一些大的庄园里当牛奶场女工。我说，“等我成了贵族，你可要来我的城堡啊。”她取笑我不过是个穷小子。一天，我画了一幅城堡图，向她保证说我出身高贵，而且，有上帝的天使下凡和我说话。我对她使出了在医院应付那帮老太婆的招儿，不过对她不灵。她神情古怪地看着我，对站在旁边的一个男生说，“他像他爷爷一样神经不正常！”听了这话，我不禁打了个冷战。这么说本想是要抬高自己的身价，谁知却让他们觉得我和爷爷一样神经不正常。后来，我再没和她说过类似的事，也不再是以前那样的玩伴了。我是学校里年龄最小的，别的孩子玩的时候，卡斯登先生惟恐我被撞倒，总是拉着我的手。他很喜欢我，给我蛋糕、鲜花，时不时还轻轻拍拍我的脸颊。一天，有个大个子男孩没有复习功课，他被罚手拿课本站在桌子上，我们都坐在桌子周围。我伤心极了。老师原谅了违规者。后来，这位可爱的老师成了索声电报局的经理。几年前，他还住在那儿。有人告诉我，当这位老人带游客参观的时候，他会笑容可掬地跟大家说，“知道吗？也许你们不信，我这个穷老头子是大诗人安徒生的第一任老师。他在我的学校里上过学。”

到了收获季节，妈妈有时带我一起到田里去捡麦穗。跟着她，我感觉就像《圣经》里的路得在波阿斯的田里拾麦穗。一天，我们遇到了一位以性情暴烈远近闻名的农场管理者。眼见他手里拿着吓人的鞭子走过来，妈妈和其他人赶紧跑开了。我光脚穿着木屐，匆忙间鞋也掉了。麦秸扎脚，根本跑不快，落在后边。他追上来，抓住我，举起了鞭子。我紧盯着他的脸，不由自主地喊到，“上帝正看着你，你竟敢打我！”——没想到，这个严酷的男人竟一下子变得和善起来，他拍拍我的脸，问了我的名字，还给了我一点钱。我把钱拿给妈妈看时，她看着别人说，“我的汉斯·克里斯蒂安可真是个奇特的孩子，人人都对他好，连这个坏家伙都给了他钱。”

我在虔诚和迷信中长大，对穷困为何物一点概念都没有。父母靠双手辛苦挣饭，但对我来说，日子过得却很富裕。我的穿着甚至称得上帅气：一个老婆婆改了父亲的衣服给我穿；母亲把三四块丝绸缝在我胸前，跟马甲似的；她还把一块围巾系在我脖子上，扎成一个大的蝴蝶结；头发用肥皂洗过，梳在两边。如此穿戴就很像模像样了。第一次和父母去看戏就是这样的打扮。那时，欧登塞已经有了一座不错的剧院，我想一定是特兰普伯爵或哈恩伯爵的公司最初开始经营的。我看的第一场戏是用德语演出的，导演弗兰克善于排演歌剧和喜剧。我看的是霍尔堡的《政治修补匠》。我不知道作曲是谁，但很明显，这个本子是改编成德语歌剧的。剧院和剧院观众给我的第一印象，无法使我相信将来能像人们期待的那样，成为诗人。父母后来告诉我，我看到剧院和里边那么多的人，第一声感叹竟是：“如果有和这里的人一样多桶的黄油，我得吃多少啊！”但很快，剧院成了我最想去的地方。其实，我只能是偶尔才去一次。每年冬天，我都和剧院负责在外张贴广告的彼得·琼克成为朋友。作为回报，我每天都把他给我的海报尽心地贴在我家附近。即便去不了剧院，也能坐在家里的一角看着海报，由剧名和剧中人物来想象一整部喜剧。这是我第一部无意识的文学作品。

父亲不光喜欢读戏剧、故事，还喜好历史和《圣经》。他常陷入沉默，掩卷而思。每与妈妈提及，却得不到共鸣。他就越来越不爱说话。一天，他合上《圣经》，说了一句：“耶稣是像我们一样的人，但他是那么的不同寻常。”妈妈吓坏了，眼泪夺眶而出。我赶紧瑟缩着祈祷上帝原谅父亲无端的亵渎。

“世上根本就没有魔鬼，它只在我们的心里。”有一回听父亲说这话，心里对他和他的灵魂充满了焦虑。一天早晨，父亲发现胳膊上有三道划痕，大概是被床上的钉子划的。但我和妈妈以及邻居们都绝对相信，那是魔鬼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存在，在夜间降临了。父亲没有什么朋友，闲暇时，他最喜欢一个人呆着，或带着我去林中散步。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住在乡村，正好机会来了，弗恩岛有座庄园需要个鞋匠，就得住在附近的村庄，可以免费得到一间房子，一个小花园，还有一个养牛的牧场。有了这些，再加上为庄园日常的工作，便衣食无忧了。谈起这事，父母都觉得要是得到这份差可就美死了。但父亲得先试工。庄园派人送来一块丝绸，要父亲做一双舞鞋，皮子要自己出。那段日子，我们整天谈的想的，没别的，都是这件事。我是多么期盼能坐在那个长满鲜花和灌木的小花园里，晒着太阳，听布谷鸟唱歌。我热切地祈祷上帝满足我们的愿望，这是他能赐予我们的最大快乐。

鞋终于做好了。我们庄重地凝望着这双鞋，它决定着我们的未来。父亲用手帕把鞋包好，出门了。我们坐在家里，等着他满怀欣喜地回来。但等他回来，却是脸色苍白，怒容满面。他说，那位夫人连试都没试，只不过挑剔地瞄了一眼，说丝绸弄坏了，不能雇佣他。“如果你浪费了你的丝绸，我也宁愿浪费我的皮子。”父亲说完，拿出刀子，把鞋底切了下来。——想到在乡间生活的美梦就这样泡汤了，我们三个人都哭了。我想上帝还是能够轻易满足我们的愿望的，如果那样做了，我就会成为农夫，未来的生活将和现在完全两样。打那以后，我常想，上帝是否是为了我未来的命运，才不降福于我的父母。

父亲越来越频繁地在林中漫步，一刻也不歇。他极度关注报纸上有关德国战事的报道，脑子里装的只有这件事。拿破仑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他从一个无名小卒到纵横天下的经历，正是父亲追随效仿的典范。丹麦与法国结盟以后，人们就只谈论战争了。父亲自愿去当兵，希望至少能混个中尉回来。妈妈以泪洗面，邻居们耸耸肩说没这个必要，出去挨枪子真是疯了。在当时，士兵的身份还很低贱，只是到了最近，在针对公爵领地叛乱的战争中，士兵才得到应有的荣誉。父亲生逢其时。

父亲所在连队出发的那天早晨，我听见他兴奋地又说又唱。但我从他和我深情的吻别，感到他心里十分焦虑不安。我在出麻疹，军鼓敲响时，只能独自躺在床上。妈妈陪着父亲走到城门，边走边抹泪。部队开拔以后，老祖母来了，她温情地望着我说，要是我现在就死倒好了。不过，上帝的意志总是不可抗拒的。那是我记忆里第一个真正叫我悲伤的早晨。

然而，父亲所属的军团还没有到达霍尔斯坦，战事就结束了。这个志愿军战士很快又坐回到他的作坊里，一切似乎都还是老样子。

我依旧拿木偶用德语来表演喜剧，因为我看到的演出只用德语。不过，我的德语实在叫人费解，里边真正的德语词只有一个“Besen(扫帚)”，还是由父亲从霍尔斯坦学回的不同词语里捡来的。“我这趟倒叫你收益不小，”父亲逗趣地说，“记住，汉斯·克里斯蒂安，天知道你到底能走多远，做就是了。”但妈妈说，只要她在这事上还有说话的份儿，我就必须呆在家里，不能像父亲似的把身体弄坏了。

他的身体确实差劲多了，他根本不习惯行军和军旅生活的艰辛。有天早晨，他醒来时有点精神错乱了，谈论着拿破仑和战争。他幻想自己接受了拿破仑的命令，正在亲自指挥战役。妈妈立刻把我叫醒，让我找人来帮忙。不过不是要我去找大夫，而是去找住在离欧登塞几英里远的“女巫”。到了那个女人的家里，她问过几个问题，拿出一根羊毛线，量了我的胳膊，在我身上标了几个奇怪的符号，最后在我胸前放了一根细小的绿树枝。她说，这树枝和主被钉死的十字架是同一种树。她还补充说，“马上沿着河边回家。如果你的父亲升天了，你还能碰见他的幽灵。”

想想就觉得害怕，何况那时侯我满脑子都让迷信、胡思乱想的东西占据了。回到家时，妈妈问，“你没遇到什么吧？”我心扑扑跳着向她保证说“没有。”第三天晚上，父亲过世了。尸体放在我的床上，我和妈妈一起睡地板。一只蟋蟀叫了一整夜。妈妈对着蟋蟀说，“人已经死了，别叫他了，是冰女把他带走的。”我知道妈妈说的是指什么，记得有年冬天，家里的窗玻璃上冻满了冰，父亲指着一个形状像张开双臂的少女的冰花，打趣说，“她一定是来带我走的。”现在，妈妈见他躺在床上，想起了他说过的话。这句话也刻在了我的思想里。

圣卡努特教堂墓地下葬了父亲。墓地就在从祭坛方向来的教堂门的左手边。妈妈在父亲的坟上种了些玫瑰。在以后的岁月里，这里还要埋葬别的人。现在，长高的野草覆盖了这一切。

父亲死后，倒没人管我了。妈妈外出佣工，给人洗衣服。我独自一人在家，与父亲给我做的小剧院为伴。我给木偶做衣服，说戏。我那时长得瘦高条儿，挺难看的。头发金黄色，又浓又密。出门总不带帽子，拖着木屐。

离我家不远，住着一位牧师的遗孀班克福德夫人，她与姑姑一起生活。她们挺喜欢我，欢迎我随时去玩。一天里大部分时间，我就长在她家。这是第一个让我觉得有良好教育的家庭，何况它还给了我家的感觉。那位去世的牧师写过诗，在当时的丹麦文学里占有一席之地。他的《纺纱歌》可谓脍炙人口。我在《丹麦诗人略记》里，曾写过这位被我的同代人忘怀了的诗人：

纺线断了，纺车静止，

纺纱歌持续着沉默。

青春的歌将很快逝去，

在那遥远的过去。

在这里，我第一次听到了“诗人”这个词。而且，她们每每提到诗人，就充满了一种崇敬感，好像很神圣的样子。父亲给我读过霍尔堡的喜剧，但她们不谈霍尔堡，而是谈散文，谈诗歌。“我哥哥就是个诗人。”班克福德夫人的姐姐说到诗人哥哥时眼睛发亮。从她那里我认识到，能成为诗人是那么令人荣耀和幸福的事。也是在这里，我第一次阅读莎士比亚。应该承认，译文并不漂亮，但莎士比亚那富有创造性的描写，戏剧场景中的暴力事件、女巫、幽灵都正合我的胃口。我马上开始在我的木偶剧院上演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里的幽灵和荒野里疯癫的李尔王都在我的想象里复活了。在一出戏里死的人越多，我越觉得它有趣。就在这时，我写了第一部戏。无非是一出悲剧，剧中人最后都死了。故事取自关于皮拉姆斯与提斯伯的一首老歌，在题材上做了点拓展，剧中人加进了隐士和他的儿子。两人同时爱上了提斯伯，并都在她死的时候自杀了。隐士的大部分台词都引自《圣经》和巴里主教《教理小问答》里的段落，特别是其中涉及邻里责任的部分。我给戏取名叫《阿波尔和爱尔维拉》，带着极大的满足和喜悦朗读给我能想到的所有人听。等我回到邻居家，她风趣地说，“你是要把这出戏写成‘一件无聊又令人讨厌的麻烦事’。”这下我的心彻底凉了，当所有人都在夸我的时候，她却拿我和我的戏开玩笑。我很痛苦，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说，“这戏又不是她儿子写的，当然只能这么说了。”

我带着妈妈的宽慰，开始写下一部戏。这回我写得更夸张了，戏里加进了国王和公主。我发现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这样的人物在说话方式上同其他人物没什么两样。但在我的戏里如果还这样就不合适。我问妈妈和一些邻居，国王究竟是怎么说话的。没有人知道。他们说，欧登塞有国王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国王说话也可能说的是外语。于是，我找出一种里边有德文、法文、英文与丹麦文对照的词典。它可帮了我大忙，我从每一种语言里挑出一些词，再把这些词杂糅到国王和公主的每一句话里。一句台词可能就会这么说：“早上好（德语），我的父亲（法语）。昨天睡得好吗？（英语和丹麦语）”我想，这是最适合这种有贵族身份的人物语言，这才是真正地道的《圣经》里城市巴别尔的语言。一想到人人都要听我大声朗读我的戏，我就异常兴奋。可我绝没有想到，没有人愿听这么蹩脚的戏。

有个邻居家的儿子在布厂工作，每周都能挣到点钱。而我，按邻居的说法是，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妈妈决定也让我去布厂上班。她说，“这可不是为了钱，我总得知道我的儿子在哪儿吧。”

是老祖母带我去的那家布厂。她感到很苦恼，因为她从没有想到有这么一天，我会和那些讨人嫌的男孩子混在一起。

在这里工作的许多熟练短工是德国人，他们在一起，成天快乐地唱歌、神聊，一个粗俗的笑话就能让他们爆发出一片浪笑。常听这些，自然也就学了一点。不过，对一个少年单纯的耳朵来说，它起不了多大作用，它抓不住我的心。我那时有一副十分出众的高音亮嗓，一直保持到15岁。人们喜欢听我唱歌。在布厂，我一被问及是否会唱歌，马上亮开嗓子就唱，而且都很成功。这样一来，我只管唱歌，手里的工作就由别的孩子做了。每当唱完歌，我告诉他们我还会演戏。霍尔堡和莎士比亚许多整幕的戏我都烂熟于胸，倒背如流。不论男女，都友善地对我点头、微笑、鼓掌。就这样，我在布厂度过了最初一段愉快的时光。

然而，有一天，正当我给大家唱着歌，人们在谈论我清晰的高音音调时，一个熟练短工叫起来，“他不可能是个男孩子，是个小娘们！”他一把抱住了我。我又哭又叫。其他人反倒觉得这个粗俗的玩笑很开心，很快帮着抓住我的手脚。我扯着嗓子叫喊，真像女孩一样害羞起来。我冲出布厂，跑回家。妈妈立刻答应再也不让我去那里上班了。

我又开始去班克福德夫人家，听她朗读，自己也读，还没事学点针线活。我发现这手艺对我的木偶剧院非常有用。我缝制了一个针垫，送给班克福德夫人作为生日礼物。成人以后，我发现她还保存着这个针垫。我还认识邻居里另一个牧师的遗孀，她让我大声为她朗读她从出借图书馆借来的书。记得其中有本书大概是这样开篇的：“这是一个风雨狂暴的夜晚，雨点敲击着窗棱上的玻璃。”——“这是一本好书。”我天真地问她为什么这么说。她说，“从一开篇就能断定，这是本好书。”——我注意到她有一种敏锐的洞察力，十分钦佩。

又一个收获的季节，妈妈带我从欧登塞来到她的出生地波根斯邻居家的一所宅院。住在这儿的这位夫人的父母雇佣过我妈妈。这位夫人早就说让我们抽空来看看她，现在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们是一路走着，花了两天才到。这座庄园很气派，招待我们吃的也很丰盛。撇开这个，乡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真想一辈子就住在这里。此时正赶上采摘啤酒花的季节，我和妈妈还有很多乡下农民一起坐在谷仓里帮着采啤酒花。他们都会讲故事，绘声绘色地讲了许多他们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的趣事，比如长着偶蹄的魔鬼，以及他们所知道的幽灵、预兆什么的。他们中有个老农说，不管是已经发生的还是将要发生的，上帝知道一切。这话我记得清楚极了，始终盘踞在我的脑子里。日暮黄昏，我独自一个人散步，来到离住处不远的一个深水塘边。我爬到水中的一块大石头上，一个奇怪的想法闯进了脑际，上帝真的知道将要发生的一切吗？我想，“要是现在他已经决定我将活得很老，而我马上就跳水自杀，他想的不就没用了。”转瞬之间，我坚定而果决地要投水自毙。望着水的最深处，忽然又一个新想法冒了出来：“这是魔鬼要用它的力量控制我！”——我惊恐地叫了一声，撒腿跑回家，扎到妈妈怀里，伤心地哭了。但无论是谁，都没能从我嘴里问出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个女人说，“他肯定是看到了什么幽灵。”其实，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妈妈再婚了，她的第二任丈夫也是个年轻的修鞋匠。虽然他家也是手艺人，却觉得这门婚事降了他家的门第。因此，不仅不让妈妈，也不让我去看他们。继父是个平和的年轻人，好脾气，生着一双棕色的眼睛。他说不干涉我如何受教育，而且确实允许我由着自己的癖好自由发展。——于是，我完全生活在我的图画和木偶剧院里，感受着从未有过的快乐。我搜集了数量可观的彩色布片，亲手裁减，做成戏服。妈妈觉得，假使我将来当裁缝，这倒练了手。在她眼里，我也许天生就是干裁缝的料。而我却说，我想当一名演员。这是妈妈反对的，因为对她来说，演员跟走钢丝的，以及打把势卖艺的都属一类。她说，“那样，你少不了要挨鞭子。为减轻体重，得老饿着。腰腿要柔软灵活，还得老喝油。”——不，我得当裁缝。“看人家斯塔格曼，就是裁缝，地位多高。”他是城里最好的裁缝。“他就住在克罗斯街，裁缝店的玻璃窗有那么大，桌边还坐着好几个助手。要是你也能给人家当个助手该多好啊。”

从妈妈描述成为裁缝的前景中，我获得的惟一安慰是，当裁缝就能为我的剧院弄到更多各式各样的布片。

父母又沿着街道往上搬了家，就在芒克米尔门的旁边。这里有个属于我们的花园，又小又窄，比一张长点的床铺大不了多少。花园里种着红醋栗和醋栗灌木丛，有条小路通向芒克米尔后面的河。在水的下流处，有三座巨大的水车。水闸关闭时，水车就突然停下来。河水流干了，河床裸露出来，很多鱼在剩下的水坑里扑腾乱蹦。我就可以徒手抓鱼了。就连磨房里的大水耗子，都溜到水车下来喝水。突然，水闸再次升起，河水卷着泡沫咆哮而下，水耗子早找不见了，河床里盈满了水。一直站在那儿的我，这会儿得赶紧哗啦哗啦地趟着水回到岸边。我此时的这种恐惧，就像在北海岸收集琥珀走出沙滩很远的人们看到海又涨潮了一样。

我常站在妈妈洗衣时当撮板使的一块大石头上，大着嗓门唱我会唱的所有歌，有的根本就是边走边瞎编乱唱出来的，连曲调都没有，更谈不上有什么意义了。我家隔壁的花园是法比尔先生的，丹麦民族诗人欧伦施莱格在自传里提到过他的妻子。法比尔先生的妻子当过演员，像她演过的女主角依达·蒙斯特一样可爱。那时，人们都叫她“贝克小姐”。来他们花园的客人总听到我唱歌，都说我有副好嗓子，能用它去发大财。我常想用嗓子如何发财，就像对我来说，发生在童话里的事都是真实的，我也期待着所有的梦想变为现实。有个在河边洗衣服的老太婆曾告诉过我，中华帝国就在欧登塞河的下面。我想象着，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我坐在那儿，一个中国的王子从地下挖一条通道来到我们这里，听我唱歌，并把我带回他的王国，给我高官厚禄。这不是不可能的。当然，到了那时候，他会允许我荣归故里，回到欧登塞。我要在这住下来，建一座城堡。我可以连着好几个晚上通宵绘制城堡的设计图。想想真是很幼稚。其实，当我很久以后在哥本哈根朗诵自己的诗作时，也是很孩子气的。我仍然相信并期待着我的听众中能有这样一位王子，理解我，帮助我。事情并非会随人所愿，但要发生的一切终究都会发生。

我酷爱读书，整幕整幕的戏都能倒背下来，再加上有一副天生的金嗓子，终于引起欧登塞几家望族的注意。他们邀请我去家里做客，所有我身上表现出的奇特的品质和性格特征唤起了他们的兴趣。在我造访的这些人中，霍格·古德伯格上校及其家人，对我表现出了最大的同情。他甚至跟克里斯蒂安王子，也就是后来的克里斯蒂安国王八世提到了我。一天，古德伯格带我去见当时住在欧登塞城堡里的王子。

“如果王子问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你得回答，你最大的心愿就是上文法学校。”果然，王子真的问了这个问题。我自然也照此回答。但他紧接着说，像我能唱歌、背诵诗歌什么的固然很好，却不代表真有这方面的天赋，而上学要花很长的时间和很多的钱。如果我想学一些实用的手艺，比如车工，他倒可以资助我。我才不想当什么车工。其实，这位贵族王子说的都很入情入理，可我还是怀着些许失望的心情离开了他的城堡。不过，正如读者将在后面看到的那样，当我的能力随着时间得到展现时，他一直对我很友好，直到他去世。我对他深为感激，难以忘怀。

我始终没有离开家，身体正抽条儿，长成了高个少年。妈妈不想再让我到处闲逛，瞎耽误工夫。她把我送进救贫院的一所慈善学校，学点宗教、写作和算术之类，仅此而已。我几乎一个单词也拼不对，在家里从不看课本，也就在上学、放学的路上随便翻一眼。妈妈还常以此数落邻居家的孩子，显得我很有能耐，“看你从早到晚的那么费脑子，瞧我们家汉斯·克里斯蒂安从来不看课本，却什么都懂。”

每到老师过生日，我总是给他编个花环，写首诗。通常他都微笑着收下，但也抱怨过一两次。他来自挪威，叫威尔海文。他做人的原则性极强，但性情暴烈，不苟言笑。他非常虔诚地给我们讲宗教，讲起《圣经》里的故事，生动异常，惟妙惟肖，直听得我入迷。对我来说，那些墙上的画竟一下子像拉斐尔和稍后提香的经典画作一样，都是那么的精美绝伦，细致入微，如真品再现。我常常在课堂上就做起白日梦，盯着那面美轮美奂的墙发呆，然后就被温和地敲打说“心猿意马”。我还常给男孩子们讲些怪诞的故事，当然，我总要把自己安排成故事里的主角。有时，我也会因此而被取笑。街上的不良少年从他们父母那儿听到我的怪癖秉性，以及我老是和上流人物厮混在一起，终于有一天，这些野孩子们聚集起来，追逐得我满街跑。他们大声叫着，挖苦我，“快来看哪，戏剧家正到处跑哪。”回到家，我躲在角落里，啜泣着向上帝祷告。

快到14岁生日了，妈妈开始想着要让我受坚信礼，以能学徒当裁缝，或做些其他什么有用的事。没错，她从心底里爱我，可她并不了解我的志向、抱负与追求。其实，我自己也不了解。与妈妈常有交往的人总看不惯我那些古怪的行为举止，好像我的生活方式冒犯了他们似的。这使妈妈心烦意乱，深感忧虑。

我们属于肯纽特教区，施坚信礼的候选人得先把提名报给教长或助理牧师。所谓名家子弟同文法学校学生的提名，都一起报给教长；穷人家的孩子则都报给助理牧师。我把名字直接报给了教长，尽管他可能觉得我这么做是出于虚荣和自大，他还是被迫接受了。教长接受的孩子先安置在教堂施礼，而后才是助理牧师。不过，我并不认为我这么做是出于虚荣，因为我实在怕那些穷小子们，他们总是嘲笑我。而我更愿意去接近文法学校的学生，我觉得他们比其他人出色得多。我常站在教堂的木围栏外边，偷看他们在庭院里玩，多么希望我也能成为其中的一员。我羡慕他们倒不是因为他们能玩各种游戏，而是因为他们拥有很多的书，在这个世界上能做成他们想做的事。

教长施坚信礼时，我和他们混在一起，成了他们中的一个。——可从那以后，我再记不起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他们谁也不会和我联系。每天，我都有这样一种感觉，觉得哪个圈子都不属于我。就连教长也让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一次，当着他的几个朋友，我表演了一部喜剧中的几个情景。他却让人把我叫去，说正在准备施坚信礼，我这么做十分不合时宜。假如再有这样的事传到他耳朵里，我就会被开除出去。这让我很害怕，情绪也很低落。我越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迷途的小鸟，飞到一处全然陌生的环境里。幸好在行坚信礼的孩子中，有个叫汤德·伦德的女孩一直对我很好，她是他们当中最出色的。——在后面的章节，我会更多地说到她。她总是温柔地看着我，友善地和我打招呼。有一回，她送我一朵玫瑰，令我满怀欣喜地回到家中。因为在这些人中，终归有一个人从未轻视我、排斥我。

一位年老的女裁缝帮我把已过逝的父亲穿过的外套，改成行坚信礼时穿的合身礼服。我以前从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而且，我还平生第一次有了一双长筒靴。这下我高兴坏了，可要是别人看不见我的新靴子怎么办，对，去教堂时把靴子套在裤子外边不就得了。走起路来，靴子发生的吱吱声让我兴奋不已。我想，人们从这声音就能听出我穿的是新靴子。但一分心，我就不够虔诚了。正因为意识到我同时把同样多的心思放在了靴子和上帝身上，感到了良心上的不安，所以先赶紧真心实意地祈求他老人家宽恕我，然后再接着想新靴子。

最近几年，我把得到的铜币全都节省下来，一数，有30先令。积攒下这么一笔不小的财富，真让我喜不自胜。妈妈执意要我去学裁缝，我恳求她不如干脆让我到哥本哈根去淘金。我那时认为哥本哈根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到了那儿你又能怎么样？”妈妈问。

“我可以成名，”我这样回答，并给她讲我从书上读来的有关穷人变富人的故事。“您看，他们不都是先经历了无数可怕的逆境，然后就成名了。”我完全是被一种莫名其妙的瞬间冲动驱使着。我流着泪哀求妈妈，她终于答应了。不过，她先从医院里叫来个“女巫”，让她从一堆纸牌和咖啡渣中为我占卜未来。

“你儿子将来能成为一个大人物，”老妇人说，“早晚有一天，欧登塞都会受到他荣誉的恩泽。”妈妈听了这句话，哭了。打这以后，不管我有什么样离家的想法，她都不再反对了。每个听说了这个决定的人都来跟妈妈说，让我这么一个才14岁大的小屁孩儿只身闯荡哥本哈根实在是件可怕的事。路途遥远不说，像哥本哈根这样庞大、复杂的城市，人地两生，我对那里的一切都浑然不知。

“不让他走，他也不叫我省心。”妈妈回答说，“没关系，让他走好了。我敢肯定，他走不过奈波格。一见大海那波涛汹涌的阵势，就得把他吓回来。那时，他就会乖乖学裁缝了。”

“要是我们能在哪儿给他找个职员的工作就好了，”祖母说，“这差事不错，汉斯·克里斯蒂安的脑子足够用了。”

“要是他能成为斯塔格曼先生那样的裁缝，我就烧高香了。”妈妈说，“就让他去奈波格吧。”

在我行坚信礼的头一个夏天，欧登塞来了一些皇家剧院的歌手和演员，上演了几出歌剧和悲剧。整个镇子的人除了这个话题，不谈别的。因为剧院那个外贴海报的人是我好友，我不仅在舞台两侧观看了全部演出，还上台扮演了小跟班和牧羊人。说真的，我甚至在《灰姑娘》中说了几句台词。我的热情可高了，演出前，其他演员还在化妆间呢，我连戏服都穿好了。因此，我吸引了他们的注意。我孩子似的行为举止和对戏的热情投入让他们觉得十分有趣，他们很亲切地和我说话，尤其是哈克和恩霍姆。我把他们尊为人间的神灵。我听到的所有评论，包括对我的歌唱，背诵诗歌及表演大段的长篇独白时显露出来的神态，都让我意识到，我是为剧院而生的。只有在剧院，我才能成名。因此，哥本哈根的剧院就成了我努力的目标。

对很多人来说，演员们在欧登塞的访问演出，是他们一生中的大事，特别是对我。每个人都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谈论着这次演出，差不多最后都要说一句，“要是能到哥本哈根的剧院里看戏该多好啊！”有几个去过哥本哈根的人，谈论起一种在他们看来比歌剧或戏剧都更要好看的东西，叫芭蕾。据说，芭蕾舞演员里，属莎尔夫人最棒，也最具影响力。对于我来说，她似乎就成了芭蕾王后。而且，在我的想像里，她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如果我能让她感兴趣，并得到她的支持，她就能帮我走向荣誉和财富。

满脑子想着这些，我去找欧登塞的元老之一、老印刷工埃弗森。我知道，那些演员在欧登塞时，每天都去拜访他。他认识所有这些演员，大概也会知道那位芭蕾明星。我求他帮我给她写一封推荐信，剩下的事我猜想上帝会做好的。

老人是第一次见我，他非常和善地听我讲完，却极力劝说我不要做这种冒险旅行。他说我该学门手艺。“那多丢脸呀！”我回答说。我说话时的样子让他吃了一惊。据他家人后来告诉我，就是这对他起了作用，答应帮我的忙。他说，他并不直接认识那位芭蕾演员，不过，他可以帮我写推荐信。我真的拿到了。现在，似乎幸运的大门已经冲我打开了。

妈妈帮我把衣物什么的收拾了一个包裹，问马车夫可否额外加上我这个乘客。马车夫说没问题，整个旅费只花6先令。离家的那个下午终于到了，难过的妈妈陪我走到城门，祖母在那儿等着我。这几个月里，祖母好看的头发已经变得灰白。她什么也不说，只是趴在我的肩头哭。我也非常伤心。——我们就这样分别了。后来，我再没有见到祖母。我走的第二年她就去世了，埋在穷人的乱坟岗子里，至今我也不知道她的墓在哪儿。

驾车的仆从吹响了出发的号角。那个下午阳光明媚，很快，阳光也照亮了我愉快稚嫩的身心。我为眼前所见到的一切新事物兴奋不已，我正朝着渴望的目标旅行。但当我们航行到奈伯格的大贝尔特海峡，载着我离开了生长的那个岛屿时，我感到自己是那么的孤独无助，觉得除了上帝，谁也无法信赖。——船在西兰岛一靠岸，我就跑到岸上一间简陋的小屋后边，跪下来，祈祷上帝给我帮助和指引。祷告完，马上就感到身心的愉悦，因为我已经将一切都交由上帝和命运之神来主宰。——于是，我在那天和当夜坐车穿过了许多村镇。马车夫重新装箱时，我独自站在一边吃着面包。一切对我都太陌生了，我感觉自己正处在遥远的旷野。

二

1819年9月6日，星期一早晨，从弗里德里克斯堡山顶，我第一次看到了哥本哈根。我拿着小包裹下了车，徒步走过公园，走过长长的林荫道，从城郊进入了城市。到达的头一天晚上，已在欧洲好几个国家传播开的“犹太人的争吵”，也在哥本哈根开始了。整个城市都动起来了，街上到处是人群。不过，我对这种喧嚣、嘈杂和混乱一点也不惊讶，相反，我想象中作为世界中心的哥本哈根，它的熙熙攘攘、热闹繁忙就是这样的。我兜里的钱还不到一镑，只好先在我进城的西门附近一个叫做“卫兵客栈”的小旅馆住下来。

我出门要找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剧院。我围着剧院转了好几圈，看着剧院的墙体，把这整个的建筑当成了还没有对我打开门的家。角落里一个票贩子拦住我，问我要票吗？我说，“要啊”，并一再向他道谢。他以为我在戏弄他，非常生气，吓得我赶紧从这个对我来说是城里最亲切的地方跑开了。当时怎么可能想到，十年后，我的第一部戏剧会在这里上演。我因此就在这家剧院向丹麦人民鞠躬致意。第二天，我穿上那身行坚信礼时的衣服，戴着一顶老是要滑到快遮住眼睛的帽子，出门了。当然没忘了穿靴子，还得把它露在裤子外边。这可是我当时最好的一身行头。

我带着推荐信，去拜访那位芭蕾明星莎尔夫人。按门铃前，我跪下了，祈祷上帝能让我在这里找到帮助和支持。正这时，有个女仆走上楼梯。她和善地朝我笑笑，往我手里放了一枚铜币，轻快地走了。我看看她，又看看那枚铜币。我穿的可是坚信礼服啊，看上去不该掉价的，她怎么会把我当成乞丐呢？我大声叫住了她。“没事儿，拿着吧。”她回身只说了一句，就走了。

我终于站在了芭蕾明星的眼前。她看着我，一副特别吃惊的样子，然后她听我说。她根本就不认识替我给她写推荐信的老埃弗森。而且，在她眼里，我整个的性情举止都显得极其古怪。我以我的方式向她真诚表达了想上舞台表演的心愿。她问我觉得适合扮演哪类角色。我回答说，“我特别喜欢扮演灰姑娘这个角色。”皇家剧团的演员在欧登塞演过这出戏，我对那个主角着迷了，能凭着记忆把它从头到尾再演一遍。我想，她是跳舞的，自然对灰姑娘跳舞那一段最感兴趣，我就表演那段给她看，显露一下自己的本事。征得她同意，我把靴子也脱了。要不，靴子太沉，无法轻灵地跳起来。然后，我拿着那顶大帽子当铃鼓击节伴奏，开始边跳边唱：

“财富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浮华粉饰又是什么！”

正像她后来告诉我的，是我那奇怪的手势和离奇的灵巧让他觉得我脑子出了问题。她尽可能快地把我打发走了。

只好直接去找剧院经理霍斯坦先生，请求他雇佣我。他看我长得太瘦了，不适合为剧院工作。“是吗？你只要每月付我10镑的工资，我很快不就长胖了。”他严肃地看了我一眼，打发我走时还加了一句，说剧院只雇佣有学养的人。

我一下子跌进了痛苦的深渊，没有人来指点我，安慰我。我想，死是我惟一能做的了，我的思想飞向了上帝。带着孩子对父亲般的依赖，我牢牢地抱住上帝。哭过以后，我对自己说，“我总算懂了，只有当你的一切全然错位的时候，上帝才肯伸出援助的手。你必须先经受很多痛苦，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实现自我价值。”于是，我买了一张顶楼的楼座票，去看歌剧《保罗与弗吉尼亚》。我被剧中那对情人的分手深深感染，痛哭失声。坐在旁边的两位女士尽力安慰我，说这不过是一出戏，根本不用伤心。其中一位还给我了挺大一个香肠三明治。我们像好朋友一样一起坐在那儿。我觉得人们好像都很善良，我愿意信任所有的人，于是就跟和我一块坐楼座的人说，我并不是为保罗和弗吉尼亚哭，而是因为，我是把剧院当成了我的弗吉尼亚。如果我被迫和它分开了，肯定和保罗一样难过。他们全都看着我，似乎听不明白。我就又告诉他们，我为什么来哥本哈根，现在我是如何的孤独。——这回，那位女士又给我一个三明治，还有点水果和蛋糕。

第二天清晨，结了旅馆的帐出来，发现兜里仅剩两先令了。这样一来，就只能要么找个船长或别的什么人带我回家；要么就得在哥本哈根跟个手艺人当学徒。当学徒似乎更明智，因为回到欧登塞也跑不了要当学徒。而且，要是就这样回去了，我能预想到人们会怎么笑话我。看来，留在哥本哈根当学徒是最可行的。学哪行对我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不过是借此在这里生存下去。

和我一样作为额外乘客同来哥本哈根的一位女士，供我在她那儿吃饭、借宿。她带我出去买了份报纸，从报上看到有位住在伯格盖德的木匠正打算收学徒。我就这样直奔他去了。这个人很和善，他收下了我，但说在收我为永久的徒弟之前，他需要得到一张我在欧登塞的身份证明，证明我没什么品行不端。同时，他还想更多了解到我和我父母的情况。另外，受洗证明他也要。在这些证明寄来前，如果我居无定所，就搬他这儿来住，可以先直接干起来，试试看是否适合做这行。

第二天早上6点，我就到了车间，认识了几个短工和学徒。他们正谈得很热乎，师傅没来，就靠闲聊一些日常琐碎、粗俗不堪的话题打发时间。听了他们聊的，我像小女孩一样羞红了脸。他们发现以后，开始拿我开玩笑。我还能清晰地记起当时的情景，这些人的玩笑后来开得太粗鲁，我被吓哭了。这使我决定离开手艺人的生活。我直接去找师傅说，我无法忍受这种语言和开那样的玩笑。而且，我也不喜欢干这行，谢谢他的好意，我想离开。他听了以后很惊讶，努力安慰我，让我高兴起来。说什么也没用，我已经悲伤过度，心神错乱了。最后，我还是匆忙地离开了。

我在街上逛荡，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我感到了极度的凄凉和失落。这时，我记起在欧登塞时，曾在报上看到消息说，一个叫西伯尼的意大利人担任了哥本哈根皇家音乐学院的院长。人们不是都夸我嗓音好吗，没准他会对我有兴趣。如果没兴趣，找个船长，让他当晚就捎我回弗恩岛。一想到回家，我竟一下子兴奋起来。借着这股兴奋劲儿，我冲到了西伯尼的家。他家似乎正举办晚宴，著名作曲家卫斯，诗人巴格森，还有其他几位客人在座。前来给我开门的是个女管家，我不仅向她描述说，我是想成为一个歌唱家才来的哥本哈根，我把我所有的经历都讲给她听了。她听完，对我深表同情。她一定又向客人们做了详细的描述，因为过了好长时间，等她再来开门时，客人们都跟她一起出来了，都看着我。西伯尼把我带进客厅，那儿摆放着一架钢琴。他让我唱歌，自己专注地听着。然后，我背诵了霍尔堡戏剧中的几幕，还背了一些诗。背诵时，一联想到自身的悲凉遭际，不禁情动于衷，落泪失声。客人们鼓起掌来。

“我预言，”巴格森说，“他早晚有一天会成名。不过，当人们给你喝彩时，可不要骄傲。”之后，他又跟我说，一个真正的天才纯粹是自然的造物，但他的天才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人际间的交往而损毁。对他说的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但我觉得我大概天生是个古怪的孩子，当然谈不上是神童。不过，我绝对相信他们说的每一件事。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我好。我不能把思想封闭起来，有想法总要表达出来。西伯尼答应帮我训练嗓子，他觉得我能作为歌唱演员出现在皇家剧院。我真是高兴得喜极而泣。女管家带我出门时，看我异常激动的样子，她轻轻拍了拍我的脸颊，建议我第二天去拜访卫斯教授。她说，卫斯教授有意为我做点什么，可以依靠他。

我去拜访了卫斯。他也是穷小子出身，是靠自我奋斗走了出来。他十分理解我的不幸遭遇，利用那天那个愉快的时刻，为我筹集了7镑钱。这数目对我来说可不算小了，他还说，每个月将暂时给我一镑钱。我抑制不住心里的激动，立刻给家里写了第一封信，说全世界的好运都落在我头上了。妈妈的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她把信给每一个人。有些人看了很吃惊，也有些人只是笑笑，是啊，就算这样，结果又怎样呢？

西伯尼不会讲丹麦话，为能明白他，我有必要学点德语了。和我一起从欧登塞来的那位女士，总是尽她所能帮助我，她说服了一位叫布鲁恩的语言教师免费教我上些德语课。我学了一些德语单词之后，西伯尼的家向我敞开了，他给我吃的，有几次还和我一起唱音阶。他有一个意大利厨师，两个聪明伶俐的女仆，其中一个当过卡索蒂的女仆，会说意大利语。我每天都和他们一起度过，很乐于为他们跑腿儿，喜欢听他们讲故事。但有一天，当他们叫我给餐桌上菜时，西伯尼站了起来，走进厨房跟他们说，我不是“跑腿儿的”。从那天起，我更多的时间是呆在客厅里。西伯尼的侄女，是个很有天赋的女孩，她每天正花大量时间给西伯尼画像。我穿着肥大的束腰外衣和宽松的袍子给她当模特，倒不是为了让她画像我这样瘦小枯干的小伙子，而是为了画宽大健壮的西伯尼。然而，这种强烈的对比常让这个欢快的意大利少女忍俊不禁，笑完了继续她的素描。

歌剧演员每天都来排练，有时我也被叫去看。这位音乐大师听演唱时，常变得异常烦躁。他这种意大利式的火暴脾气全显现在脸上，他有时用德语大叫，有时又用一种古里古怪的丹麦语喊着。虽然他发脾气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我还是吓得浑身哆嗦，越来越害怕这位托管我命运的人。轮到我唱音阶了，在他严厉的注视下，我的声音发抖了。“你不用怕，”他总是这么说。唱完了，我走到门边，他再把我叫回来，往我手里放几枚铜币，面带微笑，用德语说，“一点小意思。”

据我了解到和听来的，西伯尼是位杰出的歌唱大师，他开创了一种优秀的歌剧演唱流派。但他的真正价值并未被社会公众所珍视。人们只把他当成一个外国人，一个丹麦人会乐于看到他花光他的薪水，而不会承认，没有一个丹麦人比他聪明和有能力。当时，意大利歌剧已经享誉欧洲，正是西伯尼将意大利歌剧搬上了丹麦舞台。而丹麦人却对意大利歌剧充满了敌意，仅仅因为它来自意大利，而西伯尼是意大利人。当西伯尼根据协议举行义演，并主演拜尔的德语歌剧《阿基利斯的复仇》中的主角时——这是他在意大利演得最出色的——哥本哈根的观众竟以满场的嘘声相报。这种不公和西伯尼的伟大价值在他去世以后，才被当时许多曾经轻视罗西尼和贝里尼作品的人们所承认。但几年以后，西伯尼又被威尔第和里奇替代了。后来，甚至发展到，凡音乐和歌唱只有意大利的才是正宗，才有价值。可惜，西伯尼没能活着看到这场革命。他不仅把他的全副身心用来教学生歌唱，更要他们理解和想象自己演唱的那个角色。他不怎么用德语表达他的看法，丹麦语又说不大好。他的歌唱演员里顶多也就一两个人能真正明白他。因此，如果他偶尔用一种好笑的方式发表了看法，他们倒能很快接受，当然，还少不了嘲弄地模仿。

我从早到晚就长在西伯尼的家里。另外，我对这个世界的无知，使我每个夜晚都在家里度过，家让我感到舒适、美好，而在街上却一点也没有这种感觉。拿着卫斯每月给我的钱，我不能住在小旅馆，得找个更便宜的地方。这样，我就住到了霍尔蒙斯格德，那时叫尤克格德，听上去名字很怪，但确实是这么叫的。我对周围的世界真的没有一点认识，我绝对是个单纯的孩子，心灵上哪怕连一点污染的阴影都没有。

前后一共在西伯尼家呆了九个月。后来，因为变声，我失去了原有的嗓音。那年整个冬春，我穿着一双破鞋子，脚每天都是湿的。我的声音消失了，那些断言我能成为优秀歌唱家的人也不再对我有指望。西伯尼直言不讳地建议我，夏天就要来了，赶紧回欧登塞学点手艺。

我刚刚用煽情的词语向妈妈描述过幸福如何降临，要是现在就回家，还不让人笑话死。我知道等着我的会是怎样的嘲弄，一想到这儿，我悲痛极了。不过，像这样的倒霉事说不定正好是我把别的事做得更好的进身之阶呢。

我再次被遗弃了，孤独无助。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也不知道该去找谁。忽然我想起了就住在哥本哈根的诗人古德伯格，他是欧登塞对我很好的那位上校的哥哥。我很快查到，他住在阿塞斯登公墓附近，他曾在他的诗中赞美过这里。我给他去信说，我现在非常窘迫，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希望能当面跟他说说我以前的遭际。在我猜想他已经收到信了以后，去拜访他时，发现他被书和烟斗包围着。他长得很壮健，对我挺热情。他从我的信里看出，我的拼写实在是糟糕透了，答应帮我补习丹麦语。因为我在信里告诉他，我在西伯尼家呆过，他又测试了一下我的德语知识，决定一起帮我补习德语。他甚至还把已经出版的一本小书的稿费作为礼物送给了我——我想，这一定是他为弗里德里克六世祝寿时发表的演讲。钱到用时方恨少，我得到的这份礼物有5镑多。卫斯一直关心我，他和其他几个人也为我赞助了一小笔钱。我特别要提到西伯尼家的那两位女仆，从她们微薄的薪水里为我挤出了一点钱。钱不多，情谊是难忘的。以后，我没再见过他们。像我还没有提及过的，后来也没再见过的作曲家库劳，便是其中的赞助者之一。他是在贫苦中长大，深知当一个穷小子的滋味。我听说，他曾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给人当过跑腿儿的。一天晚上，他手里拿着瓶啤酒摔倒了，瓶子碎了，碎玻璃扎瞎了他的一只眼睛。

我在前边提到过的那位我曾在她家住过的女士，听说我从古德伯格和卫斯那儿得到一笔钱，说她愿意为我提供宽敞舒适的住处。她不住地跟我说，她会多么周到地照顾我，城里大多数人有多么坏，让我觉得仿佛只有她家是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其实，她给我住的那间房只不过就是一间没有窗户的食物贮藏室，厨房的门敞开才能透进些光亮。她答应我，只要我愿意，随时都可以去客厅里坐。而且，最终决定以前，我可以在她家试着住两天，看看吃喝得有多好。但她说，房租一个月不能少于两镑。这未免太为难我了，因为我每个月的收入都加起来统共还不到32先令。而且，这钱不能全花在住上，我得吃饭、穿衣，还得买我所需要的其他什么东西。

“非得两镑不可，”第二天晚饭后，女房东不断重复着说。她跟我谈论着我可能会碰上什么坏脾气的人，然后让我在她几个小时以后回来时，给她个最后答复，到底是同意付两镑房租，还是干脆走人。

我一下子变得如此会讨好人了，在接下来试住的两天里，我喜欢上她，几乎都快把她当妈妈了。我觉得没有哪儿比这儿更像我的家了，离开她是多么叫人心碎，我还能去哪儿，还有谁可以依靠？但我支付房租肯定不能超过32先令，我可以把这些钱都给她，确实不多，可我就剩这么点了。女房东出去了，我站在那儿，极度的悲伤使泪水顺着面颊流淌下来。我注意到在沙发上方挂着一幅她已故丈夫的画像。我当时真是太孩子气了，走过去，把我的眼泪抹在画布上他的眼睛上。我想这样，这位已经死去的人一定会感觉到我的忧伤，也许还能劝说他的妻子只收我32先令好了。

想必是女房东意识到在我身上也榨不出更多的油水，她回来以后对我说，每月32先令，就住下吧。我简直乐坏了，当然，还要感谢上帝和那位已经去世的人。第二天，我就把钱全给了她。心底的那份高兴实在难以形容，因为我现在有了一个家。可我却再拿不出多余的一分钱，买鞋，买衣服和其他同类的必需品。

我处在哥本哈根的神秘之中，只是我还没有足够的能力破解这种神秘。除了我，女房东的另一个房客是位友好的年轻小姐，从她的房间可以俯瞰到下面的院子。她一个人住，有时候哭。除了她的老父亲，没有人来看她。她父亲也只在夜幕降临以后才来，我带他从后门进来。他穿一件普通的外套，领子紧扣着脖子，帽子拉下正遮住眼睛。听说他每天晚上只在女儿屋里喝一杯茶，他很羞怯，他在的时候谁都不让进。而一到父亲来的时候，小姐就变得特别严肃，一点也不开心了。

许多年以后，当上流社会以及所谓沙龙生活的大门对我敞开以后，我开始在不同的社交圈里活动。一天，当我正站在一间明亮的屋子里，看见一位仪表出众、气质非凡，戴着勋章的老绅士走了进来。正是那位羞怯的、穿着一件破旧外套被我从后门领进来的老父亲。他没认出我来，至少丝毫不会想到，他当年造访时给他开门的那个穷小子就是我。当时，我只把他当成一位值得尊敬的父亲，别的什么也没想，我脑子想的全是我的表演。都16岁了，还全然是个孩子，仍然成天玩木偶，玩自己做的木偶剧院。像在欧登塞家里时一样，我每天都坐在那儿给玩偶缝衣服，为给这些玩偶穿上不同颜色的衣服，我常去奥斯特盖德和科麦格盖德的商店，找他们要些零七八碎不同样儿的布头儿和绸带。我整个的想象，全被那些华丽的服饰占据了。我常常呆呆地立在街头，紧盯着那些身穿丝绸和天鹅绒衣服的贵族小姐，在脑子里勾画着用这样的布料可以做出许多皇家披风、裙裾和骑士服装。而且，想象里我已经见到了我用剪刀裁剪出来的华丽服饰。这可以让我足足想上好几个小时。

如刚才所说， 女房东拿走了我所有的钱，我已经没有一分钱可供支配了。但她有时会让我为她跑腿儿办事，总给我一便士。她说，她不想占任何人的便宜。我用这应得来的钱，买些写字的纸或者买些旧剧本。没过多久，我意识到，读更多能引起自身兴趣的书，没有哪儿能比得上大学的图书馆。我听说班克福德教堂雷根森的主监老拉姆斯·奈若普也是个农家子弟，在欧登塞上过学。一天，我去拜访他，告诉他我也是从欧登塞来。我好奇的天性吸引了这位老人，他喜欢我，让我去教堂图书馆看书，条件是看完必须把书放回原处。我严格遵守，不敢有丝毫大意。后来，他还允许我把一些带插图的书拿回家看，我也保管得非常仔细。我是那么快乐啊！

另一件让我高兴的事是，古德伯格说服了演员林德格林，让他教我如何做一名演员。我跟他学了霍尔堡《亨里奇》里的几幕，演过《两个掷弹兵》中的那类角色，他让我要尽情展现自己的表演才能。可我真心想演的是“安东尼奥”，我已经把那个角色记得滚瓜烂熟。林德格林笑着问我，是否真的觉得自己能演好安东尼奥那样的大角色。然后他让我在美术馆里为他背诵几段长篇独白，他听得非常认真。听完，他拍着我的脸说，“虽然你感觉很好，但并不是做演员的料。上帝知道你能做些什么。还是去找古德伯格谈谈，看能否学点拉丁文，对你上学总有点帮助。”

上学！脑子里可好久没有这个念头了。我感觉自己和剧院已经更为紧密和亲切地联系在一起。当然，学拉丁文也没什么不好，要是跟人说我正学拉丁文呢，听上去对我也不错。我先跟免费教我德文的那位女士说了，但她告诉我拉丁文是世界上最贵的语言，不可能免费学习。后来还是古德伯格说服了他的一个朋友，已故的本兹恩教长，每周教我几个小时的拉丁文。

独舞演员达伦和他的妻子——特别在当时，她是比达伦更有名的艺术家，拉贝克和其他几位诗人都在自己的诗作里赞美过她——亲切地向我敞开了家门。那段时间，他们家是我惟一能去的地方，晚上的时间大多都在这里度过。温柔、热心的弗鲁·达伦对我就像一位善良的慈母。她丈夫带我来到舞蹈学院，这至少离剧院更近了一步。在那儿，我整个早上站在把杆儿边上，伸腿，下蹲。但我除了对舞蹈的热情和愿望，没一点成为舞蹈家的指望。达伦说我学得能伴舞就不错了。不过，我获准可以在晚上来到舞台的两翼。那时的舞台没有现在这么井然有序，什么人都能上去，挺像在房檐下聚集了很多想看热闹的人，他们只需付给操作工人几枚铜币，就把剧院的这些部分占满了，而且，这里倒常常成了“贵宾席”。人们想了解剧院的神秘，我就知道有位极有身份的女士来这儿碰运气，坐在来自诺博德的女人们边上，就为了解舞台上是如何操作的。我进到舞台侧翼，甚至获准进到专为伴舞的女演员们保留的楼厅包厢里，坐在后排，也就从身高上能辨认出我还是个孩子。可我是那么高兴啊！好像我的一只脚已经跨上舞台，成了这里的一员。

一天晚上，我久久等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那天上演的是轻歌剧《索瓦来的孩子》，现在已嫁给霍斯坦的伊达·伍尔芙，当时还是剧院的学生。我们是在西伯尼家认识的，那时常在一起亲切地聊天。就在歌剧开演前不久，我们在侧翼不期而遇，她告诉我，市场那幕戏，只要事先在脸上化点妆，连操作工人在内，谁都可以上台串角儿。我很快上了点状，兴奋异常地与其他人一起上了舞台。我看见了脚光，给演员的提白，黑压压的观众席。我始终穿着我那件坚信礼服，刷刷缝缝就不坏，一直蛮合身的。可是我的帽子太大了，几乎遮住眼睛。所以，表演时为能掩饰衣服的缺陷，我尽情做着各种希奇古怪的动作。我不敢站直身子，那样观众就能看出我的外套过短；鞋跟也快磨掉了；我又是个瘦高个儿。从我的经验判断，取笑我的这身穿着并不难。但在那样的时刻，我还是满怀着幸福和喜悦第一次在耀眼的舞台上亮相。表演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厉害。表演完了，有个现在已被淡忘，但当时还算有名的歌唱演员，拉着我的手，嘲弄地祝贺我的初次登台。“请允许我把您引见给丹麦观众，”边说边把我往脚光那儿拉，他想让人们取笑我古怪的举止。我感觉到了，眼里盈满泪水，挣脱开他，离开了舞台。

大约就在那时候，达伦创作了一部芭蕾舞剧《阿密达》。我在里边扮演一个守护财宝的小矮神，脸藏在一个丑陋面具里。一个叫约翰尼·路易斯·黑伯格的少女也在这部芭蕾里扮演角色。记得这是我第一次和她相见，而且，她和我一样，名字也是第一次被印在《阿密达》的节目单上。对我来说，这是人生中辉煌的一刻，它意味着一个不朽的光环。我整天盯着那几个印刷体的字母看，晚上躺在床上，借着烛光，接着凝视节目单，放下，是为了再拿起。这种幸福感是难以言说的。

我在哥本哈根住了一年多，花光了从古德伯格和卫斯那儿得到的钱。这一年里，我长大了，至少就羞耻感来说是这样。如果我不得不张嘴向别人说起我缺少和需要什么东西，我会觉得很痛苦。我搬到了一个海员的遗孀家里住，住在那儿，除了每天早晨一杯咖啡，什么也没有。那是一段沉重、昏暗的日子。每到晚上，女房东还以为我是和相识的、不同的人出去吃晚餐了，但我常常只是坐在皇家公园里，啃着一小块白面包。有时，我想鼓足勇气走进一家最便宜的咖啡店，在里边安静地坐一会儿。我的鞋上有洞，下雨天脚总是湿的。遇到冷天气，也没有暖衣服穿。一切显得那么凄凉。但这对我并不是多重的负担，我感到，任何一个跟我亲切说话的人都是我真正的朋友。在我的小屋里，上帝与我同在。有多少个夜晚，我向着他发出一个单纯孩子的祈祷，“一切都会再次好起来的。”我真的满心相信一切能够好起来，因为上帝不会抛弃我。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新年预示着一整年的时运。我最迫切盼望的是能在某部戏中演个角色，登台亮相。自然也会有一份收入随之而来。元旦那天，剧院的门关时，舞台入口还开着，值班看门的是个眼睛半瞎的老人。心剧烈地跳着，我躲闪过看门人，从舞台侧翼和幕布之间，径直穿过舞台进到乐池，跪下来。我一句台词都不记得，可如果那年头要在舞台亮相的话，就一定得说点什么。于是，我大声说“我们的主啊”。说完就下场了。我再次确信，在那年的那段时间，我会得到一个角色。

一下子几个月过去，还没等来角色。春天来了，我到哥本哈根已经两年多。那段日子，我只曾出去到林中走走。我还曾到过鹿苑，痴迷地看着那里的人们如何像欧伦施莱格的《仲夏夜的喜剧》中描绘的那样，享受着快乐时光。公园里到处是愉快的人群，有花样骑车的，有来回来去荡秋千的，有小动物，有荷兰女人开的蛋奶烘饼店。树下还有一些犹太人，把小提琴拉得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唱着，叫着。所有这一切比林中的自然美景更令我陶醉。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生动、丰富，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春日的一天，我去了弗里德里克斯堡的公园，在我看到的第一棵山毛榉树的树叶里，突然发现了自我。树叶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晶莹透明，清新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清香味儿。草菁菁，长得挺高，鸟儿们在唱歌，我被这一切震慑住了，开始与它们一起沉浸在欢乐里。我张开双臂，抱住一棵树，亲吻着树皮。那一刻，我全然觉得自己是自然之子。“你疯了？”一位离我不远的管理人员问我。我惊恐地跑开了，很快，我就镇静下来，心平气和地走回了城里。

这时，我的嗓音不仅恢复了，而且开始变得更加洪亮有回响。那位诗人的哥哥克劳辛先生，在一个合唱团当声乐教师。他听说我会唱歌，便在团里为我谋到一个位置，并说通过合唱可以更好地练声，以期得到登台亮相的机会；也许到时能唱上一两段。一个新的可能实现我最大梦想的途径展现在了眼前，我从舞蹈团转到了合唱团，并时常登台露脸，扮演过《罗伯家的城堡》和《约翰尼·蒙特福肯》里的牧羊人，以及武士、水手或类似这样的角色。如果剧院的票没有卖光，我就获准进入乐池。我从不错过这样的机会。剧院是我的整个世界，那里有我的生活和梦想，这样一来，自然就把学拉丁文法的事忘到了脑后，更何况我听好几个人跟我说，在合唱团没必要学什么拉丁文，而且，没有拉丁文照样能成为的伟大的歌唱家。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对拉丁文产生了厌倦，找理由或没理由的好几次不去上课，而是泡在乐池里。古德伯格听说以后非常生气，我因此遭到了生平第一次极其严厉的训斥。我实在是羞愧难当，相信罪犯在听到自己被判了死刑时，都赶不上我听到古德伯格的话那么震惊。我的表情肯定很明白地显露出这一点，因为他让我停止演出，而我不能。我不用再学拉丁文了。

我以前从未感到，我是那么依赖别人的仁慈和友善；我甚至连最简单的生活必需品都没有；我感到悲观失意的时候，也会认真思考自己的未来，但更多时候我毕竟还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

上流社会里最早关心我这个穷小子的两个人是丹麦著名政治家克里斯蒂安·科伯乔森的遗孀和她的女儿范·德·玛斯夫人，她当时是卡罗琳王妃的女侍臣。她们十分同情我的遭遇，欢迎我去家里做客。科伯乔森夫人夏天常去诗人拉北克夫妇的希尔庄园度假。我到了他们的家，很快被让进客厅。拉北克本人从不和我说话，只有一次在花园他朝我走过来，好像要跟我说点什么，但刚一走近，看了看我，突然转身又走了。拉北克夫人倒是个活泼、和蔼可亲的女人，她常和我聊天。我当时已开始写点类似喜剧的东西，写好了就读给她听。一次，她刚听完头几幕就惊叫起来，“天哪，里边好多不都是从欧伦斯柴格尔和英格曼的作品中抄来的！”“是啊，我当然知道，但他们写得多精彩呀！”我十分坦白地承认，并继续读下去。一天，我正要去找科伯乔森夫人，她给我送来了一大把玫瑰花，“带上这个，科伯乔森夫人从诗人手里接过这束花会很高兴的。”这句话是她半开玩笑地说出来的，但这是第一次有人把我同诗人一词连在了一起。身心沉浸在快慰之中，泪水夺眶而出。从这一刻开始，我意识到我将把全部心思用来写诗。如果说以前从玩木偶剧院改成玩其他玩艺儿只是个游戏，现在这个转变可郑重其事多了——它是我生存的目标。

一天，我穿着一身好装束出门了。那是爱德华·科伯乔森送我的一件挺好的蓝色外套。我以前从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可就是太大，尤其胸部更显得宽敞。我又没钱改，只好把领子的纽扣都系紧了。衣服看起来很新，纽扣闪闪发亮，只是胸部实在像有袋类动物的育儿袋。为改得多少好看一点，我把一大捆旧的剧院海报填满了我的胸部和外套之间。就是说，在我的胸上多了一个肿块。因此，当我站在科伯乔森夫人和拉北克夫人面前时，她们干脆问我往胸部搁了什么。她们说，天气很热，该把外套解开。但谁也甭想说服我解开外套的扣子，否则那捆海报就全掉出来了。

除了拉北克夫妇和科伯乔森夫妇，现在已是议员的希勒先生也常住在那儿消夏。他那时虽还是个年轻的学生，却因为解答了巴格森之谜而声名雀起。他还写了一些十四行诗，出版了一本书叫《丹麦的神话》。我曾在皇家剧院看过他的悲剧《朝圣者》。我很高兴能和他交谈，他热情，有点多愁善感，富有同情心。我们成了朋友以后，他还总是不显山露水地关注着我的事业。他还是少数几个当有人拿我的感受开涮时，肯跟我说真话的人之一。而且，他能看到我身上不只光有滑稽、单纯的天性这一面。

拉北克夫人最喜欢的女演员安德森夫人也住在希尔庄园。为逗我开心，她给我取名叫“老是好奇的小家伙”，这个绰号后来也出名了。我确实是个充满好奇心的孩子，人们有时笑话我，而我从他们的微笑里，只读出了赞许。有位后来成为我朋友的人告诉我，他第一次遇见我是在一个富商的沙龙里，人们为能拿我的感受开心，要我背诵一段自己的诗作。我的诗带着那种率真的感情，诗中无意识地表现出了内心的深沉，听完背诵，他们的嘲弄变成了同情。

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的确把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夫人的家当成了避难所，她是已故的著名人物厄本·尤根森的母亲。她的家让我永志不忘，那些已经消逝的声音，始终在我特别容易接受新事物的心灵里回荡。她是位知识女性，极有才华，但已经属于过去的岁月，并生活在那消逝年代的回忆当中。她告诉我，她父亲是安特沃斯柯夫城堡的查封官，霍尔堡星期天常到他家来。他和她父亲不论一起散步，还是呆在屋子里，总不停地谈论政治。一天，坐在纺车边的母亲想加入他们的讨论。“纺车吱吱叫了，”霍尔堡说，“妈妈绝不原谅从妙趣横生的老绅士嘴里说出那些粗话。”老夫人那时还是个孩子，她向我讲述这一切。诗人韦塞尔常来她家，总少不了要奚落瑞瑟尔一顿。这位老人描写大火的可怕故事可谓脍炙人口，他曾让穷人穿着他的鞋和丝袜从泥泞的街道走回家。

她每天都读古典名著，看完高乃依和拉辛，就和我谈他们的高尚思想及其刻画人物的方法。所以，想让她欣赏更为现代的浪漫主义诗歌很难。她还以母亲的热烈感情谈起了自己被流放的儿子，战时他曾以岛国国王的身份出现在冰岛，简直像童话一样。可他为什么再也不能回到丹麦，她分析他的性格特点说，坚强的意志在他儿时就已显露无遗。这下读者该能理解这位老夫人，她的整个经历、思想和阅读，对我有怎样的吸引力了吧。而我对于她来说，就是个能使她感觉愉快的孩子，喜欢和我做伴儿。她听我读了我最初写的那些诗作，还有悲剧《森林里的教堂》。一天，她表情凝重地对我说，“你是个诗人，或许能和欧伦施格尔一样伟大！再有十年，——唉，那时我可能已经死了。但要记住我啊。”我记得当时双眼竟一下子溢满了泪水。我感觉她所说的话里包含着某种奇怪、高贵的意味，我被她的话迷住了。但同时，我觉得我不可能成为那种有知名度的诗人，更别说能成为像欧伦施格尔那样有名的诗人。

“真的，你还是得去上学。”她说，“不过，条条大路通罗马，你或许能找到‘自己’的路。”

“你得去上学。”这是每个人都反复说的一句话。每天我都听人说，上学是多好的事，如何如何重要，再说，对我也是绝对必要的。人们鼓励我上学，甚至有好多人因为我不上学而责骂我。为什么？上学是我的本分，除了上学，我还能上哪儿。当然，他们说，也许我更愿意浪费时间。关于我上学的事情似乎变得严重了，可没有人具体帮助我。实质上我是个苦命人，让自己活着已经够费劲的了。我忽然眼前一亮，想出个好主意：写出悲剧，交给皇家剧院。戏要是上演，我不就有钱上学了。我模仿罗森吉尔德的一篇德语短篇小说《信鸽》，写了一出无韵诗体的悲剧。古德伯格读着我写的丹麦文，认为我这不过是篇散文，练练语言还行。他坚决不同意我把这样的剧本交给剧院。于是，我又新写了一出戏，还是悲剧。这回不让他知道作者是谁，而且，编我自己的故事。我把这出“爱国主义的悲剧”起名叫《威森博格的强盗》。不到两个星期，我就写完了，并誊写好。但因为没有人帮我，拼写上几乎没有一个单词是正确的。剧本交上去没有署名，但有一个人知道这个秘密，就是我在欧登塞行坚信礼时那位惟一对我表示友好，还送了我玫瑰花的汤德·伦德小姐。我在哥本哈根去看过她，她也曾满怀同情地向科伯乔森母女俩谈起过我的境遇，并在她家又给我引见了另一个人。由于我不想冒风险，让人认出我的字体，她花钱请人写了一份比我的稿子更流畅易读的文本。这部悲剧就这样寄出去了。在强烈的期待中度过了六个星期以后，剧本寄了回来。退稿信上说，像这种缺乏最起码的基础教育的剧本以后再不要往剧院寄了。

1822年5月戏剧节快结束的时候，我又收到了一封信，是剧院管理部门写给我的，通知我暂停在合唱团和芭蕾舞团的活动，他们觉得这对我无济于事。他们希望，所有我的朋友能帮助我接受教育，获得知识，这是谋求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位置所必需的；否则，任何天赋都于事无补。

我感到自己仿佛一下子被抛到了汪洋大海之中，孤立无援，无处避难。我“必须”得给剧院写戏，剧院也“必须”得接受，这是我惟一能自救的希望和途径。于是，我模仿撒姆索的短篇小说又写了一出悲剧叫《阿福索尔》。我自己都被第一幕迷住了，它使我得以认识已故的阿德米尔·彼得·伍尔夫，他翻译过莎士比亚。后来，他的家及其生活圈子再次让我有了找到家的感觉。多年以后，他跟我开玩笑，相当夸大地说我们是互相结识。他还记得我刚一进他家的门就开始说，“我非常喜欢您翻译的莎士比亚。我也写了一出悲剧，我读给你听听。”——伍尔夫先请我吃午饭，可我什么也吃不下，只想全速朗读我的剧本。读完以后，我说，“您认为我能成功吗？我太渴望成功了。”——然后，按他说的，我把剧本塞满了衣袋。当他邀请我再来看他时，我回答说，“当然，等我写完了新悲剧就来。”——“可那要花很长时间的。”他说。——“不用，”我说，“我有两个星期就完成了。”——说完我就走了。

这段描述看起来好像有点矫揉造作，但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彰显无遗。我还向H.C.奥斯特德做了自我介绍。仿佛有神性的指引，使我能准确地走近这些高尚、善良的人们，他们对我的深远影响，我无以言说，也无以为报。从那时起直到奥斯特德去世，他一直以与日俱增的同情关注着我事业上的成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这种同情完全变成了真挚的友情。他对我诗歌天赋的发展，比整个那段时间给过我道义支持的其他人，影响要巨大得多。是他给我勇气，并预言我未来的成就甚至会得到祖国的认同。他的家很快就成了我的家，他孩子小时候我常和他们一起玩，我看着他们成长，他们对我也有影响。就是在他家，我遇见了一位最年长又最忠实的朋友哥特费尔德教长。作为一名布道者，他在世的时候赢得了极高的荣誉。他很同情我，给我以最热情的赞许，又给我最大的实际帮助。当他看完我幼稚的悲剧《阿福索尔》时，马上写了一封推荐信随剧本寄给了剧院管理部门。我生活在希望和惊恐之中，假如这部戏再被拒绝，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还没有提及那个夏天，我在经济上也遇到了一点困窘。当然，有许多认识我的人给了我帮助。所以，要我说出生活是多么艰难，实在太难为情了。只要有人和我亲切交谈，我的脸上就会洋溢着快乐。另外，第一次阅读沃尔特·司各特的作品，使我的身心充满了无穷的快乐。他的小说给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成了我的精神生活。沉浸在他的小说里，我忘掉了现实生活的挤压，光想着去图书馆借书，而忘了吃饭。

正是在那段日子，我结识了国家枢密院的约拿·科林。又过了几年，他完全变得如我的慈父一般，他的孩子就像我的兄弟姐妹。这么说吧，这个家庭太适合我了。一提到他的名字，年老的一辈都知道他，无论是对整个的国家，还是被他帮助过的个人，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从他的职业生涯来看，他极富个性，既有一颗高贵、善良的心，又有着坚强果决的意志。他的活动范围很广，又极为不同，其中有一项就是担任皇家剧院的经理。每个人都对我说，要是你有足够的运气赢得这个人的青睐，一起就都搞定了。第一次跟我提到他的是哥特费尔德教长。现在，我第一次走进了那个后来变成我家中之家的房子。

卡尔·波恩哈德在他的小说《克里斯蒂安二世时代的编年史》里，描述过科林家族从早期发迹到荣耀的现在所居住的这所房子。——当时，哥本哈根东大街的尽头是城东门，皇家广场还是一块开阔地。西班牙大使常到临近圣安妮礼拜堂的一处乡间别墅消夏。早在那个时候直到几年以前，这座半木结构的房子，在整条街看起来都很不起眼，它是那么粗笨、不灵巧。老式的木制阳台直接连着第一层的入口处，狭窄的、用篱笆围起来的庭院，被悬垂在屋檐下笨拙的木制走廊所环绕。面向大路的地方，生着一棵古老的菩提树，繁茂的枝叶穿过庭院直伸到山墙顶端。这所房子成了我新的父母家。有谁会不满怀着欣喜描述他对于家的留恋呢？现在，这所房子正装饰一新，干活的工人们唱着：“在新房子就像在旧房子，/没准家里就能找到好运。”

是啊，可旧房子的意味就是“留住过去的记忆。”

到科林家以后，他和我聊着。在他身上，我看到的只是个生意人。他说话不多，但他所说的话却让我觉得严肃，甚至严厉。我走了，没指望从他这里得到同情。可就是这个科林，以他的全部热心，为我考虑最适合我的将来，而且，就像在一生中帮助了许多目前正为国家效力的人一样，他默默地帮助我实现梦想。不过，我弄不明白，其实他显然是在仔细地听人们述说自己的故事，并被打动，却故意做出一副平静的样子。有时听人说完，他会在自己一个人呆着的时候落泪。然后，努力工作，以他巨大的能力来帮你走向成功。

有很多人都夸了我给剧院写的这个剧本，他却无所谓似的，显得很谨慎，以致我觉得他更像个反对者，而不是保护者。几天以后，我被叫到剧院的管理部门。拉北克代表院方把《阿福索尔》的手稿还给了我，他说尽管这个剧本有不少“亮点”，但不适合舞台演出。他们还是希望我去上学，勤奋刻苦，从头学起，或许终有一天能为丹麦剧院写出值得上演的剧本。为了我能在接受必要教育的同时生活不受影响，科林代表我请求国王弗里德里克六世慷慨解囊，用国库的钱来资助我几年的生活。他还说，斯拉格斯文法学校来了位聪明的新校长，他很快就会代表校董事会宣布可以让我免费就读。这太让我吃惊了，简直无法描述。我的人生会出现这样的转折点，以前哪怕半刻都没想到过。我欣喜若狂，可对于马上就要开始学的课程，脑子里一点概念都没有。我乘第一班车去了斯拉格斯。每隔三个月，我就会收到科林寄来的足够我生活的钱。我必须跟他保持联系，他得了解我是否用功，学习有没有进步。

我第二次去拜访他时，是为向他表示感谢。这回他对我不那么严肃了，十分温和、亲切地对我说，“不要怕给我写信，有什么需要，有什么进步，尽管来信告诉我。”从那一刻，他把心都掏给了我。没有哪个父亲能像他对我这么好，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没有谁像他那样，为我后来所取得的进步和认可感到发自肺腑的欣慰；也没有谁像他那样，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给我那么多心灵的抚慰，如同关爱、呵护自己的孩子。他给我如此巨大的帮助，从来不提一个字，哪怕连一个会造成我心理重压的眼神儿都没有过。这次转折改变了我的命运，我要感谢许多人，但他和所有人都不一样。他们是要我记住，命里本该受穷的我，有多么幸运！并严厉地劝戒我一定要勤勉苦读。

动身的时间很快定了下来，我自己还有件事要处理。我把《阿福索尔》往剧院寄的时候，曾跟从欧登塞来的一个熟人提起过。这个年轻人正为一个寡妇管理一家出版社，他答应把我的《阿福索尔》和一篇叫《帕尔拿托克墓里的幽灵》的小故事一起出版。我把手稿给了他以后，一直放在出版社，就再没有碰过。他要我拉赞助，我能上哪儿拉去。离开前，我碰巧经过那家出版社，门关着。于是，我就把它忘到了脑后。心想它要是出版了，大概会给我带来惊喜。——不幸的是，几年以后，这事儿真的发生了。我原想拿走我手稿的人已经死了，事情就撂到一边，忘掉了。书出版时我一点不知道，而且，我压根儿就不希望它出版。书是以原稿形式出版的，作者署的是笔名。从我自己来说，选这个笔名，可能是带了极大的虚荣，但这更表现出了一个孩子对他最崇拜的偶像的热爱。我爱威廉·莎士比亚和沃尔特·司格特，当然也爱自己。我自己起的名字叫克里斯蒂安，因此，我就把威廉·克里斯蒂安·沃尔特定成我的笔名。这本包含悲剧《阿福索尔》和故事《帕尔拿托克墓里的幽灵》书现在还在，其实，那个故事里边既没有幽灵，也没有帕尔拿托克玩什么把戏，它只是对沃尔特·司格特的粗浅模仿。故事里的人物达纳在开篇中说，我“只有17岁”，现在我将奉献给你们“一个用山毛榉的树根和丹麦的鲜花编织成的花环。”太不成熟，小儿科而已。

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我坐车离开哥本哈根，前往斯拉格斯上学。巴格森和英格曼已经提前到了那儿。坐在我旁边的年轻学生是一个月前离开的学校，他正前往家乡朱特兰，看望他的父母和朋友。看到新的生活就展现在眼前，他显得容光焕发。他向我保证说，如果他处在我现在的位置，不得不再去上一遍文法学校，他将是世界上最郁闷的人。他说，那是个可怕的地方。但我仍在以很高的心气儿前往那座老城。我给妈妈写了一封洋溢着快乐的信，我在信里说，我心底是多么希望父亲和老祖母能活着，听到我说“我正在去文法学校的路上。”

……

三

到斯拉格斯时已经是深夜。住进一家小旅馆，我就问老板娘城里有什么好玩的。“有英国的新消防车和巴斯托姆牧师的图书馆。”她说，就这两样值得看。全城的上流社会就几个枪骑兵军官；学校是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所以每家人都知道上个月有哪个哪个学生进了好班或差班。再就是人们七嘴八舌谈论对私人剧院的看法。学校的学生和城里的女仆看盛装排演可以免票，演员演出时通常全是满座。——我在《一本没有图画的图画书》里粗略描述过我在这里的第四个夜晚。

我在一位有教养的受人尊敬的寡妇那儿解决了膳宿；从我的小房间，可以俯瞰到花园和远处的田野，葡萄藤的叶子垂挂下来，遮住了阳光曝晒的绿色窗户。——因为我什么都不懂，学校安排我进了倒数第二年级的小孩班。

我真像一只野鸟被关进了笼子。我真心渴望学习，但有些知识超越了我的理解力，我被弄得手忙脚乱，情形就像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被扔进了大海：浪头（数学、地理、语法，等等）一个接一个打来，能否进步变得生死攸关。——我感觉自己被浪头打晕了，根本就游不过去。有时，我连名字的发音都出错，有时，又把很多东西全混到一块儿，或者提出一些有教养的学生不敢提的可笑问题。校长有个怪癖，喜欢作弄我们，他当然总能找到许多这样的机会，我因此变得很害怕，也没了信心。我十分明智地意识到，我得暂时放弃所有写诗的念头，现在急需锻炼的是能力。主教要来学校检查，校长得安排唱欢迎歌，他把写歌词的差事交给了我。我写了，歌也唱了。能作为学校的一分子在这样的活动中出力，我一度高兴过，但我第一次明显感觉到，我有一种病态的忧郁，在以后的几年里，我始终被这种忧郁笼罩着。欢迎主教的仪式开始了，我却来到教堂的那一小块墓地，站在一座没人照管的墓地旁。我知道这是弗兰克卡努的墓，他是医生，也是诗人，写过《克里斯蒂安堡的毁灭》和《留住你的峰峦、海浪和山谷》。心头涌起一股奇怪的悲伤，我祈祷上帝，但愿我能成为弗兰克卡努那样的诗人，或者很快便长眠于九泉。

校长对我写的节日歌一字没提，我倒觉得他对我比平常更严厉了。到了晚上，我把他敬若神明，我毫无保留地相信他所说的一切，包括他挖苦我时说的话。一天，我回答错了他的提问，他马上说我是蠢材、笨蛋。我尽责地把这件事告诉了科林，说我担心他再这么对我，我已经无法容忍了。科林回信，安慰我。不久，我有些科目的成就有所提高。可除了学业上的不断进步，我越来越不自信了。第一次考试，有门课竟然得到校长的表扬，他甚至亲笔为我写下考试报告。我为此兴奋地跑到哥本哈根度了几天假。看到我已经取得的进步和强烈的进取心，古德伯格也很高兴接待我，并肯定了我的努力。“但你可别想着写诗，”他说。其他人也都这么说。我没再写诗，严格地把精力全都放在了学习的责任和作为一个学生遥远而无法确定的希望上。

《西西兰新闻》有位博学的编辑叫巴斯托姆，他完全与社交生活隔绝，全部心思都用在学习上。我去拜访他，给他看了以前写的一些古怪的东西，引起他的兴趣。他觉得我还是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课本上，这个建议当然十分合理。他还又就这个话题给我写了信，诚挚地提出忠告。像这样真正的权威或许才能使许多人在成长过程中受益。他在信中写到：

“我年轻的朋友，我看了你的序幕。得承认，上帝赋予你一种活跃的想象力和一颗热情温暖的心灵。但你缺乏某种感觉、思维的拓展。而且，当这种感觉、思维闪现来临的时候，你还得抓住机会得到它。所以，我觉得，你必须树立明确的目标，就是把其他一切抛在一边，尽最大努力完成学业。我想还是不发表你的幼稚之作，为什么要让不理想的东西变成公众的负担呢。我们有太多这样的东西了。因此，只有一篇好东西能够帮你证明，给你提供公共基金是正确的。年轻诗人要预防自负和虚荣，要保持感觉的纯粹和张力。我再次提出我的忠告，在这段时间里，一心一意学习，别老是写诗。而且，只有学习才能使你的表达有感觉。——什么也别写，当你的灵魂被一个想法激活，你的心灵被感觉刺得热烈，这个时候才去寻找要表达的词汇和思想。注意留心观察自然、人类和你自己，这将是你创作的原始素材。在周围的事物中选取一个小的描写对象；下笔之前，还要从各个角度仔细冥想你看到的每一件事。”成为诗人？好像没有哪个现成的诗人活在你眼前的这个世界里，也好像没有人能教得了你。——始终保持灵魂的单纯和思想的高贵，没有这个，诗人的桂冠绝不会落在凡人的脑袋上。

1823年2月1日于斯拉格斯

诚挚的祝愿

H.巴斯托姆

我在前面提到过的那位来自欧登塞的古德伯格上校，现在已经升为将军了。他一直关注我所取得的进步，当他听说我在文法学校学得很好，非常高兴。他定期给我写信，信里满是鼓励和信任的词句。我的第一个暑假快到了，他邀我去看他，而且，真的寄来了旅费。

从我外出冒险以来，还不曾回过我的出生地欧登塞。这期间，祖母、祖父相继去世。妈妈常跟我说，小时侯，我就盼着发财，因为我是祖父的继承人，而他有属于自己的房产，就是那间又破又小半木结构的房子。他死以后，房子立刻被拉倒。大部分钱用来还他欠下的税款还不够，查封官又来拿东西抵债。那个有黄铜盖子的大火炉和一件家具，据说是我继承的最值钱的东西。现在还能在市政厅找到。它被用来作为马车上的一整张座位，卖了不好钱。但那些旧钱因没有兑换成新的，已不再有效。1813年，兑换旧钱时，那个弱智的老人被告知说，这些钱不再有用了。“谁能说国王的钱无效，”他说，“当然不会国王自己说。”这是他自己做出的解答。记得我继承的这笔巨大遗产，一共是40还是50先令。得承认，我并不在乎这笔钱。只是一想到去欧登塞，过去和将来似乎都充满了阳光。我感到自己是如此富有，如此幸福，心里洋溢着期待的愉快。

我背着一个装满衣物的小包袱，穿过大贝尔特海峡，从奈伯格徒步走向欧登塞。快到城边，看见圣卡努特教堂那古老的高高塔顶时，心竟一下子变得越来越柔软。我从心底深深感到，上帝对我是多么的怜爱。想到这儿，眼泪夺眶而出。妈妈再次见到我时的那股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她让我拜访了她的很多熟人、“好人”，以及那个杂货商和职员。埃弗森一家和古德伯格一家热情接待了我；大家都知道我的幸运是多么不可思议，甚至花国王的钱上学，所以我每到一条狭窄的街道，都能看见人们打开窗户来看我。妈妈告诉我他们都说，“莫瑞修鞋店的汉斯·克里斯蒂安这回总算露脸了。”的确，那个开书店的索伦·亨佩尔把我带到他家的高塔上。据说，他建这么一个高塔只是为了满足他对于天文学的一点乐趣。站在高塔上，可以俯瞰整个镇子和一块块翠绿的草地。我还看见一些医院的穷困妇女正在下面的格瑞弗斯广场对我指指点点，是啊，他们当年就认识的那个小屁孩儿，现在就站在上边。我真的感到自己站在了幸运的颠峰。一天下午，我和古德伯格一家和主教一家一起出去，在花园之间的河上泛舟。妈妈见我“尊贵的像个贵族子弟”，高兴得热泪盈眶。——但当我回到斯拉格斯以后，所有这些耀眼的光环都将烟消云散。

我想我在学习上称得上勤苦，正因如此，很快就往上升了一个班级。但我远不够成熟，学习的神经绷得太紧，反而倒成了挺重的负担。有许多个夜晚，坐在小屋里读书，困得不行了，就把头浸在凉水里，或跑到宁谧的小花园里跳舞，直到再次清醒，重新投入学习。校长是个有学问的人，天赋也高，他翻译的许多优秀的古典诗作，丰富了我们文学殿堂。可时间已经证明，他一点都不适合儿童教学。他教孩子，同在他眼皮底下受教育的孩子一样受罪。绝大多数学生——我也是其中之一——怕他，倒不是因为他严厉，而是他取笑我们的方式，他给所有学生都起了外号。一次，他正讲课，外边赶过一群牛，只有一个学生往外看，他却索性叫我们全体起立，透过窗户看“我们的兄弟过来了。”

如果我们没能很快回答问题，或在测验中做得不够好，他有时会突然打断你，从他的桌子站起来，走过去向炉子提问。受人取笑是我最难以忍受的折磨；常常他的课刚开始，我就因害怕全身瘫痪了，回答得驴唇不对马嘴，他准会说，我连一个字都说不到点儿上。我对自己能力的匮乏感到绝望。一天晚上，我怀着忧郁、沮丧的心情给第一任校长奎斯特加德写信，让他给我些建议和支持。我说我是如此迟钝，已经不可能继续求学了。——我想也该把这些告诉科林；我在等奎斯特加德的回信。——那位优秀的、极其善良的校长诚挚地给我回了一封长信，用温和的语句鼓励我，让我不要灰心。他说，校长也是好意，只是方式上有点问题，而且，我确实真的已经取得了期待中的进步。他还让我一定不要绝望；他在信里告诉我，他这个农家孩子开始上学时已经23岁。也就是说，比我上学时的年龄还大得多。他自然理解像我这样的情形，说我遇到的真正麻烦其实是，我需要的是一种与其他学生全然不同的教育方式，而这在学校又难以做到。我的确是有进步了，有的课还学得相当好。宗教、《圣经》和丹麦语文的成绩，我总得优秀。事实上，每个班的学生，包括高年级学生，常常跑到我的小屋里让我帮他们写作文。还说，“不用写太好了，免得被查出来。”作为回报，我拉丁文的作文由他们代笔。每个月，所有的老师在我的操行评语上写下“优秀”已成了家常便饭。但有一次，我难得得了个“优良”。这让我耿耿于怀，马上给科林写信，把这出悲喜剧报告给他，向他保证说，这次只得了个“优良”，不全是我的错。

在后边可以看到，其实校长对我的看法和态度，与他平时所说和表现出来的并不一样。在他身上，偶尔也会有一星半点善良的闪光。星期天，他会邀一些学生去他家做客，我常在受邀之列。——他在家里跟在学校时相比完全像变了一个人，充满了童趣，同我们和他的孩子们在一起，玩得可开心了。他给我们讲逗乐的故事，排列玩具士兵。而且，每逢星期天，总有一个班级要和老师一起去教堂。因为我长得又瘦又高，校长让我跟高年级的一起去。但所有的学生像受了传染一样，都在教堂里复习历史或数学作业，没有人听老牧师讲《圣经》。不过，去教堂至少对我意味着，学《圣经》时多了一种负罪感。

学校生活有一点吸引学生的地方是，学生可以去看剧团的彩排。剧院的前身是个马厩，坐落在一个偏僻的院子里，在院子里还能听到附近草原上牛发出的低沉的叫声。剧团将镇子的市场涂饰彩绘一番，用来做街景，意思是说这戏里头总会有些日常琐事。场景通常都设在斯拉格斯，这样，人们在看戏时就可以看到自己或朋友家的房子，多有趣。我一般星期六晚上就赶到安特沃斯柯夫城堡，当时这座城堡已有一半被毁坏。弗兰克卡努曾这样描述：“城堡残留着走廊，/山岗下长眠了修道士。”

巨大的好奇心使我恨不能去挖掘这里的墓穴，它是我的庞贝。附近有间乡村小屋，里边住着一对出身高贵的新婚夫妇。我推测，他们的婚姻可能违背了家庭的意愿。看上去，他们生活得贫穷且快乐，粉刷洁白的客厅里充满了舒适和美妙的气息。桌子上摆满了鲜花和很多小开本装潢精美的书。屋里还有一件乐器——竖琴。我碰巧结识了这对新人，他们对我很友好，欢迎我的造访。这间坐落在城堡荒僻一侧山岗下的小屋，充满了温馨的田园情调。

从安特沃斯柯夫我又来到圣安德斯十字架，那是丹麦目前尚存的几个为数不多的天主教时代的木制十字架之一，就矗立在离斯拉格斯不远的通往科索的大道左侧。传说圣安德斯是斯拉格斯的一个牧师，旅行到了“圣地”。临走的最后一天，他在墓地旁祈祷花了太长时间，船没等他先开走了。他沮丧地一个人在海边徘徊，这时有人骑着驴向他走来，邀请这位来自斯拉格斯的牧师爬上驴背坐他后边。他爬上去就睡着了。等他醒来，耳畔已传来斯拉格斯的铃声。他发现自己躺在一处高坡上，后来人们因此称这里为“休憩山”。为了纪念他，便在这里立起一个带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由于是上帝派天使把他带回了丹麦的家，他比抛弃他的那条船到家的时间要早得多。我对这个传说和传说中的地点有了兴趣，好几个夜晚，我就坐在这个高坡上，凝望覆盖着科索的这片草原和玉米地出神。巴格森就出生在科索，他也曾是斯拉格斯文法学校的学生，或许过去常坐在这里由贝尔海峡眺望弗恩岛。在圣安德斯山上，任想象带我遨游。后来，从马车上再看到山顶的十字架时，我感觉，书写我的童话人生，将和这里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时最让我高兴的一件事是，碰巧在一个星期天，我远行到索罗去拜访了诗人英格曼。他那时是一所学院的老师，刚和曼迪司小姐结婚。他在哥本哈根友好地接待过我，这次在索罗，可能是对我兴趣大增的缘故，接待更为热情。他的妻子才华横溢、心地善良，待我就像一位喜爱小弟的大姐。在他家感觉如沐春风，舒服极了，一切似乎都诗化了。他们家坐落在临近湖边林间的静谧之所，窗户上缠满了葡萄藤，屋里装饰着许多绘画和素描。能俯瞰花园的那间小屋里，悬挂的差不多都是欧洲以及丹麦著名诗人的肖像。花园里鲜花盛开，瑰丽似锦。他们还从林间或草地带回喜爱的野生植物种在花园里。我们在湖上泛舟，竖琴固定在船桅上。英格曼讲故事十分鲜活生动，一切从他嘴里说出来就好像都是真的。我发觉在他和他的妻子身上，有一种自然、迷人的个性魅力把我吸引住了。我非常喜爱他们，我们的友情也随着时光的流逝与日俱增。在随后的许多个夏天，我作为受他们欢迎的客人，在他们家一住就是好几个礼拜。我觉得，有些人，你会因与他相伴而使自己变得更好。苦涩的回忆已烟消云散，事实上，是这个魅力四射的家庭，让我感到全世界都沐浴在了温暖明媚的阳光下。

“索罗贵族学院”有几个写诗的学生，他们知道我也写诗，便与我以文会友。帕蒂特是他们中的一个。也许说的不准确，但我还是想以世上最善良的心愿说，因为那时德国已再版了我的几本书，他就为我写了本想象奇妙的传记。他在书里描述我父母的家，令人想起我《丑小鸭》里那简陋的茅草屋。我妈妈被赋予了玛利亚的性格，我在黄昏的日光里围着她快乐地跳舞。像这样的描写还有很多。而且，他并非没有天赋，他为人热情，有一颗高贵的心灵。生活带给了他沉重的负担，现在他已过世，他可爱的灵魂安详地长眠于九泉之下。

从索罗来的另一个诗人叫卡尔·博格，他是我那个时代丹麦文学里最为优秀、最有天赋才华的诗人之一，常常受到严厉而不公正的评价。他的诗歌充满了鲜活的生机和创造力，他的小说《我哥哥生活的故事》可谓一部天才之作，却遭到《文学月评》非常严厉的一边倒的抨击。我知道这样的批评会给作者留下痛楚的印记。这两位跟我迥然不同，出身门第没得挑，为人果敢、坚毅，未来也有保证。而我只是个性情懦弱的孩子，在我们三人中长得倒是最瘦高，也最难看。这样，对于我，索罗安静孤寂的林间就变成了诗歌和友谊之家。

司科耶尔斯克要公开处决三个人这件事，在全镇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一个有钱的农场主的女儿，因父亲反对她的婚事，撺掇情人谋杀了父亲。而农场的仆人跟此案也有牵连，他一直惦记着要娶农场主的遗孀。每个人都想去看这次行刑，那天简直就像过节一样。校长给高年级放假一天，让我们都去看，大概他觉得见识这样的场面对我们会有好处。

我们坐着敞蓬马车赶了一夜路，旭日东升时，刚好到司科耶尔斯克城外。犯人被赶上行刑台时的那一幕场景，给我留下了可怕的难以磨灭的印象：脸色惨白的女孩把头斜依在情人的胸前；农场的那个仆人坐在他们身后，脸色灰白，垂着一缕黑发。他眯着眼，对几个冲他喊“再见”的熟人点了点头。他们上了绞刑架，就站在自己的棺材旁边，和牧师一起唱赞美歌，女孩的声音最高。我的双腿已快撑不住了，这几分钟对我来说比真正行刑的那一刻还要可怕。我还看到一个可怜的病人，迷信的父母为治好他的中风，让他喝下一碗死刑犯的血，然后带着他一路疯跑狂奔，直到他跌倒在地。一个打零工的诗人在兜售他的《丧歌》，歌词其实该由犯人自己唱出来，不过，给这丧歌配上《我一个陌生人来到这地方》的调子，听起来很别扭。

整个这件事对我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影响，它烙印在我的记忆里，不断纠缠着我，不论过多长时间都挥之不去。即便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它还时常进入我的白日梦，那浮现出来的场景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清晰极了。

真的，没有其他哪件事对我产生过如此强大的影响力，也可能根本就没发生过其他什么重要的事情；每一天都和刚刚过去的一天一样。你的经历越少，生活越单调，你就越想早点把发生过的值得留存的事情记下来，也就是写日记。大约在那时，我给自己买了第一个日记本。从现在保存着的几页日记还可以看到，它是多么真实地反映出了我那时古怪而幼稚的天性。下面我一字不落地给读者您摘录几段。当时我还差一级就升入最高年级，正满心期待着通过期终考试以后就进最高班。我写到：

“星期三”——“一没情绪了，我就拿起眼前的《圣经》；想看看它对我是否有神示；打开书，也不看，把手指放在哪儿就从哪儿开始读：‘以色列人哪，我要毁灭你们！有谁能救你们呢？’《何西阿书》——是的，父啊，我很软弱，但你能看到我的内心，将可以救我。那样，我就可以升入四年级了。希伯来语成绩很好。”

“星期二”——“碰巧踩了一只蜘蛛。数学考得挺好。哦，上帝呀上帝，我从心底感谢你。”

“星期五”——“哦，上帝，救我！——外面是寒冷清澈的冬夜。考试结束了，明天出成绩。哦，月亮，明天你将要见到的，不知道会是一个脸色苍白、可怜兮兮的家伙，还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快乐的生命。读了席勒的《阴谋与爱情》。”

“星期六”——“哦，上帝，我的命运已定，却尚未知晓。等待我的是什么？哦，上帝，我的上帝，不要抛弃我；血液在静脉里迅疾地奔涌，神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哦，上帝，全能的上帝，救我——我不值得你救，但请求你的怜悯。哦，上帝——（后来）——我做到了，考试全过。可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快乐。11点，写信给古德伯格和妈妈。”

就在那个时候，我还有个没说出来的想法：我答应上帝，如果他让我升入四年级，我就在这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去圣公会。我也确实去了。读者可能会从这里看出，对于上帝我的心是虔诚的，思想还比较模糊。这是我在20岁时思想发展的一个阶段。其他人在我这个年龄一定远比我的日记写得好！

校长不喜欢呆在斯拉格斯，正好埃尔西诺文法学校校长一职出现空缺，他提出补缺的申请，被接受了。他跟我讲完这件事，让我惊讶的是，他建议我和他一起去。他想给我单独上课，以便我能在18个月内参加期末考试，而我如果还留在斯拉格斯文法学校，就还没指望。他补充说，我可以马上搬到他家去住，房钱和我住别的地儿时一样就行。我给科林去信，征得了他的同意。就这样，我搬到了校长家。

于是，我要告别斯拉格斯了。跟学友们和相熟的几家人告别，可没那么轻松。当然，我趁此机会买了个签名本。连师友中的老教师辛特克，都给我写下了几行留言。他还是英格曼和保罗·穆勒在校就读时的老师。卡尔·博格给我写了首诗，看起来像是写给一个要开始新生活的诗人，而不是坐在课桌旁的学生。但他写到，我未来的路将是沉重和艰难的。

致诗人H.C.安徒生

你的朋友卡尔·博格

你正踏上一条布满荆棘

流浪无家的不归路；

你曾见花园里盛开的玫瑰；

鲜艳已枯萎、凋零。

当一个诗人，

是那梦中的金色梦幻。

何必遮掩诗人的个性，

它似乎就是世间人情。

找不到朋友的慰藉，

悲哀的脚步悄悄靠近；

兽性的暴风雪肆虐

希望在疼痛里折断

别让泪水模糊疲惫的双眼；

这是一个诗人呼吸。

他会在心灵的激跳里找寻，

安慰、希望和桂冠。

奋斗的人生如带苦味的游戏；

却到保留孩童的率真天性。

幸运之灯闪烁耀眼的光芒，

应得的一切终有多得。

当我看到你青春的飞升

分享将是我的喜悦。

但拓展诗人的力量

想者多多得者少矣。

（1826年5月于索罗）

我和校长一起到了埃尔西诺。当我第一眼看见桑德海峡上的无数船只，看到蜿蜒起伏的库仑山脉，大自然的美景令我心旷神怡。我写信给拉思姆斯·尼洛普，把我的这种好心情告诉他。我自然觉得这信写得挺好，便把同样内容的信分别寄给了不同的人。但不幸的是，尼洛普也觉得这封信好，以《哥本哈根速写》为题把它发表了。因此，凡收到这封信或信的复写稿的人，都以为发表的是给他们的信。

丰富多彩的新经历、新环境和新责任使校长心气颇高，但这种心气并没维持多长时间。很快，在精神上我便又感到孤寂、焦虑和压抑。几乎与此同时，校长就我的情况给科林写了信，对我和我的能力做出全然不同的评价。我和周围人听说他给科林去了信，都在想象他会怎么说。如果我能相信他会这么说我，我早就有信心了，心智也会更健全，对我整个的发展都会有好处。因为，无论我有怎样的精神承受力，每天都要听他对我的奚落，说我是个蠢材、笨蛋，是个比不会说话的动物聪明不到哪去的孩子。然而，他竟会同时在给我资助人写的信里，郑重其事地谈到我。而科林以前在不断地听我说如何对校长不满，学习能力有限之后，还总要向我替他解释。

“H.C.安徒生1822年底被送入斯拉格斯文法学校时，尽管他年龄很大，但因为缺乏最基础的知识，而被安排进倒数第二年级。但他很有天赋，想象活跃而且情感热烈。他对所学的各个科目，在喜欢的基础上都能很好的理解和掌握。由于各科成绩优秀，他已经慢慢升到了现在的最高年级。惟一的不同是，他注册的名字从斯拉格斯搬到了埃尔西诺。

迄今为止，他已经能够借助人们的慈善赞助学习，我只想说，他以自己的努力赢得了这里每一个人的尊重。他极有才华，某些科目可以说学得非常优秀。他勤奋异常，从不懈怠。他天性可爱，他的行为品行完全可以成为学生的楷模。补充说一句，如果他能继续努力，将可以在1828年10月升入学院。

品德、能力和勤奋，具备这样三条优秀素质的学生，是任何一位在校老师最想见到而却又很少见到的，显然在安徒生身上见到了。我所做的只能是推荐他获得足够的资助，支持他继续完成现在已经开始的学业。另外，像他这样的年纪，也不允许打退堂鼓。不仅有他诚挚的品性，再加上他显而易见的天赋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做保证，学习上取得的任何进步都绝不会荒废。

1826年7月18日于埃尔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