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永远不老的经济神话

从宇宙星系到微生物种，从缤纷的自然到复杂的社会，“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类聚与群集几乎是所有事物生存的优先和必然选择。产业集群奉献给世界的更是一个永远不老的神话。

产业集群创造了无尽的历史奇迹。产业集群广义上是个古老的问题。在古代，即便是农副产业，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空间集中也是广泛的，江南的“鱼米之乡”、“桑蚕之地”创造了古代的“人间天堂”；工商业的集群更是与生俱来，纺织、陶瓷、花炮、米市导致了景德镇、浏阳等众多名镇的千年璀璨；近代工业集群的力量难以估量，可以说，是荷兰的造船和曼彻斯特纺织业集群的“蝴蝶效应”，导致了荷、英的相继强盛。

产业集群改变着当今世界的经济版图。区域发展是动态演化的，产业集群决定着地区兴衰，二战以来，在英国、德国、美国的一些发达地区日渐衰落的同时，意大利中部和东北部、德国的巴登符德堡、美国的硅谷等许多落后地区却依托产业集群迅速崛起。产业集群正在改变着世界的经济版图。

产业集群决定着国家和城市的未来。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一方面使得生产要素（信息、技术、资本、人才等）可以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扩散和聚集，另一方面使得分工和创新日益复杂化，更高级、更急迫地要求集群式研发和生产。国际上一些专家和研究机构预测：跨国公司和产业集群两大组织形式将联袂主宰全球经济的未来。

二、一条和谐崛起的希望之路

21世纪的中国，虽然崛起已曙光在前，但还须睿智地克服困难，战胜挑战。国际上，除政治因素外，世界各国经济科技竞争日益激烈，发达国家拥有巨大的领先优势，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进步也日新月异，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外部压力。在国内，贫困问题、失业问题、“三农”问题、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差距问题等每一方面的进一步恶化都会对中国的崛起构成现实的威胁。因此，实现崛起，中国需要踏实、持续努力，也需要遵循规律，探索捷径。

产业集群实际上是把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通过分工专业化与交易的便利性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有效的生产组织方式。综观国际上的经验，产业集群对国家和区域发展具有多方面积极影响，已经得到社会各个层面的人们的广泛认同。根据中国产业集群发展的对国家和城市经济的影响，也可以说明：产业集群是中国和谐崛起的一条希望之路。

（1）产业集群是中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源泉。美国国家竞争力决定于其高科技产业竞争力，而高科技产业竞争力决定于硅谷等高科技产业集群。中国目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主要来自珠三角、长三角、闽南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群。浙江省的产业集群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上也在全国首屈一指，不少产业集群产品的产销量都在全国排名前茅。如温州的打火机占世界总产量的70%，嵊州的领带产量占国内市场的80%、占全球市场的30%，而苍南铝制徽章的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45%，海宁的许村、许巷的装饰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35%以上，永康的衡器产量占全国2/3，诸暨山下湖镇的淡水珍珠占全国总产量近九成等等。据国家统计局2001年的有关统计，全国532种主要工业最终产品的产量，浙江有336种进入前10名，占总数的63%；56种特色产品产量占全国第一；109种居全国第二；154种居第三位。对外贸易方面，浙江4000多家民营企业获得自营进出口权，近万家个私企业从事出口商品加工，产品销往世界五大洲的150个国家和地区。

（2）产业集群是城市和区域经济增长的源泉。产业集群可以推动国家和地区经济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的东莞、江苏的苏州、浙江的绍兴等产业集群集中的城市，经济增长大都以20%左右的速度迅猛增长。2003年的经济增长率惠州为19.7%，绍兴为19.5%，东莞为19.5%，深圳为19.2%，苏州为18.9%，无锡为18.7%，中山为18.57%，宁波为17.7%。

（3）产业集群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增长的源泉。2003年数据显示：产业集群发展最好的20个城市是深圳、东莞 、珠海、温州、广州、中山、上海、佛山、台州、宁波、北京、绍兴、厦门、杭州、舟山、泉州、惠州、湖州、苏州、嘉兴，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在全国前20位。其中的深圳、东莞 、珠海、温州分别为25936、18471、16602、16035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472元的两倍以上。这些产业集群发达的城市，一个城市的财政收入高于中西部地区全省的财政收入，一个镇的财政收入高于中西部一个地级市的财政收入。其中深圳2908370万元，珠海348215万元，汕头205414万元，佛山954359万元，东莞674461万元，中山366327万元，宁波959709万元，温州442490万元，嘉兴126133万元，湖州121834万元，绍兴141561万元。

（4）产业集群是大规模就业的吸收器，可以很好地解决就业。我国众多业已形成的产业集群充满着活力，不仅使本地居民就业充分，而且还吸引着大量的外来劳动力。流动人口多少是城市就业量的重要表现。2003年产业集群发达城市东莞 440.45万人，深圳406.48万人，广州276.86万人，佛山206.62万人，杭州142.32万人，温州136.67万人，中山102.52万人，宁波93.2万人，苏州89.84万人，而人口基数较大的上海流动人口才350多万人，北京流动人口才327.79万人。据浙江2001年统计，浙江省产业集群区域分布在175个行业，涉及工业企业23.7万家，吸纳就业人员390.1万人。据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2001年6月的调查汇总。

（5）产业集群是新型工业化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动力。我国绝大多数产业集群都是在农村与小城镇兴起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农村工业化，有利于调整产业布局，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在广东珠三角的404建制镇中，以产业集群为特征的产业镇占了1/4。在浙江乡镇产业集群更是比比皆是。乡镇产业集群发展大大推动新型工业化和结构升级。

（6）产业集群是城市化和社会事业发展重要动力。产业集群和城市化发展是互动的关系。城市核心产业的集群对上下游关联产业产生更为强烈的需求，随着主导产业的延伸和关联产业的出现，特定产业集群所在地区的人口将大规模增长，从而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同时产业集群发展也为城市各项事业的发展创造了经济条件。调查显示产业集群发达城市的城市化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也是城市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最快的城市。

（7）产业集群是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的有效途径。我国绝大多数产业集群都是在农村与小城镇兴起的。产业集群的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使用，不仅提高了农民收入，也带动了周边农村地区的农、牧、副、渔等产业发展；增加农村的财政积累，促进了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在我国“三农”问题解决最好的也是产业集群发展最好的浙江省。

（8）产业集群是缩小区域差距，实现落后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捷径。一些贫困和落后的地区，可以通过产业集群的发展迅速发展起来，摆脱落后，迅速跨入先进地区的行列。我们注意到：在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一些经济发展好的城市，几乎无一例外都拥有一两个良好发展产业集群，例如，河南的骡河、湖北的仙桃、河北的清河、河南的浏阳、内蒙古的鄂尔多斯等等。

（9）产业集群是节约能源、集中治理污染的有效方式。相对而言，产业集群发展，一方面可以实现能源的充分或循环利用，同时可以集中治理污染，规模发展有利于降低经济成本。

（10）产业集群有利于构建区域创新系统，促进技术创新。产业集群既促进了交流，也强化了竞争，因而为创新创造了条件，也创造了需求。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产业集群都在技术创新的中心，推动一定范围内的技术进步。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区不仅是美国也是全球的技术创新中心。调查注意到：一些产业集群城市的乡镇在区域和城市创新系统建设方面，既有了一定的资金条件，同时又有了需求，广东、浙江、福建的一些产业集群市镇的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和发展良好，其产业集群科技水平远远高于内地科技资源丰富的城市和地区。

三、一双识别和发现产业集群的慧眼

本报告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研制了一套识别产业集群的指标和标准，这在国内应属首创。识别产业集群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由于影响产业的因素复杂多变，产业集群表现千奇百怪，十分准确地识别和把握每一个产业集群是十分困难，但是，通过研究产业集群发展规律，制定识别产业集群的一般参考标准，借助有关方法，对具体的产业集群是可以做到大致把握的。为了制定合理的标准，我们首先开发了产业集群的三个分析框架，即概念框架、解释框架和演化框架。

正如植物生长需要种子、土壤、水分、阳光和空气一样，产业集群的成长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因此，我们建立了产业集群成长的生态系统模型。该模型表明，要使产业集群成长，则需要诱发因素（种子）、资源要素系统（土壤）、服务支持系统（水分）、技术创新系统（肥料）、外部气候系统（阳光）和地方制度文化系统（空气）。也就是说，这些系统变量影响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报告同时利用中国47个样本城市的数据验证了这些假设。

产业集群的“生命期”很像产品生命期甚至是产业生命期。随着新的公司出现或衰败，或者地方机构发生发展和变化，集群不断得到演变。总体上，产业集群是不断向上发展的，产业集群发展的一个周期，一般经历萌芽、发展、成熟、衰退，接下来是复兴或升级进入第二轮周期，不同阶段，其发展的总体轨迹、具体表现以及发展条件是不同的，并且由于具体条件的不同产业集群发展阶段的构成和长短也不同。

在以上框架的基础上，我们制定了从原因和表现两方面观察和识别产业集群的发展的一套指标和标准体系（详见第十章）。其中，表现指标尽量做到定量化，原因或解释指标以定性判断为主。并据此制定集群发展的定性和定量标准，这对于各城市政府在实践中识别、把握和分析具体的产业集群发展状况，并据此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战略意义重大。

理论假设只有通过经验验证，才可以在发展中指导实践。在第十六章，报告用四个产业集群发展的实践， 使“产业集群识别的框架、标准和方法”的假设接受并通过了检验。这个检验反过来又表明：绍兴柯桥的纺织、绍兴嵊州的领带、中山古镇的灯饰、中山小榄的五金，既是中国新兴产业集群的缩影，又是中国成功产业集群的经典。

四、一项年度研究最重大的发现

本报告在大规模的调查基础上最主要发现：集群是中国经济的龙脉。具体有二层含义：一是产业集群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集群和经济集群，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二是产业集群以及由此导致城市集群和经济集群若隐若现在中国经济版图上似成长龙。从东北特别是辽中南城市的装备制造和京津的高新技术，经山东的半岛制造业，江苏沿江及苏南加工制造、高新产业，上海的服务业、高科技和装备制造，浙江和福建城市的加工制造到广东城市的加工制造，产业集群导致的地区经济的隆起带的万里连绵，在中国经济版图上，已经浮现了一个集群经济的龙脉（见第十一章图11－1）。中西部由产业集群所导致的从点状到带状经济隆起，也越来越清晰。包括长沙、武汉、郑州、西安、成渝地区等城市和地区。

本报告在大规模的调查基础上发现：全国内地280多个城市的160个城市拥有不同程度的产业集群。不仅浙江、广东和福建等省的许多城市的产业集群明显，中西部的广大城市也出现了产业集群。目前大大小小的产业集群约数千个。

本报告在大规模的调查基础上发现：在全部的175个大小行业里，大多数行业当中都有了产业集群的存在。其中纺织、制衣、制笔、电器、机械制造、医药等18个产业上具有明显的聚集。报告在此基础上制定18张产业集群地图。这是本报告的又一重大贡献。

本报告在大规模的调查基础上发现：产业集群20余年竞争和演化而来的10条道路。具体为:依靠当地企业家精神发展起来的特色集群；依靠历史传统产业基础的形成和发展的产业集群；依靠当地资源（包括高校资和科技人才）形成和发展的产业集群；依靠外部市场而形成和发展产业集群；通过引进外资，在“三来一补”基础上形成的外向型加工业集群；依靠配套大型企业形成和发展一批产业集群，在山东青岛海尔集团、重庆嘉陵摩托集团、长春的一汽制造等大型企业集团附近都有相关企业繁殖和衍生；依靠中心城市城区出现的都市型产业集群；通过政府规划下发展起来的产业集群；政府与民间两种力量混合作用发展起来的产业集群。

本报告在大规模的调查基础上发现：中国产业集群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具体表现在：产业集群地域分布不均衡,东部呈燎原之势,中西部属星火状；我国产业集群的行业分布不均衡，传统产业东部呈燎原之势,高技术产业属星火状；我国产业集群的载体主要在小城镇;我国产业集群优势主要低成本优势。

报告发现:我国产业集群发展中的系统缺陷和市场失灵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同时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之中，其产业集群发展中的系统缺陷和市场失灵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因而限制了产业集群的发展，甚至导致集群的灭亡。

五、24条促进中国城市产业集群战略经验

报告邀请国内产业集群研究领域一流的青年学者，对中国24个成功的产业集群案例进行经验提炼。目前，中国产业集群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这些产业集群崛起和发展的成功经验为其他地区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

六、十大导致中国产业集群失败的陷阱

尽管中国产业集群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存在的问题已不容忽视，目前中国产业集群发展的十大陷阱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无为而治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对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产业集群发展具有的系统缺陷和市场失灵问题，这要求政府在相应的领域发挥作用。但是，目前我国的产业集群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状态，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的发展道路被引起足够的重视，需要政府弥补的系统缺陷和市场失灵，没有得到及时的弥补。主要表现在：目前有关产业集群发展的国家战略和政策，城市战略和政策，行业战略和政策都还不清晰和健全。由于政府的不作为导致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缺乏，缺乏有效的政府监管，集群内交易成本大幅增加。一些产业刚刚萌芽或产生的产业集群，由于缺乏公共支持和政府无意识的破坏很快夭折。

2.集而不群

“集而不群”指产业集群“名不副实”，企业仅仅是空间的集聚，而缺乏关联、配套与协同效应。企业的非“集群”化倾向突出，地方政府对许多企业“行政捏合”，半强制性地外部“植入”，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不能形成良性循环效果。入园企业非“集群”化还有一个负面影响，就是房地产项目的过分开发。目前，中国各开发区和产业集群区“集而不群”的现象十分严重。

3.拔苗助长

“拔苗助长”指政府本来希图加快集群发展，政府盲目直接参与，但是事与愿违，效果比较差，甚至是彻底地失败。如果地方政府不致力于引导、服务职能，而是“亲自上阵”以自身掌握的资源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大多难以适应市场机制的要求和变化，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江苏某市为了进一步发展其业已形成的羊毛衫市场，大兴土木，破坏了产业集群的生态加大了集群企业的成本，集群不仅没有发展，反而萎缩了。

4.不堪重负

“不堪重负”指集群内企业竞争力不强，不是由于集群的协同效应不好，而是由于外在恶劣的商业环境原因，如政府对集群的乱收费和社会治安问题，前者直接导致企业的运营成本增加，而且由于行政效率低下，影响了企业对市场的反应速度和应变能力；后者导致集群内企业主或员工的人身安全等威胁，如抢劫、绑票事件等，可能直接导致企业的外迁或外逃。中原某市的几个产业化市场就是因为黑社会的保护而衰落。

5.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指集群发展过程中“目光短视”，缺乏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力度，或者本身就缺乏科技资源和创新能力，而仅仅依靠短期的土地价格、政策优惠等措施发展集群。由于集群内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同时消化吸收能力差，导致集群技术创新不足，产品更新换代差。集群在经历短暂的辉煌后，发展后劲不足，甚至消亡，如温州和中山各有一个灯饰产业集群，但前者由于技术创新不足，产品质量不过关，而在后者的竞争下消亡（也有部分企业迁移到中山）。

6.行政分割

“行政分割”指我国的一些产业由于区域和部门分头管理的历史弊病，导致产业集群难以形成，或者集群的规模难以做大。在我国钢铁工业、石油化工业、汽车业、计算机制造、电子类消费品制造业、印刷业等，由于存在着行政管理上的条块分割，即国家部委（中央直属企业）和地方政府（本地企业）的多头管理，生产要素和产品要素等难以自由流动，阻碍了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地区分割也在限制着区域间专业分工的发展，妨碍了当地产业集群的向着技术创新的高端集群提升。

7.质量柠檬

“质量柠檬”指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劣币驱逐良币”，损害消费者利益，最终损害了区域的品牌，导致集群发展受到损害，甚至是消亡。集群内当产品的卖方对产品质量比买方有更多的信息，在诚信缺失的情况下，低质量的产品将会驱逐高质量产品，从而使市场上产品的质量持续下降的情形，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倾向。典型的例子就是金华的火腿，严重损害了金华火腿的声誉，影响了集群的发展。

8.落地无根

“落地无根”指外资主导型产业集群内，由于地方工业基础薄弱，配套条件差，或者本地企业和创业、创新的学习能力差，导致外资企业和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两张皮”，难以融合，一旦成本上升等原因，使外资企业大幅度外逃，导致产业集群发展受挫。根植性被用于描述经济行为受当地社会文化、关系网络的影响。如果产业文化与集群所在地的地域文化得以融合，集群就在该地域具有持续的发展动力。珠三角地区一些外源型（主要是港澳台投资带动形成的）的集群就缺乏这样的根植性。外商投资之时是看中了当地的低生产成本优势，只是利用了当地的劳动力、土地等初级生产要素；当地的民营经济不曾在与外资企业的交易、合作中发展壮大，外资企业与当地经济没有形成密切关系。例如，台商在清溪的企业主要从事价值链下游的制造、组装等劳动力密集型工序，清溪只能吸引台商企业从事低成本工序；当台商能够找到更具有成本优势的地方，搬迁就成为必然选择。

9.抓大放小

“抓大放小”指政府在集群的支持中，过分偏爱大企业，偏重对大企业的扶持和培育，而忽略对小企业的扶持，甚至对小企业存在歧视，一旦大企业迁移，或者意外消亡，导致集群消亡。我国的产业集群倒是由中小企业发展建立起来的，但是我国对中小企业不重视,没有针对解决中小企业困难的政策，甚至还存在对中小企业的偏见问题。集群是一个产业生态系统，需要大小企业相互补充，竞争中合作，融合发展。大企业如果缺乏众多中小企业的配套服务，集群的优势便无法发挥。山东孙耿镇工业小区的三株集团在鼎盛时期对当地经济贡献巨大；然而，孙耿镇没有注重培育本地生产网络以及扶持本地中小企业。由于过分依赖三株集团，在1997年三株走向衰落之后，孙耿镇的经济也受到了重大打击。

10.重硬轻软

“重硬轻软”，指政府只重视硬环境，引导建立具有本地特色的产业结构、建构中介服务体系和劳动力教育培训机构等重要任务束之高阁，忽视学习、创新和促进关联软环境，结果企业生产成本虽然比较低，但是企业只考虑短期利益，竞相以低成本竞争，忽视立足技术创新以获得长远的产品差异化优势，最终损害了集群的竞争力。某市纺织企业集群曾经过分偏重企业的硬件环境，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导致企业普遍不够重视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开发，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关键性的创新，使得集群内的企业产品、技术层次基本相同，难免出现恶性竞争，陷入价格战。魏江：《产业集群——创新系统与技术学习》，科学出版社，2003，第202页。经过这个波折，政府充分认识到软环境的重要性，通过大力推进软环境建设，逐步提高了企业的创新与学习能力，重新获得竞争优势。

七、一幅2004年中国城市竞争力的新图画

考虑到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本年度城市竞争力的评估在两方面作了改进:一是严格经济增长率标准，进入报告评估的200个城市，其2003年GDP增长率均在8%以上；二是增加了环境资源成本节约的指标,它具体又包括单位GDP用电量、用水量、环境污染指数三个逆向指标,并进行正向变化处理。有鉴于此一些城市竞争力的位序有所涨落；三是综合加权6项表现指标形成综合竞争力。

1.城市综合竞争力

2004年中国200个综合竞争力前十名城市是:上海、深圳、广州、北京、杭州、宁波、苏州、无锡、厦门、天津。

从城市竞争力的表现来看，得分和排名靠前的依然是东部沿海城市。排名前20位的城市除北京、长春和济南外，全部位东部沿海城市。排名第31～184位的城市几乎全部为中西部城市，其得分介于0.1~0.3，这表明中西部城市竞争力之间的差距在缩小。

与往年相比，2004年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江浙两地城市的竞争力明显提高，令人刮目相看。杭州、宁波、苏州和无锡四市竞争力分列5～8位，显示出强劲的上升势头。

2.人才竞争力

在人才竞争力排名中，列前10位的分别是（升序排列）：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温州、天津、沈阳、武汉、南京。最后10名依次是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所有城市排名（前、后十名）都实行升序排列，即按名次先后从前往后排列。（升序排列）：嘉兴、呼和浩特、威海、南通、扬州、海口、徐州、台州、淄博、芜湖。

综合看来，在人才竞争力方面，大城市较中小城市明显处于优势地位，这不仅体现在排行前十的城市中除深圳外全都是省会城市或直辖市，而且在各个分项，位居前列的也以大型城市居多。除此之外，经济增长较快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表现出较大的人才需求和对人才较大的吸引力。

3.资本竞争力

资本竞争力综合排名列前10名的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杭州、天津、成都、南京、大连、武汉。后10名的是：郑州、威海、济南、嘉兴、无锡、烟台、呼和浩特、扬州、秦皇岛、芜湖。

与人才竞争力指数类似，外向度更高的大城市在资本竞争力指数方面同样拥有明显优势，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更加集中地聚集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这几个特大城市里。这也是与我国资本市场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相适应的。中小城市如果能够发挥机制灵活的特点，同样可以取得一定的竞争优势。

4.科学技术竞争力

科技竞争力综合排名前10名是：北京、上海、武汉、天津、南京、广州、西安、深圳、成都、长春。后10名是：扬州、潍坊、惠州、海口、嘉兴、泉州、徐州、呼和浩特、芜湖、秦皇岛。

从排名中可以看出，北京、上海、武汉等汇聚了全国著名学府和众多科研院所的城市在科技实力方面独占鳌头，北京更是凭借其首都的特殊地位，发展文化、科技中心，在科技竞争力的各分项排名中居处于领先地位。而体制较活、发展较快的沿海城市则在科技成果的应用方面具有优势。

5.结构竞争力

结构竞争力综合排名前10名是：北京、温州、长沙、宁波、绍兴、广州、深圳、泉州、厦门、成都。后10名是：南京、烟台、合肥、海口、天津、徐州、威海、芜湖、淄博、惠州。

从数据可以看出，北京、昆明、成都等第三产业在当地占优势的地区产业高级化程度较高。而商品经济发达、经济增长较快的江浙和广东地区在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速度、经济体系的灵活性以及产业集聚程度方面具有优势，说明当地已形成较强的、综合的产业竞争结构。

6.基础设施竞争力

基础设施竞争力的前10名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厦门、大连、秦皇岛、南京、沈阳。后10名是：中山、徐州、哈尔滨、惠州、台州、潍坊、淄博、海口、呼和浩特、长春。

总的来说，东部城市的基础设施状况要好于中西部地区，平原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要好于高原和山地地区，区域的交通枢纽城市要好于周边地区。具体来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已具有相当水平，但与国际大都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7.综合区位竞争力

区位竞争力综合排名前10名为上海、北京、广州、成都、天津、武汉、沈阳、南京、哈尔滨、重庆。后10名为泉州、苏州、常州、厦门、芜湖、宁波、台州、温州、淄博、威海。

各地的省会城市利用其处于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物流中心的优良条件，在区位竞争中处于优势。但是，其他城市因地制宜，结合本地的产业发展特点和资源禀赋条件，同样能够在区域经济竞争中脱颖而出。

8.环境竞争力

环境竞争力最强的10个城市分别是：深圳、杭州、绍兴、无锡、大连、青岛、厦门、成都、上海、北京。最差的10个城市则是：佛山、长春、天津、台州、武汉、沈阳、东莞、石家庄、呼和浩特、淄博。

总的来说，由于气候因素，南方城市的城市环境舒适度比北方城市高。东南沿海城市的环境质量较好，中小城市的环境质量要好过大城市的环境质量，部分新兴工业城市尤其是制造、纺织、制药等行业比较发达的城市环境质量相对较差。另外，某些城市的环境质量不平衡，空气质量较好但水源质量或听觉质量较差，制约了环境质量指数的提高。而以旅游业为主的城市一般自然环境优美度较高。

9.文化竞争力

文化竞争力排名前10位的城市是：上海、温州、苏州、佛山、绍兴、重庆、南京、深圳、南昌、南通。排名后10位的城市是：徐州、威海、西安、无锡、沈阳、芜湖、宁波、昆明、扬州、淄博。

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也是商业价值最受推崇、企业家精神最为浓厚、创业创新最为活跃、商业信誉和交往操守也较为规范的地区。反映在文化竞争力指数排名中，这些地区的城市大都名列前茅。反观京津地区，由于“官本位”等传统思想的影响，重商意识和创业精神不足，文化竞争力较弱。

10.制度竞争力

制度竞争力方面，排在前10位的城市是：绍兴、宁波、上海、嘉兴、苏州、珠海、厦门、潍坊、佛山、大连。排在后10位的城市是惠州、海口、北京、沈阳、昆明、威海、武汉、合肥、西安、淄博。

在这项指标中，以江浙、广东地区为代表的沿海大型和中小型城市处于领先地位，而北京、天津、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则不再具有优势，甚至排名末尾。这反映出我国东南沿海的中小型城市虽然规模和地位都较特大城市为弱，但是其民营经济发达，经济体制灵活，市场化程度高，政府职能转变较彻底，社会环境宽松，从而形成了较强的制度竞争优势。

11.政府管理竞争力

政府管理竞争力较强的10个城市是：上海、深圳、厦门、杭州、青岛、北京、宁波、南昌、佛山、大连。相对较弱的10个城市是：武汉、沈阳、徐州、郑州、呼和浩特、海口、昆明、西安、合肥、淄博。

可以看出，改革进行最早、外向性最高、经济发展最快的沿海地区也是政府对经济促进作用发挥最充分的地区。数据表明，以上海为代表长三角地区和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在城市规划、法制建设、社会保障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中小城市在政府效率和财政能力方面并不弱于甚至超过各地中心城市。内地城市还需大力加强政府管理制度建设，深化政府职能改革。

12.企业管理竞争力

企业管理竞争力较强的前10个城市是：宁波、深圳、上海、厦门、东莞、长春、温州、绍兴、佛山、杭州。较弱的10个城市是：海口、武汉、重庆、天津、郑州、呼和浩特、合肥、昆明、沈阳、西安。

在企业管理竞争力方面，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占主体的地区往往占有优势。宁波、温州、绍兴等民营经济发达的城市和深圳、东莞等外资经济发达的城市都位于前十名当中。而后十名当中则包括了沈阳、重庆、天津等国有经济占主体的传统的工业基地。加快国有经济的体制改革，激发其活力，提高其经营绩效，是提升老工业城市产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

13.开放竞争力

开放竞争力较强的前10个城市分别是：深圳、东莞、上海、珠海、厦门、青岛、大连、北京、惠州、佛山。开放竞争力相对较弱的10个城市是：西安、扬州、昆明、徐州、潍坊、威海、芜湖、重庆、台州、淄博。

总体来看，沿海地区的开放竞争力明显高于内陆城市。这不仅因为沿海城市开放时间早，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也因为沿海地区历史上对外交流频繁，崇尚开放、热衷交流的思想较为盛行，一些城市本身就是著名侨乡。内地城市在对外开放的速度和规模上与沿海城市还有较大差距，同时应该注意培养当地居民开放交流的思想，以适应当今经济发展国际化趋势的需要。

八、十大促进产业集群的政策建议

集群政策是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新公共政策, 鉴于产业集群的系统缺陷和市场失灵在中国表现的尤为严重,政府应根据产业集群解释框架对照具体产业集群的问题,制定系统的政策框架,并予以切实实施，尤为紧迫的战略和政策如下。

1.实施促进产业集群的国家竞争战略

中央政府要将产业集群上升为国家经济战略，把培育跨国企业和培育产业集群参与国际竞争作为两个同等重要的战略加以实施，将产业集群政策上升为国家政策,制定完整的产业集群中长期（包括“十一五”）的发展战略和科学的系统的产业集群促进政策体系。城市政府将促进产业集群作为区域经济战略和政策的中心，制定完整的产业集群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和科学的系统的产业集群促进政策体系。

2.实施开发区和产业集群转型的发展战略

中央政府要制定开发区的产业集群政策。加入WTO后，各种不利公平竞争的优惠政策将会进一步受到限制。各类开发区、工业园、高新区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走向产业集群区。针对各地开发区和产业集群区存在的区内企业互不相关和缺乏联系的状况，中央和各城市制定相应政策加以矫正。地方政府要切实作好战略规划，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本地的产业发展战略和相关的政策措施，避免“形象工程”。

3.制定以促进产业集群为核心内容的中小企业政策体系

中央政府要改善现有的产业组织政策，因为产业组织政策大多偏向于大中型企业，而忽略小企业的发展，中央政府要积极推进和落实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法规和相关的支持政策；地方政府要改变偏重大企业的税收，而忽略小企业对就业、对财富的分配等方面的积极促进作用，积极鼓励本地小企业的发展，积极发展针对集群的专项发展基金，成立小企业的融资担保机构，解决小企业的资本难题等。

4.以强制和诱制相结合的方式推进市场化进程

中央政府必须要加快体制改革的进程，以市场机制为主导，一方面要将部委属的企业推向市场，尊重市场机制和市场运行规律；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打破地方壁垒，在全国形成一个生产要素、产品要素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配置资源的经济环境。同时，要积极扩大对外开放，一方面对“幼小”的新兴产业或先导产业予以保护；另一方面，要积极鼓励产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在竞争中提高产业的应对能力。

5.实施产业集群为载体的科技创新系统建设战略

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干预，中央政府要进一步制定和落实企业技术创新，特别是企业对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的科技投入的优惠政策，实施“绿色R&D”补贴的政策，既不违反WTO的有关规定，又切实支持企业的技术创新与技术学习。地方政府要针对产业集群的产业特性，采取相关措施，建设产业集群的行业技术支撑平台，支持和服务于整个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活动，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

6.制定有效政策措施，严禁提供集群不需要的产品和服务

地方政府要尊重市场规律，搞清政府的职能，政府的工作重心在于提供公共物品和解决市场失灵等问题，而不是直接参与市场机制可以解决的活动中。

7.采取严格措施，严格控制集群发展的政府和社会成本

地方政府要处理好“放水养鱼”和“杀鸡取卵”之间的关系，要有长远的眼光，切实从企业的利益出发，减少各种摊派和乱收费行为，降低企业的负担；同时治安环境和无欺诈的诚信体制也是地方政府必须要关注的内容，只有良好的社会秩序和“老少无欺”的信用环境，才能吸引外部的企业前来投资，才能留住外来的企业，才能招揽到集群发展的各类人才。

8.将持续培育集群配套产业和环境作为引资的重点。

地方政府要把外资企业的配套条件当作重要任务来抓，不要一味强调招商，甚至是层层下指标和任务，关键要通过练好“内功”来招商；同时要注重对本地企业与外资对接的培育，包括产业上下游的关联，技术的引进与消化、吸收之间的关系，国外市场开拓与本地市场培育之间的关系等。

9.突出产业集群政策体系促进产业关联的重心地位

地方政府要改变管理方式和服务方式，要把强调低土地成本、优惠政策等传统的竞争手段，转向为企业提供良好的技术学习、创新环境和关联上来，增强企业发展的可持续能力。

10.完善政府职能，使政府成为产业集生态的保护神

一方面，需要中央政府扶持支持产业的质量标准和环境标准，规范和指导企业的行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认真落实这些规定，要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市场环境，严格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维护集群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