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综合国力的内涵
在当代国际竞争中,一个国家的强弱,不仅决定于军事力量、经济力量或某一单方面的力量,更主要的取决于综合国力。
综合国力(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是指一个主权国家赖以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及国际影响力的合力。综合国力的内涵非常丰富,它的构成要素中既包含自然的,也包含社会的;既包含物质的,也包含精神的;既包含实力,也包含潜力以及由潜力转化为实力的机制,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国防、外交、资源、民族意志、凝聚力等要素有机关联、相互作用的综合体。
由于综合国力是一个系统的概念,所以应从系统的观点出发对其进行理解、分析和界定。综合国力不是其构成要素的简单加和,而是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和一定运行规律的系统的整体功能,其功能的状况或水平不仅决定于其构成要素的各要素的状况或水平,更决定于其构成要素之间的结构比例及其耦合机制。因此,综合国力水平既可以有大于其构成要素之和的功能;同时也有小于其构成要素之和的可能。显然,我们应当追求前者而避免后者。
综合国力是一种系统的和动态的综合力量,是在系统与外部的交流和系统本身的运动过程中形成的。综合国力不仅是国家间竞争和互相影响的力量,还表现为对人类社会总体的贡献能力。每个国家作为人类社会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进步都直接表现为对人类社会的贡献。
综合国力有潜在综合国力与现实综合国力之分。现实综合国力是指构成综合国力各要素已经具备的实力和各要素之间有机组合所显示出的整体实力。潜在综合国力是指随着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由于某些要素实力增长,非物质要素水平与状况改善以及系统结构的变化致使整个要素系统组合功能增强的潜在能力。潜在综合国力测定实际上是对未来综合国力发展趋势的预测。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水平在某一特定时点上不决定于其国家战略的变化,但是其国家战略的制定则必须以其综合国力为基础,并以提升其综合国力为目标。
总之,综合国力是以国家为整体表现出来的维护和获取国家利益的力量,它包括了所有直接和间接获取国家利益的一切因素。综合国力的概念呈现出综合性和概括性、战略性和强制性、科学性。
二、综合国力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关系
由于综合国力的系统性,所以它与国际竞争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国情、国家能力等很多重要概念具有紧密的关系。综合国力与这些相关概念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综合国力不同于国际竞争力。综合国力是动态的,它不断变化和发展,而决定综合国力变化与对比的主要因素是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国际竞争力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与其他国家竞争所具有的相对位势,它实质上反映了综合国力发展的速度。综合国力更着重于总量(总实力)和人均量(人均实力),而国际竞争力更着重于总量和人均量的增长速度。总之,综合国力是国际竞争力的发展基础,国际竞争力则是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手段,两者相辅相成。一般来说,综合国力侧重于衡量现在的状况,而国际竞争力则是预测未来发展的趋势。故一个国家要强大,要发展,在国际社会与其他国家竞争过程中占有或保持一定的相对优势地位,不仅要有雄厚的综合国力,还要有超众的国际竞争力。
综合国力不同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前者着重于从总体规模上描述一个国家的实力,后者则着重于从质量上描述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层次。同时,它们又有联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综合国力状况具有正向影响,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如果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较强,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势必较高;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较弱,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势必较低。在综合国力测定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方面,二者可能会运用一些共同的指标。但作为反映综合国力的指标更多地是采用总量指标,而描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更多地是用人均指标。
国情是国家历史和现状的总和,综合国力只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国情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的总称。它主要包括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资源环境、人口、政治权力、经济情况、历史、文化思想、民族和宗教、军事国防和对外关系等内容。显然,历史、民族和宗教等反映国情的因素并没有充分反映在综合国力中。从概念和内容上分析,国情与综合国力相互区别,但从综合国力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的国情对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国家能力是指国家(中央政府)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分析国家能力,既要看国家在政策制定层面的能力,又要看国家在政策执行层面的能力。概而言之,研究国家能力要涉及到政府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结构与功能等政府观的根本内容,政府能力是政府在行使其功能、实现其意志过程中体现出的政府绩效,具体可表述为政治绩效、经济绩效、文化绩效、社会绩效四个基本向度。政治绩效主要指政治生产力以及政治产品,即政策的形成与贯彻;经济绩效主要指经济增长与稳定中政府的导向作用,其中通货膨胀、失业、收入分配等是重要的参数;文化绩效主要指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互补与渗透,以及文化的繁荣与整合;社会绩效主要指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其中安全与犯罪、公平与正义、福利与贫困、稳定与失衡等指标是重要的参数,这几方面绩效的大小强弱反映的正是政府能力的大小强弱。
注释专栏1.1
国家能力研究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通常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指什么样的能力,二是指何种程度的能力。前者是就能力的类别而言,后者强调的是能力的强弱与大小。单从能力的类别来考察,它往往同政府职能的含义较为接近,如果就能力之大小来研究,则要切入诸多变量,更多地从实证分析中得出一种比较的相对的量的规定性。加尔里埃尔·阿尔蒙德和宾厄姆·鲍威尔从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论出发,提出功能三分方案,即系统功能 ( 包括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政治沟通)、过程功能(包括利益表达和综合、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政策功能(包括提取、限制、分配与输出),并用“政治生产力”给以概括和总结。古德诺(Frank Goodnow)的政府观似乎更为简洁,“在所有的政府体制中都存在着两种主要的或基本的政府功能,即国家意志的表达功能和国家意志的执行功能。在所有的国家中也都存在着分立的机关,每个分立的机关都用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行使着两种功能中的一种。这两种功能分别就是政治与行政。”这实际上是对政府能力的二元划分,即政治能力与行政能力的二元组合。持系统政治观的学者则是从输入、转换、输出、反馈等向度来定位政府能力的,具体表现为体系的维持能力,体系的生产能力,体系的适应能力,体系的统合能力等。当然,各部分的能力之和并不等同于体系的综合能力。也有的学者把政府能力概念归纳为“创造能力、生产能力、改造能力、适应能力、贯彻能力、自律能力”等六个方面。这些见仁见智的观点说明,对政府能力的研究,尚无形成统一的概念体系。
资料来源:1. CalClark C. The strong state and development: a growing list of caveats.. Journal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1988.2. Nordlinger E. A. On the Autonomy of the Democratic Sta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3. 黎静. 关于发展中国家国家能力的探讨, 政治学研究,1999.4.. 加尔里埃尔·阿尔蒙德, 宾厄姆·鲍威尔. 曹沛霖等译.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撰写)
中国网2003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