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25日，是文坛泰斗巴金先生的百岁华诞。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市文学发展基金会、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收获》杂志社将在上海图书馆展览大厅联合举办《巴金在上海——巴金先生诞辰100周年图片暨文献展》，以示庆贺。日前，因展览的需要，同事徐钤、陆正伟及我，冒着酷暑，逐一寻访巴金在上海的旧居踪迹。高温烤人，但每找到一处尚存的旧居，大家喜形于色，心里美滋滋的，犹如阵阵清风沁人肺腑，虽大汗淋漓都不在话下了。

从南洋中学到康益里四号：文学生活开始前的足迹

1923年春天，巴金偕三哥尧林走出夔门，乘船赴上海，秋天，入上海南洋中学当住读生。南洋中学是巴金在上海最早的居所，在中山南二路225号。80年过去了，昔日的校舍已不复存在，今日的南洋中学已成为拥有现代化教学设施、一流教学师资、环境优美的重点中学。巴金在南洋中学求读的时间不长，但这里留下了他到上海最初的人生足迹。直至晚年，对当年南洋中学的师长、校景仍记忆犹新。在迎接南洋中学百年校庆的日子里，他亲笔写下“百年树人，素质第一”的贺词，此是后话。再说当年学期末，因经济等原因，巴金又转赴南京，进了学费较低的东南大学附属高中（即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继续求学。

1925年8月，巴金拿到了毕业文凭，自南京返沪，住在贝勒路（今黄陂南路）天祥里。在艰难的时世中，和朋友合办《民众》半月刊，译述《断头台上》的一些篇什。他的朋友毛一波对与巴金共同生活的情景有过十分感人的回忆：“那也是多雨的春夏之交，我和几个亲爱的同志们住在上海贝勒路底。我们那时穷得只能吃几个面包和喝一点清水，然而，同志们的精神却是十分饱满。我们还分了余钱出来出版革命刊物呢。那一个生了肺病的同志芾甘（巴金），正在负责译述先烈的遗著。我也曾和他一道在马路上奔跑过。让那斜风和雨打在自己头上。从贝勒路的南底跑到远远的印刷所去送取书报，雨水常是迷茫了我们的近视眼镜……”

我们去寻访时，遍寻黄陂南路却未找到天祥里。是拆掉了？还是搞错了？正在疑惑之间，有一位幼时曾在天祥里附近居住过的同事得悉后，很热情、很肯定地说：“天祥里还在，就在黄陂南路隔壁的一条小马路永年路上。”我们闻说喜出望外，即赴永年路寻找，一问天祥里果然还在，即今永年路149弄，位于黄陂南路与顺昌路之间，弄口在永年路，弄尾通徐家汇路，是一条进深很长的大弄堂。全弄系三层石库门住宅，弄堂口过街楼上方的墙壁上用水泥写了“1925”，标明该弄系1925年建造。进得弄内，只见房子已很陈旧，居民们说，按规划这里将要进行拆迁改造。望着这条即将消失的老弄堂，我不禁感慨万千。70多年前，就在这条弄堂里，青年巴金虽身患肺病，每天只“靠着两个小面包和一壶白开水度日”（巴金语），为了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在风雨如晦的年代里，仍在顽强艰苦地奋斗着。每念及此，怎不令人肃然起敬！

1926年下半年，巴金搬出天祥里，住到了康悌路（今建国东路）康益里4号的亭子间，在那里，他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我们去找康益里4号时，颇具戏剧性。一位老伯说：康益里早已拆掉，现已建为新工房，边说边用手指指建国东路与黄陂南路交叉处。跑去一看，果然矗立着几排新楼房。我们有些疑问，遂又返回建国东路一弄堂口询问，适有三位老人在纳凉，一位老太太斩钉截铁地说：“康益里还在，就在荣金大戏院（今建国电影院）隔壁。”近前一打听，才知康益里即今建国东路39弄，整条弄堂是典型的石库门建筑，系上世纪20年代初建造，至今已有80多年历史，岁月风雨的洗涤，墙壁已斑驳破旧，房屋也垂垂老矣，居民们说过两年这里要拆迁改造。对着尚存的康益里4号的前门、后门，我们高兴地按下了快门，把70多年前巴金曾居住过的房子，定格在一瞬间。

1926年年底，巴金又搬到马浪路（今马当路）的一条弄堂里，他在这里住得并不久，1927年1月15日，就和朋友卫惠林一起登上了昂热号轮船，到法国去了。在法期间，巴金创作了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在谈到《灭亡》的写作过程时，巴金说：“我住在上海康悌路康益里某号亭子间里的时候，常常睡在床上，听到房东夫妇在楼下打架。我无意间把这些全写下来了。”巴金还说：“《灭亡》的发表……替我选定了一种职业，我的文学生活就从此开始了。”

从宝光里14号到花园别墅1号：《家》的诞生及《新生》的重写

1928年12月上旬，巴金自法国返沪，先借住宝山路鸿兴坊75号上海世界语学会，翌年元旦后，搬往宝山路宝光里14号一幢石库门房子的楼下客堂间，在此一直到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中住处被炸，住了3年多时间。在宝光里的3年间，是巴金文学创作的高潮期，这时，巴金作为一个多产作家已蜚声文坛，许多作品，如后来巴金深情回忆所说：“像《家》、《雾》、《新生》（初稿）等等都是在这里写成的。”《家》是巴金的代表作，自1931年4月问世后，它揭露、控诉封建制度的罪恶，歌颂反抗和光明的主题，特别受到青年读者的喜爱。作家陈荒煤曾和友人谈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在抗战初期，有不少革命青年奔赴延安，都是受了巴金作品的影响，尽管巴金过去的作品并没有宣传共产主义，事实上却起到了这种作用。诞生了《家》的宝光里14号，是值得予以保护、纪念的。可惜宝光里14号和上海世界语学会俱毁于“一·二八”战火，今已不存。

宝光里14号遭日军轰炸后，巴金受友人之邀迁往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步高里52号居住，在这里，创作了《海的梦》等作品。那天，我们顺陕西南路过绍兴路向南行100米，在马路左侧，只见“步高里”三个大字在一条很大很深的弄堂牌楼上高悬，十分醒目。步高里今为陕西南路287弄，系三层石库门住宅。弄口挂一铜牌，铜牌上几行大字赫然在目：“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优秀近代建筑步高里上海市人民政府1989年9月25日公布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立”。进弄后，我们迅即找到52号，询问情况、摄影留存，心情十分愉快。

巴金在步高里住了一个多月，又迁入环龙路（今南昌路）志丰里11号，即今南昌路148弄11号，乃三层西式楼房，当年系一家白俄开设的公寓，今尚存。巴金在此住了一个多星期，即和友人去闽南旅行，回来后搬至附近环龙路花园别墅1号，一直住到1933年春天，这期间曾创作了《春天里的秋天》、《砂丁》等作品，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的续篇《新生》，也是住在这里时重新写成的。

说起《新生》，还有一段故事。《新生》的初稿，是巴金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在宝光里14号写成的，原准备在第二年即1932年第一期《小说月报》上刊出，报上也登了目录预告。孰料在书印好准备装订发行时，“一·二八”战争发生了，商务印书馆印刷厂被日军用燃烧弹烧毁，《新生》的原稿及排印好的刊物也一并被焚毁。巴金闻讯十分愤慨：“我的精力是侵略者的炸弹毁灭不了的！”他以炽烈的热情与惊人的毅力，在当年7月间，以短短的两个星期时间，重新写竣了中篇小说《新生》。花园别墅1号，今乃南昌路136弄1号，为三层新式里弄楼房。我们去实地寻访时，因天气炎热，弄内空无一人，很安静，1号也安在。1933年春，巴金离开花园别墅后，又搬迁了多次。

霞飞坊59号：完成了《春》、《秋》的创作

1934年11月3日，巴金离开上海去日本，1935年8月上旬回沪，在虹口狄思威路（今溧阳路）麦加里21号楼上亭子间定居下来。巴金在日本时，吴朗西、伍禅等几个朋友就邀他回沪参加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创业工作并主持编辑业务，巴金回沪后，就投入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正式就任总编辑。在巴金主持下，《文化生活丛刊》出书近50种、《文学丛刊》10集共160种、《译文丛书》50余种，以及其他丛刊、丛书、选集、专集等等，在读者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新文学的发展做了可贵的积累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学丛刊》，该丛刊包括鲁迅、茅盾、郑振铎、沈从文、艾芜、沙汀、萧军、悄吟（萧红）、刘西渭（李健吾）、陈白尘、荒煤、柏山、何其芳、曹禺、芦焚、刘白羽、杨刚、萧乾、唐、罗洪、陈敬容、艾青、王西彦、汪曾祺、黄裳、穆旦、刘北汜等老中青三代86人共160部作品。这套书中新人的作品占了很大部分，许多文学新人由这套书而为大家注意，从而走上文坛。巴金在繁忙的编余，仍不辍写作，长篇小说《春》，就是在麦加里开始酝酿创作的。

麦加里系新式里弄住宅，1923年由麦加利银行投资建造，弄址在溧阳路965弄，共有38幢坐北朝南的西式砖木结构二层楼房。说起巴金住过的21号，还有一段光荣的历史。1925年五卅运动后，上海总工会机关被查封后曾在此设立秘密机关，汪寿华等人在此办公。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周恩来就在此地指挥，1977年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我们去溧阳路寻找麦加里时，只见麦加里已被夷为平地，据说要建造轻轨。拆迁之初，曾有居民向动迁单位提出要保存21号，但21号终究被拆掉了，望着眼前的一片平地，我有些怅然，又有一丝遗憾，我问自己：“还有办法补救吗？”1936年，巴金迁住拉都路（襄阳南路）敦和里21号，其间继续写作小说《春》，在《文季月刊》上连载，还写了《长生塔》等作品。在这里，巴金结识了心地善良、后为爱妻的陈蕴珍（萧珊）。敦和里21号，乃今襄阳南路306弄22号，为新式里弄三层楼房，今仍在。

1937年，巴金告别敦和里，搬入霞飞路霞飞坊（即今淮海中路淮海坊）59号三楼，他在这里写完了《春》。后来巴金在谈创作经过时说：“《春》是在狄思威路（溧阳路）一个弄堂的亭子间里开了头，后来在拉都路敦和里21号三楼续写了一部分，最后在霞飞路霞飞坊59号三楼完成，那是1936年到1937年的事。”霞飞坊59号，现为淮海中路927弄59号，系三层的新式里弄楼房，大门墙上有一勒石，上写：“著名文学大师巴金1937年曾在此居住”。1939年10月到次年5月，巴金在此完成了长篇小说《秋》的写作。巴金说：“《秋》不曾在任何刊物上发表过，它是我一口气写出来的。1939年下半年到第二年上半年，我躲在上海‘孤岛’（日本军队包围中的租界）上，主要是为了写《秋》。当时我在上海的隐居生活很有规律，白天读书或者从事翻译工作，晚上9时后开始写《秋》，写到深夜2点，有时甚至到3、4点，然后上床睡觉……”抗战时期，巴金离开上海辗转于广州、桂林、昆明、贵阳、成都、重庆等地，回到上海依然住在霞飞坊。1946年，夫人萧珊与女儿小林自重庆返沪后，巴金遂在此安家，直到1955年乔迁到现在的寓所。

自1923年巴金抵沪求学、写作、办刊物、办出版社，迄今已有80年。建国前20多年中，风雨沧桑、坎坎坷坷、生活艰困、漂泊无定，加之战乱，令巴金居无定所频频搬迁，不时更换住址，大略统计一下，约有10余处之多。经寻访，除宝山路上海世界语学会、宝山路宝光里及溧阳路麦加里等处因故均已不存外，现有8处旧居尚存，按居住时间先后排列为：

南洋中学、永年路149弄（原贝勒路天祥里）、建国东路39弄4号（原康悌路康益里4号）、陕西南路287弄52号（原亚尔培路步高里52号）、南昌路148弄11号（原环龙路志丰里11号）、南昌路136弄1号（原环龙路花园别墅1号）、襄阳南路306弄22号（原拉都路敦和里21号）、淮海中路927弄59号（原霞飞路霞飞坊59号）。

8处旧居，有些保存尚好，有些已岌岌可危，建议有关方面可否采取措施，妥加保护，予以纪念。这对大力培育塑造城市精神，提升精神文明建设不无益处吧！

（作者冯沛龄 系上海市作家协会研究室主任）

《新民晚报》2003-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