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  

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媒业发展的历史轨迹

自1978年以来，我国传媒业的发展轨迹可以用一些具体的、带有某种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做一个粗线条的勾勒。

第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1981年前后新闻界关于新闻语言多样化问题的提出。这个问题看上去是一个业务技巧问题，实质上却标志着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开始从过去较为单一的“政治教科书”的功能中走了出来。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新闻语言就是新闻媒介面对社会的“表情”。下达政令只需要一种语言、一种表情；而提供信息服务和娱乐消遣则需要多样化的语言和表情。

第二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1991年前后兴起的报刊 “周末版”大潮。它的真正意义在于，我们的报刊一改过去在传播内容上传播者本位的做法，第一次向着“受众本位”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从强调“我想让你知道什么”和“你应该知道什么”，到强调“读者喜欢什么”、“读者想知道什么”。这一变化被称之为我国传播业的第一次“平民化革命”。

第三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1993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的开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焦点时刻”。紧随其后的还有“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这些新闻类节目的走红表征着我国新闻媒介第一次以“新闻”作为自己的“第一卖点”。新闻的“社会守望”功能第一次被实际地上升为大众传播媒介的首要功能。至此，我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和角色体系得到了系统性的恢复和重建。

第四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1996年1月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批准“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它标志着我国大众传播媒介产业化进程驶入官方认可的“快车道”。

第五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今年以来伊拉克战争报道、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推出、“非典”疫情的透明化处理等所透露出的信息：我国传媒业宏观政策的价值支点正在发生转移。随着社会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利益多元化的现实格局要求最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公共信息资源——实现进一步的社会共享。因此，我国传媒业宏观政策的价值支点正在从“喉舌论”向着实现老百姓的知情权，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信息获知安全的方向转移。这也正是在新闻传播领域贯彻“三个代表”核心思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

二 什么是当前中国传媒业发展的最大障碍?

我认为，改革现行传媒体制是解放传播生产力、促进传媒业发展的关键。

就我国传媒业改革的现实而言，最值得关注的是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宏观改革滞后于微观改革，适应新形势的宏观调控体系远未成形

宏观面改革滞后的严重后果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严重限制了传媒业应有的发展。例如在按照产业规则运作，实现传媒业“做大做强”的过程中，“跨媒体、跨地区”的运作机制迄今尚无有效进展。二是使国家对于传媒业的宏观调控实际处于相当程度的失控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国家主管部门对于传媒业的实际发展缺乏宏观研究，因此也很难使自己掌握的调控手段跟上传媒业实际发展的现实步伐。这一状况便造成了目前相当多的传媒单位实际上是按照两套规则在行事：一套的嘴上说的，文件上写的，而在实际操作中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的“显规则”；另外一套则是实际做的、你知我知大家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失控。

二是“守土有责”式管理观念的“价值底牌”限制和阻碍了传媒业的发展

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传媒业的管理宗旨是为了“不出事”，用一句很形象的话来说就是所谓“守土有责”。在实践中，这种管理往往一方面攘夺了传媒单位必要的自主权，文革期间那种“对版面”的做法和“千报一面”的现象时有发生；另一方面极大地阻碍了传媒业的创新发展，谁都知道创新就可能失误，如果不允许有任何失误，事实上也就泯灭了所有创新的可能。这一管理最大的受害者是以机关报为代表的“存量”传媒。正是在这一管理体制之下，传统上作为主流媒介的机关报日益在传媒市场的竞争中衰败，渐次成为“边缘化”的媒体。

中国网 200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