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位于亚洲东北部,呈东北至西南走向。四面环海:东及东南临太平洋,东北为鄂霍次克海,西北向日本海,西南接东海。日本由6825个岛屿组成,海岸线长达3.39万公里,国土面积337863平方公里,2000年达到12692万人。日本由6825个岛屿组成,海岸线长达3.39万公里。明治时代(1868~1912)是日本历史上综合国力发展的最重要年代。在短短34年间,日本不仅从封建、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地实现了近代化、建立了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制度,而且通过日俄战争、日清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侵占朝鲜和中国台湾省、俄国的库页岛和千岛群岛,扩大了帝国疆土,掠夺殖民地资源和财富,挤身为帝国主义列强,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经济发展奠定了精神和物质基础。进入70年代,由于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日美贸易摩擦加剧,日本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一度陷入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尽管不是西方国家中经济最糟的,并于80年代恢复到4—5%的增长水平,但双位数增长的日本神话已经一去不复返。对于日本这样国土狭小,资源缺乏的国家,其经济活动能力的发展和实现必须通过对外经济活动能力。在“贸易立国”的产业政策指导下,1985年日本的对外贸易终于出现顺差,通过国际贸易不但解决了资源和市场,而且得到了增强国力的效益。90年代以来,日本财政状况不断恶化,桥本内阁时期曾专门制定了“财政结构改革法,试图扭转这种状况,但半途夭折。日本财政对国债的依赖程度、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等指标,均名列主要发达国家的第一位。
农业。日本可耕地面积5.1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13.7%,畜牧用地0.0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0.2%。日本政府在“农产品、农业、农村基本计划”中提出的农产品自给率(按供给热计算)目标是45%。然而实际上,农产品自给率一直呈持续下降之势。按供给热量计算的农产品自给率由1965年度的73%降至1999年度的40%,同期,粮食自给率由62%降至27%。农产品自给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居民饮食生活日趋多样化,大米消费量减少,对畜产品和油脂类产品需求增加,饲料和粮油种子的进口量增加。
工业。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和稳定增长的过程中,工业和工业产值无疑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部门。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其发展速度、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益均高于国民生产的增长水平。优先发展基础产业,尤其是三大支柱产业,是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基本因素。钢铁工业是日本垄断资本实现“重化学工业”的基础,也是各工业部门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部门。钢铁业随着经济回暖,对钢铁的需求量增加,钢铁工业扭转了前两年的生产低迷局面,日本矿产、能源贫乏,除铜、煤一度可自给,水力发电占能源总供给的4.53%外,其余均需进口。2000年的粗钢产量达10644万吨,比上年增加了13%。2000年,化学工业生产不象钢铁工业增长那么显著,仅比上年增加了11%,但化学工业的产品结构调整比较突出。机械工业包括一般机械、电气机械、运输机械、精密机械。石油化工是日本新兴的工业部门。在整个化学工业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30%~35%左右,农药和化肥的发展也很快,电子工业发展神速,年平均增长率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其规模已接近和赶上美国,一般年份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4%左右。纺织业的发展相对缓慢,但合成纤维的产量增长较快,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生产国。电子业是日本增长最显著的产业之一,2000年产值约达26.2万亿日元,较上年增长了113%。日本电子产业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1)IT革命在世界范围的迅速扩展,从需求方面推动了日本电子产业的发展;(2)日本政府将IT列为今后发展的重点,并采取了具体措施推动IT产业发展,诸如制定“电子政府计划”、“电子日本计划”,对购置电子通讯设备的民间企业或机构提供税收上的优惠等。
从财政方面看,日本政府债务余额相当于2000年GDP的120%以上。2000年11月,围绕追加财政预算问题,日本执政党内部意见严重对立,导致政局动荡。反对继续实行赤字财政政策、主张健全财政的呼声口益高涨。即使在宽松的财政金融政策下,经济增长依然显得萎靡不振,这也是人们对日本经济前景普遍不看好的原因之一。银行不良债权仍是困扰日本金融业的一大问题。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新增不良债权规模大大超过银行处理不良债权的规模。日本金融业仍面临两方面的压力,一是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的挑战,二是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迫使金融业为强化竞争能力而加快改革和重组步伐。这四大金融集团是:第一劝业、富士、兴业银行组成的“瑞穗”金融集团;三和、东海银行及东洋信托银行组成的UFJ金融集团;住友、樱花银行组成的三井住友银行集团;东京三菱银行、三菱信托银行合并而成的三菱东京银行集团。
日本战后的科技发展,可以分为四个10年期的阶段。第一个十年(1946~1955年),主要是积极吸取外国科技知识,第二个十年(1956~1965年),开始向独立科研方向发展;第三个十年(1966~1975年)则着重推行规模宏大的科学计划;第四个十年(1976~1985年)则强调科学产品的创新。总之,日本在高技术领域的新产品开发及其商品化、市场化方面,一直占有较大的优势。尤其是在半导体芯片、计算机硬件、电子产品、汽车新型材料的研制与开发、工业机器人等方面,贸易总量和市场占有份额均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日本科技发展特点之一,一直集中在非军事用途开发,从而促使经济大步前进,但军事技术的研究也很先进,并从1983年起向美国出口;特点之二是研究开发支出的约70~80%由私人企业、团体支付,1993年度为78.4%,并且无论是否处于景气阶段都不削减科研开支;特点之三是科研人员构成与国外不同,日本科研人员仅次于美国居发达国家第二位,其中约50%是工程系的毕业生,只有一小部分毕业于科学系,与其它发达国家显著不同。这或许是日本跟踪开发占优势的原因之一。
日本宪法规定,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它战争力量,其基本国防政策只限于维持防卫姿态,不得发展为威胁邻国的军事强国。出于对军国主义的深恶痛绝,经过多年,日本人民才认可了自卫队存在的必要性。目前,日本的常规军事装备质量和潜在能力在亚洲处于领先地位。日军当前的重点是利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和日美方位合作新指针提高质量和扩大活动空间,达到充实外交手段、提高国际声望的目的。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打破了自卫队“专守防卫”的禁令。近两年来,日本又制定了“周边事态”、“有事法制”和“反恐特别措施”等法案,将自己自卫队的使命进一步融入美军全球战略之中。据日本防卫厅2002年3月底公布的材料,目前自卫队的定编为25.8万(不含文职人员)人,但实有人数为23.9万,由陆(14.9万)、海(4.4万)、空(4.6万)三军组成。在现役军人中,大部分为军官和士官,士兵仅为7万多人。日本自卫队是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并有相当大发展潜力的现代化部队,是亚洲一支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但受日本国内外因素的种种制约,日本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成为军事大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它不得不作出的、也是对它最为有利的选择。
日本的兵员同被称为“中等军事国家”的英、法大致相当(英国为21万,法国35万);常规武器装备不比英、法差,特别是海上、航空自卫队的武器现代化程度很高,个别武器的装备甚至比美国还先进,但不拥有核武器、航母、远程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等进攻性战略武器。当前日本尚不具备独立干预它国的能力。但日本的军费引人注目。多年来,日本一直保持高投入。1994年超过400亿美元,今年约为420亿美元,是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军费大国”,大大超过英、法的国防费用(英国为348亿美元,法国为244亿美元)。冷战早已结束,在不存在直接军事威胁的情况下,日本仍在增加军费、加强军备,目的何在?许多人认为,已经是经济大国的日本正妄图当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而日本自己则一再宣称决不当军事大国。因此,日本今后是否会成为军事大国,甚至重新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这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日本民族的岛国意识带来的危机感,曾是日本民族奋发图强的动力之一,即使在社会、男女不平等的条件下也是如此。这是战前日本国力增长的必要因素之一。此外,当前日本社会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存在薄弱环节有关,如美日经济摩擦、内需不振等。上述几个方面的改善,必将增强日本社会的稳定和凝聚力,为日本未来发展和国力增强提供持续动力和可靠保证。人口结构的少子高龄化7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新生人口一直呈下降趋势,已成为社会问题。随着平均寿命的延长和出生率下降,今后日本老年人数还会继续增加。日本一家研究机构预测,2015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将达3188万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将超过25%,即每4个人中就将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日本将迎来真正意义上老龄化社会。少子高龄化既是日本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影响今后日本经济发展和各项经济政策的基本要素。日本的社会发展程度,1990年为第七位,1995年和2000年均稳定在第六位。
日本政府在经济上的调控能力不可低估。尽管日本政府的规模和预算较小,但它集中了日本名牌大学毕业的管理人才,组织严密,效率高,部门之间协调,注意经济动向分析和展望,提出了适应日本经济发展各阶段的产业政策,并对企业进行及时的指导,注意与企业沟通等,从而为日本经济腾飞准备了较佳的外部环境。日本的政府调控属于有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仍占主体地位,但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已占有一定的比重,发挥着较前种体制更大的作用,在这种体制中市场机制和国家的指导性计划同时发挥调控经济运行的作用,国家对经济运行过程的干预调节不是单纯依靠经济政策手段,而是有计划进行的,政府同各利益集团的协商、合作已成为协调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实行这类经济体制的国家一般都设有政府的计划机构,政府的计划机构同社会上各个利益集团的代表协商制订年度和中期计划,计划对私人企业是指导性的,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对政府各部门则具有法律和行政上的约束力。法国和日本都可看成是实行这种经济体制的代表性国家。
日本因为发动和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到了国际社会的严厉惩罚,1945~1972年日本在国家主权方面来讲是明治维新以来最弱的时期,并且至今未能完全恢复国家主权。这与其经济发展成为强烈对比,成为其综合国力中政治方面相对薄弱的环节。因此,日本在此方面的举措是必然的而且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各种研究的结果都认为,日本已是位居前列的综合国力强国。但强国之强不仅在于经济之强,而且在于政治之强。能有预见地巧妙地处理国际事务,还需要一种战略眼光和大国气质,对于国土狭小又缺乏管理大片领土的长期经验(如美国)的日本来说,达到与其国力相称的国际地位和有领导水平的外交能力还有相当遥远的路要走。在过去的10多年中,日本凭借其用后的经济实力,从以下三个方面塑造大国形象:一是大幅增加国际援助。20世纪80年代,日本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连年巨额外贸盈余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外援国和外汇储备国。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减少对发展中国家官方援助时,日本却大幅增加这方面的拨款,以凸现其“国际贡献”。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面临两大障碍。二是政治上追逐美国,缺乏独立的外交政策。三是对侵略战争历史的认识问题。现在,日本虽享有相当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但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大国,它还确保影响全球的政治力量。日本虽拥有潜在军事能力,但尚不能作为强有力的外交支援手段。此外,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经济对外依赖性大也制约了它追求大国的抱负。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在国际政治、安全事务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仍将是“边缘性”的。
概括起来看,日本经济的奇迹和成功之谜,一时间成为各国政治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谈论的话题。究其原因,从普遍意义上讲,是各国、各地区密切关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结果;而就特殊性而言,在于日本是一个东方后进国家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典型。日本综合国力的增强是世界经济政治中一个极独特的现象。一方面,根据各种不同的计算方法测定,今天的日本都是世界前几位的强国;另一方面,它又有许多其它强国没有的弱点,从而使其强国地位大大打了折扣;它可能比任何强国都更要依赖和平,依赖战后建立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稳定。这本身就对强国的定义提出了挑战;日本究竟强在何处呢?显然不在于国土辽阔而有较强的生存能力,不在于军事强大而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国,而是在较为平等的社会下,使绝大多数日本人发挥出了自己的势能,从而突破了自然环境对其发展的局限性。这种势能是由日本民族性、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文化体制决定的。如果日本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使日本从“经济动物”的习惯中摆脱出来,如果对教育和科技的投入继续增加,从而使日本民族的创新能力大大提高,其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是可以稳步实现的。(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撰写)
中国网2003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