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我一生的责任编辑”

1988年2月9日上午8时24分,叶圣陶先生在北京医院辞世。上午9时许叶老家人从医院电话告诉了我这个巨大的不幸消息。至善、至诚他们上午在医院,中午我去了叶家。

我想尽快将这个噩耗告诉远在上海的巴老和同在一个城市里的冰心老人。我熟知他们三人之间的纯真而深厚的友谊。我几次拿起电话又放下了。我很担心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会给两位老人带来精神上的强烈刺激。我有过这方面的体验。我也有过大好消息引发冰心心脏病发作的体验。1985年1月,第四次全国作代会选举出了主席、副主席,冰心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大会,她嘱我要及时告诉她选举结果。当选举结果一公布,我就打电话给她,我说:“巴老得票第一。”当我回答她的仔细询问时,电话中突然传来冰心女儿吴青的声音,“不好了,娘心脏病犯了!快快,叫急救……”幸好抢救及时,冰心安静地入睡了。这次险闯大祸的余悸,长久地使我感到后悔。

叶老逝世的消息是瞒不住的。当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肯定会公布。这天恰巧是大年除夕,上午我给巴老拍了个贺电,祝他“龙年健康、快乐、长寿!”中午又和小林、吴青通了电话,我们商量好,尽量做到使两位老人感到不突然,甚至想到如何让他俩今晚不看“联播”节目。

巴老和冰心都有看“新闻联播”节目的习惯,他俩从“联播”中听到了叶老的消息。巴老连团圆饭也顾不上吃,忙叫小林给叶家挂电话,亲自向叶老长子叶至善、次子叶至诚问候。冰心晚8时在电话中问我:“老巴那边,你去过电话了吗?”我说:“已经给小林去过电话了……”

巴金在口授唁电中说:“病中惊悉叶圣老逝世,不胜哀悼。谨电吊唁,并致慰问。圣老是我一生最敬爱的老师,他以身作则,给我指出为文、为人的道路;他的正直、善良、诚恳的形象,永远活在我的心中。巴金1988年2月18日”。

1986年,巴金在《我的责任编辑》中,记述了他与叶圣老的友谊。巴金在文中说,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是经叶圣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他是我“一生的责任编辑。我的意思是——写作和做人都包括在内。”他还是“我的老师”。

我记起了“文革”结束后,他们之间交往中的几件事。

1977年11月初,下班后,我从《人民文学》编辑部走进对面叶家去看望叶老,叶老正坐在客厅沙发上。他高兴地说,我刚给巴金写了首诗,祝贺他恢复了写作,发表了作品。1977年5月25日《文汇报》副刊发表了巴金在“四人帮”粉碎后的第一篇文章《一封信》。这封信约五千字,一开头就诉述了自己在“四害”横行中的遭遇,他说:“过去我只能在书中读到的或者听见人讲过的一些事,现在我都亲身经历了;有些事则是过去我不想会有,而现在我的朋友终于遇到了的,如杀人灭口、借刀杀人之类。十年中间我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只写了无数的‘思想汇报’,稍微讲了一两句真话,就说你翻案。连在日记本上写了几句简单的记事,也感到十分困难。我常常改了又改,改了再改,而终于扯去,因为害怕连累别人。我知道我只有隐姓埋名地过日子,让人们忘记,才可以躲开黑帮们的大砍刀。他们用种种的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对付我,处心积虑要使我以后永远不能再拿起笔。”巴金的《一封信》激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同时也赢得他许多老友的同情。叶圣陶不但几次写信,还从北京寄赠巴金一首诗,词意恳切,纸短情长。叶老从卧室里拿出这首诗给我看。诗云:“诵君文,莫记篇;交不浅,五十年。平时未必常晤叙,十年契阔心怅然。今春文汇刊书翰,识与不识众口传;挥洒雄健犹往昔,蜂虿于君何有焉?杜云古稀今日壮,伫看新制涌如泉。1977年11月2日”。叶老指着其中“交不浅,五十年。平时未必常晤叙,十年契阔心怅然”这两句对我说,我同巴金各住一地,平日交往并不多,但我常想念他,有机会就想见到他。叶圣陶对巴金的赞颂,使巴金感到温暖,他想:“我似乎又回到了五十年前了。这样的友情!这样的信任!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应当高兴,我有这样的朋友,这样的老师!”他在这一年11月7日给叶圣陶写信说:“收到您给我写的字,十分感谢。看到您的工整的手迹,仿佛见到您本人;读到您的诗,想起五十年中得您不止一次的鼓励,感到温暖。我珍惜您的片纸只字,也牢记您的一言一语,这些老师对我的鞭策。我不会辜负您的期望,我要学到老,改造到老,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巴金还问起叶老的眼病是否已经痊好,同时他还听说,叶老的听力有些衰退,巴金希望叶老对自己的身体多加保重。1978年2月24日,巴金来北京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5日巴金在预备会议上见到叶老,这是他俩“文革”后第一次匆忙相见,巴金在当天的日记中记着:“遇见叶圣陶,他紧紧握着我的手,很感谢他。”巴金计划3月8日会议结束后,叫小林来京,陪他去看望一些老朋友。10日上午,巴金先去叶家看望叶老。叶老爱喝黄酒,巴金特地从上海带来一瓶陈年花雕送给他。至善还为他俩拍了合影。叶老将这次拍的照片寄给了巴金,他在给巴金的信中说:“从技术言,此殊平常,唯留为纪念有意义耳。”

1981年6月16日,中央批准由中国作协负责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10月13日成立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委员会。1982年4月,北京市批准将万寿寺西院移交给现代文学馆作为临时馆址。在文学馆馆址移交手续办理过程中,有天,筹委会主任罗荪找我,叫我为文学馆去办件事。罗荪当时又是《文艺报》主编。他说,文学馆总算有了个地方,不管是不是临时的,具体事要一件一件抓紧做起来。巴老考虑周到,说请叶圣老题写馆名。这事你去办一下,向叶老说明这是巴金的意思。罗荪叫我快办,我懂他的意思,叶老毕竟是八十多高龄的老人了。我当晚去了叶家,向叶老转达了巴金的这个希望,叶老欣然同意。没过两天,叶老家里人电话叫我去。我一到客厅,叶老说你的任务完成了。他横竖写了两条中国现代文学馆馆名。次日,我将叶老写的馆名交给罗荪,罗荪看了很兴奋,并说当晚给巴老去电话。巴金在1982年8月写的《再说现代文学馆》中,又为尽快落实馆址呼吁,他说:“首先是房子,至今还没有落实,文学馆的招牌早已由八十八岁老人叶圣陶同志写好,就是找不到地方挂出来。”1985年3月26日,巴金去万寿寺出席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典礼,他抵达时,特意在馆大门口驻足仔细看了悬挂着的叶老题写的馆名。

1982年5月24日傍晚,我去叶家。因我刚从上海回来,叶老问起巴金的近况。我告诉他巴金右背长了囊肿,已动手术。叶老在当天日记中写着:“傍晚吴泰昌来闲谈。彼近从上海回来,言巴金背部生疮,开刀治疗已愈,而精神不甚健旺。”叶老嘱我与小林通电话时,替他问候,并说,这不是大病,但折磨人!要照顾好。

1983年1月,巴金给叶老寄赠了《真话集》,这段时间他俩均在病中,没有直接联系。叶老收到书后当即给巴金写信,为他身体逐渐康复欣慰:“巴兄惠鉴:昨日收到寄赠的《真话集》,签名处说明写于病床,观此手迹,遥念不已。七八年夏秋间,我以割胆结石卧床三个多月,以后起身,履地,举步,都像幼儿似的重新学习,渐渐恢复原有能力。此中亦有趣味,不觉得如何难堪。您用牵引法治疗,须卧床六周,想亦不以为甚烦恼。见病床上能题字,且能撰发言稿,殊感心慰。书此伸谢,并请痊安。叶圣陶八三年一月六日”。

1984年春天,有一次叶圣老在他自家庭院里散步,欣赏缀满枝头的海棠花,他突然问起:“巴金从国外回来了没有?”他很想念巴金。他已经很久没跟这位好朋友叙会了。他说巴金每次来北京,再忙都要来看他;实在没有时间,也总来个电话问好。现在,既不见人,又没有电话,巴金在哪儿呢?他知道巴金因公务出了国,但不知道他回来了没有?

1984年初夏,叶圣老患胆囊炎要动手术。巴金在病中听到这个消息,叫小林挂电话到北京,托我代他送一束鲜花给叶圣老。叶圣老收到了花之后很高兴,连忙叫护理人员替他找花瓶插上,叶老当时对我说:“我自己感觉还好,院长大夫治疗精心,请您叫小林转告巴金,释念。”我告诉他:“巴老正在为准备五月赴日本参加在东京举行的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的事忙着哩!”叶圣老开心地说:“巴金还年轻,身体健康恢复得快。叫他走路千万小心,再不要摔跤了。”

叶老动手术后不久十分认真地写了一首七言诗赠巴金,以酬谢他送花问病的好意。那诗说:“巴金闻我居病房,选赠鲜花烦泰昌;苍兰马蹄莲共囊,插瓶红装兼素装。对花感深何日忘?道谢莫表中心藏。知君五月飞扶桑,敬颂此行乐且康。笔会群彦聚一堂,寿君八十尚南强。归来将降京机场,迎候高轩蓬门旁。——巴金托吴泰昌携花问疾作此酬之1984年4月12日北京医院。”九十岁体衰力弱的叶老轻易不再动笔,现在竟然写出完整的七言专赠巴老,不能不说是他们之间浓厚友谊的体现。

可惜巴金6月份从日本回国时,没有绕道北京。10月份他去香港,又是由上海直接往返。1983、1984这两年,叶圣老和巴金都没有能够会面。直到1985年3月,巴老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叶圣老和巴老才如愿以偿地再次欢聚一堂。

三年没有进京了,巴金一下飞机刚住定,就说这次想去看看几位老朋友。他特别提到去探访叶圣老和冰心。3月26日晚,我去叶家告诉至善巴老明天上午10时去北京医院看叶老。至善提前到医院。当巴金到达病房时,叶老已经焦急不安地坐在沙发上等候了。小林、小棠和我陪同。他俩紧紧地互握双手,喜不自禁地相视了好一会。巴老先打开话匣子:“叶老,您好!我们都很想念您。”叶老深情地叮嘱:“您要多加保重!”他招呼巴老在沙发椅上坐下。然后把早就准备了的一本新近出版的《叶圣陶散文甲集》送给巴金。巴金接过书,认真地翻看了封面和目次,很高兴地说:“叶老,这些年您写了这么多,您要多注意休息。”叶老听了,反而劝巴金:“我写不了什么了,您还年轻,注意身体,多写点。”在叶老眼中,巴老似乎是永远年轻的。至善、小林、小棠和我都坐在一旁,听二老如此亲切愉快地交谈,竟忘了这里原是间病房。

巴金很珍惜这次与叶老的见面,他在《我的责任编辑》中说:“愈之走了。叶老还健在,我去年上北京,他正住院,我去医院探望,闲谈间他笑得那样高兴。今天我仿佛还听见他的笑声。分别十几个月,我写字困难,心想他写字也一定困难,就不曾去信问候他。但是我对他的思念并未中断。我祝愿他健康长寿,也想念他一定健康长寿。五月十五日”。巴金不曾想到,这是他和叶老的最后一面。我为他俩拍下了此次会面的一系列镜头,留下了文坛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

(摘自《我亲历的巴金往事》吴泰昌著文汇出版社出版)

《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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