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 演 者： 李玲

讲演时间： 2004年2月1日

傅光明：熟悉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读者大都记得开篇那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我们透过作家描写人的家庭婚姻生活，可以更艺术地认知我们生活的世界。同时，通过作家如何表现家庭婚姻生活，我们可以了解作家是如何看待婚姻生活的。接下来，我们欢迎李玲为我们演讲她《想象女性》的下篇《作家笔下的婚姻生活》。

一、古代文学的使命与古代社会的婚姻观念：

《文心雕龙》把文学的使命定为“原道”、“征圣”、“宗经”，这三者以“原道”为核心。道是代表儒家文化秩序的普遍真理，因此，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种正经事业，维护的是具有普遍性价值的儒家伦理规范。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儒家伦理规范，又以道家观念、佛家观念为补充。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的“心”始终逃不出儒道释的普遍真理这一框架。它一般很难从个人性视角去质问普遍的伦理原则。正宗的中国文学传统是诗文传统。戏曲、小说在古代文学观念中，是茶余饭后的消遣、是上不了台面的文学“末流”，因此使命感没有那么强，但是仍然很少有个人性视角，只是可以在宣扬礼教的大框架下偷梁换柱去宣泄人的本能欲望而已。但是这种本能欲望，也是千篇一律的。美人都是一模一样的“倾国倾城貌”。在雅一点的文学中，她们总是急忙忙地向“多愁多病身”的弱书生自荐枕席；在俗一点的文学中，她们总是渴望性能力特别强的壮男人。她们无论正儿八经做贤妻良母还是红杏出墙去追求感性欲望，都没有多少个人性的生命体验。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婚姻主要是传宗接代的“伟大”事业。《礼记·昏义》中说“昏礼者，将以合二性之好，而上以祠宗庙，下以继后世也。”所以，爱情在古代婚姻中没有什么位置。夫妇私下里的闺帷之乐，在正经文学中是不能被言说的。在戏曲、小说中，闺帷之乐能说，但是往往只是被说成是单一地的欲望满足。古代人缺乏基于个性共鸣基础之上的、以灵肉统一为特征的现代爱情观念。

所以，古代文学对婚姻生活的表现，第一、注重维护伦理规范，注重维护秩序，尤其注重夫倡导唱妇随、恩义相报的原则。第二、有时也借助文学来宣泄本能欲望。

二、古代婚姻生活文学中的基本母题

（一）古代婚姻生活中的两面：“举案齐眉”与“张敞画眉”：

我们可以用“举案齐眉”与“张敞画眉”来概括婚姻生活的两面。

举案齐眉，写的是汉代名臣梁鸿与妻子孟光相敬如宾的故事。吃饭的时候，孟光总是把饭菜举到眉毛那么高，恭恭敬敬地请丈夫用餐。这两人可以算是模范夫妻了。这种家庭生活虽然符合礼教规范，但其实是非常乏味的。文学总是要以感性体验为基础。作家尽管在道理上不得不赞美这种婚姻生活模式，但其实是没有办法展开感性描写的。因此，古代文学中，对符合礼教规范的家庭生活实际上是表现得非常少的。古人在什么时候对贤妻——符合礼教规范的妻子——感情最深呢？只有在悼亡的时候。贺铸的“空床夜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鹧鸪天·半死桐》）是感人至深的。但是一定要到悼亡时候，贤妻才变得可贵起来，正从反面说明了夫妻两人都在场的时候，这种符合礼教规范的夫唱妇随、相敬如宾是乏味的、没意思的，是难以打动人心的。

张敞画眉，说的是汉武帝名臣张敞每天上朝之前都要挤时间为妻子画眉毛。为妻子画眉代表的是闺帷之乐，上不了台面，但却是婚姻生活中最有声有色的一部分。那么，它就在小说、戏曲、诗词这些在古代也是上不了台面的文学形式中来表现。

（二） 古代婚姻文学的基本母题：

1、负心主题：

在礼教范围之内的婚姻生活，正面描写开来时乏味的，只能从反面来描写。所以负心主题，就成了古代婚姻文学的第一主题。典型的故事情节总是这样展开的：一个书生金榜题名之后，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改变，于是就要换妻，把原先的糠糟之妻或风尘知己换成名门闺秀。代表作品有《琵琶记》、《铡美案》、《王魁负心》。《琵琶记》说的是蔡伯喈中状元之后，被牛宰相招为女婿；发妻赵五娘先是在家照料公婆，公婆死后又一路卖唱到京城寻夫，但是蔡伯喈不认她。牛小姐知道真相后迎回赵五娘，与她姐妹相称，一家人和谐美满。《铡美案》讲的是陈世美抛弃发妻秦香莲，后被包拯问斩的故事。《王魁负心》讲的是王魁辜负名妓敫桂英，敫桂英悲愤自杀后来索命的故事。这些故事有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个特点：负心的一般都是书生，因为在各社会阶层中，只有书生具有通过科举改变生存条件的最大可能，也就是说只有书生又负心的条件。负心的原因一般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书生本人嫌弃条件不好的糠糟之妻或者风尘知己；另一种是书生是被迫负心的，因为皇帝或者宰相一定要招他们做女婿，他们又没有说明的机会。元代以前的文学中，书生自己主动复心的情况比较多；元代以及元代以后的文学中，书生被动负心的情况比较多。这种变化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出于作家要正面宣扬伦理道德的需要，其次是出于书生作者的自恋自怜的心态。

第二个特点：在负心的价值判断上，作者并不是说这造成了女性的爱情痛苦，而是说这违背了伦理道德规范。a、作者认为糠糟之妻不应该被抛弃是因为她们一般都对夫家作出了贡献。她们要么孝敬了公婆，比如说赵五娘就是自己吃糠把粮食让给公婆，公婆死后她又卖发、罗裙包土埋葬了公婆；她们要么生养了儿女，比如说秦香莲就是带着一儿一女来寻夫的。糠糟之妻为男性的家族延续作出了贡献，所以不该被抛弃。作者这里强调的是贡献、功劳，而不是夫妻情感。b、作者认为作为风尘知己的女性不该被抛弃，一般也不是看重两个人的感情共鸣有多么重要，而是侧重于风尘女性在书生落魄时曾经给与了精神、物质上的支持。也就是说风尘女子，在这类故事中更像一个贤妻，她们对书生的考试往往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比如，敫桂英不仅鼓励落魄时的王魁振起精神去复习功课，而且出钱支助王魁去赶考。她对王魁有恩，所以根据恩义相报的原则，她就不应该被辜负。作者强调伦理道德规范，强调报答的原则，而并不看重超越功利的爱情，原因有两条，a、在古代社会中，妇女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婚姻是女性的生存之本，生存问题自然比感情问题更重要。b、中国古代文化中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爱情观念，所以作者自然一般就不会从爱情角度看问题。

第三个特点：结局一般有两种。a、负心男人得到报应，比如陈世美被铡、王魁自杀。这种结局中，作者强调的是儒家文化的道德良心观念。b、妻妾相安共同服侍一个成功的男人，夫妻之间、妻妾之间都相敬如宾。比如牛小姐、赵五娘共同拥有蔡伯喈这样一个丈夫。这中结局体现的是作家的男权制的美梦。

2、闺帏之乐：

写闺帷之乐的作品大量出现，是明清的事。这时候，市民社会有文学消遣的需求，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大量兴起。闺帷之乐，从礼教角度来看是上不了台面但其实又是人生不可缺少的内容；那么就可以从小说这种同样是上不了台面的艺术形式中找到自己的表现空间。中国古代文学中对闺帷之乐的书写，具有宣泄肉体欲望的倾向，同时又不脱礼教的大框架，与封建伦理道德说教相交织。其特点如下：

（1）闺帷之乐往往演变为妾与男性之间的感性之乐。因为夫妇关系是儒家人伦的关键，难以摆脱礼教规范，那么感性欲望往往只能在婚姻外、或者男性与妾的关系之间展开。作品在感性描写的层面上无节制地宣泄本能欲望，但是这类作品往往又穿鞋戴帽地在头尾添上道德劝诫的说教成分。《金瓶梅》中正妻吴月娘无趣乏味；而妾潘金莲等才生动多彩，给西门庆带来闺房乐趣，最终又送了西门庆的命。小说作者一方面津津有味地叙述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性活动，但是又在说理层面上、在因果报应层面上劝诫男人不要沉迷于女色。

（2）部分夫妻间日常生活情趣的作品，在有限度地张扬人性的同时，又张扬男性中心意识、推崇封建伦理道德规范。《浮生六记》（清·沈复著），一方面写沈复与陈芸夫妻在观赏园林、诗词欣赏、美食享用方面趣味相投、感情相契；另一方面又写妻子为自己纳妾（未遂）操心，都是从男性自我的需求出发表彰妻子的美德。这种夫妻间的闺房之乐，是以夫权意识为前期的。其实，很多想象中的闺帏之乐，实际上都是以女性的自我压抑为前题的。董小宛、柳如是的故事真相中都有很多女性辛酸。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表彰了董小宛的妇德，但这种妇德的真相就是董小宛压制自我，以求能被男权文化所接受。柳如是在钱谦益死后不久就因为家庭纠纷而自杀，也说明这种才子佳人的美满婚姻其实是包含辛酸的。

3、恶妻妒妇：古代文学往往把妒忌列为女性的第一恶德。写女性因为妒忌不许丈夫纳妾的作品往往有两种结局。一种是恶妻妒妇幡然悔悟主动为丈夫纳妾，从此家庭生活美满；另一种是恶妻妒妇执迷不悟，最终恶有恶报。《狮吼记》、《疗妒缘》、《醋葫芦》都是这一题材的作品。这类作品往往流于说教，成就都不高。

三、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与现代爱情观念：

（一）、现代文学的个人性特征：

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文学的使命是什么呢？文学是最个人性的东西，它始终关注体个体生命独特的体验。在个人自由与群体规范之间，文学肯定更理解、体谅个人的自由愿望。文学即使肯定群体规范，也必须从个人内在体验的角度来理解它、把握它。离了个人的内在体验，就没有文学。文学的这种个人体验性特质就决定了它更加可能从个人性的角度而不是从群体的视角来看待婚姻生活。所以，它必然更关心单个的人在婚姻规范中的细腻感受。文学庇护单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它唯恐个体生命在人类的群体性生活包括婚姻生活中受到伤害。这种庇护，在面对婚姻的时候，往往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理解个人在有爱或无爱的婚姻中的种种苦恼，替个人向各种束缚人的规范提出质问；另一方面，也可能帮助个人去理解它所面对的苦恼、去理解生活。这样，文学的功德就在于它可能帮助社会修改一些不够人性化的规范，即使不能修改的话，至少也能起到陪伴个体生命走过苦恼的作用。

个人化立场并不等于自私的立场，群体的立场也不等于无私的立场、公平合理的立场。个人，仅仅是看问题的一个角度。从个人出发，可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因而可能比从群体的立场出发更容易体谅其他个体生命的感受；从群体的立场出发，也可能以群的名义对个人施暴。

（二）、现代婚姻观念：从理想状态上说，现代婚姻的根本立足点不应是传宗接代的神圣使命，也不应是夫妻之间的恩义，而是现代爱情，即男女两性在个人人格、性情、相貌、性倾向方面的认同。但是由于历史文化具有承传性，现代婚姻中的男女两性关系往往要比理想的预设复杂得多。尽管恩格斯说过：“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但实际上婚姻不见得总是包含爱情；即使是包含爱情的婚姻中，爱情的性质、味道，也和恋爱时的爱情不同。婚姻中的爱情要面对日常生活琐事的考验，要面对两个人朝夕相处的考验，没有什么神秘感，倒有很多责任、义务，虽然也有很多日常人生的温暖。即使有爱情，它主要也不是一种燃烧的激情，而是一种平凡的温情。它是冬天的炉火，规规矩矩；不是旷野中蔓延的野火，无拘无束。更何况世间有很多婚姻根本就没有爱情，或者爱情已经消失，但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因素，诸如责任心、诸如利益牵扯，也必须要维持下去。所以，婚姻无论有没有爱情，都有很多束缚个人意志的东西。没有爱情的婚姻中，个人体会到的是无爱的痛苦，是无爱时还要尽各种责任义务的痛苦。有爱的婚姻中，个人仍然会体会到两个不同的个体之间如何相互磨合的苦恼，体会到如何把一种燃烧的激情转换成规规矩矩的温情的苦恼，体会到个性被框在规范中的苦恼。

四、中外现当代文学中关于婚姻生活的几个基本母题

（一）、表现婚姻中的爱情痛苦：无爱的痛苦与有爱的痛苦

1、表现无爱时的爱情痛苦：

表现婚姻中无爱的痛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相当普遍的主题。在中国文学中，这个主题是在“五四”之后才大量出现的。“五四”文化的基本特点是思想启蒙。思想启蒙就要解放人性。解放人性，就要解放人自由恋爱的权力。自由恋爱有什么好呢？就因为不自由恋爱的婚姻没有爱情，不好。所以“五四”之后就出现了写没有爱情的婚姻是如何让人感到痛苦的作品。古代文学中就总体而言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爱情观念，所以尽管魏晋和晚明就有两次人性解放的思潮，但并没有表现婚姻中爱情痛苦的作品。现当代作家先是体会到没有自由恋爱难以产生爱情，渐渐又体会到即使是自由恋爱爱情也仍然会消失，所以婚姻中没有爱的痛苦的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作家在这个问题中对人性的探索也就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具有深度起来。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男女之间无爱时的爱情痛苦，主要是两性之间精神不能共鸣的痛苦，少有劳伦斯笔下那种欲望不能满足的痛苦。其主题主要在以下三方面展开：

（1）传统女性思想落后，不能满足现代男性的精神需求。这时男女两性之间的爱情问题，就与传统与现代相对立的文化观念相关。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表现女性落后给男性带来精神痛苦，最富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老舍的《离婚》。这部长篇小说中，有两对夫妇，张大哥张大嫂，老李李太太。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最热衷于给人做媒，而给人做媒又是根据现实条件来平衡的。张大嫂是张大哥的得力助手。感到婚姻痛苦的是老李，老李大学毕业，在财政所做事，却在山东乡下有一个父母包办的妻子，有一对儿女。由于女性落后而感到苦闷的是老李。这部主要从男性人物老李的视角来看问题的作品，在两方面尤其富有深度：（1）、通过老李对婚姻生活的感受，写出没有爱情的婚姻对人性的压抑；（2）、通过老李的思考质问整个婚姻制度乃至整个社会秩序。

老李不爱李太太，并不是因为李太太是什么恶女人。老李也知道“她不是个十分糊涂的妇人；老李反之，她确是要老大姐似的保护着他，监督着他，象孤儿院里的老婆婆。他不能受。她的心中蓄满了问题，都是实际的，实际得使人恶心要吐。她的美的理想是梳上俩小辫，多搽上点粉，给菱作花衣裳。她的丈夫会挣钱，不娶姨太太，到时候就回家。她得给这么个男人洗衣服，作有肉的菜。有客人来，她会鞠躬，会陪着说话，送到院中，过几天买点礼物去回拜，她觉得在北平真学了些本事。跟丈夫吵不起来的时候自己打嘴巴，孩子大闹或是自己心中不痛快，打英的屁股；不好意思多打菱，菱是姑娘，急了的时候只能用手指戳脑门子。她的一切都是具体的。老李偏爱作梦。她可是能从原谅中找到安慰：丈夫不爱说话，太累了；丈夫的脸象黑云似的垂着，不理他。老李得不到半点安慰。越要原谅太太越觉得苦恼，他恨自己太自私，可是心中告诉自己——老李你已经是太宽容，你整个的牺牲了自己。”（《离婚》）这对夫妻不和谐的原因是因为妻子只会在日常生活这些事务性的层面上安排生活、理解生活；而丈夫却是一个偏爱做梦的人。梦是什么？是一种生命诗意，是一种超越日常事务的精神需求。梦想、诗意没什么实际功用，但是生命却常常需要它。人类的生活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最基本的层面就是饮食男女，李太太就生活在这个层面上，而且就是在这个基本层面上，她也活得不安稳，如果丈夫不满意把她送回老家，她就得守活寡，她又没有自立能力，饮食男女可能就没有保证了。老李在这个层面上是没有什么顾虑的。人类生活的第二个层面是社会性的事业追求，比如建功立业等。李太太根本进不到这个层面，也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李先生工作上是能干。这部小说里，他也没有这方面的苦恼。人类生活的第三个层面是诗意追问，是终极意义的探求。老李有这方面的追求，尽管得不到答案。但是李太太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思维，所以他们没有精神共鸣。这种婚姻对于老李来说是十分痛苦的，想摆脱而不得的。李太太当然不可能去想要不要摆脱，因为对传统女性来说，丈夫是“天”，守住丈夫就是她一生最重大的使命了。小说侧重写老李在婚姻中的种种感受，从男性角度感受无爱的婚姻的精神痛苦。这种痛苦是非常扭曲人性的。病中醒来，面对妻子的深情，老李觉得 “他在生死之际被她战败！他只能自居病人，在她的看护下静卧着，他和婴儿一样的没能力，他欠着她一条性命的人情。”（263页）从中可见他对妻子的暗恨有多深。这部小说从人性的角度把无爱的婚姻的可怕之处、非人性之处深刻得表现出来了。当然，老李的男性立场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女性的不公平。他对妻子作为基本生存都没有保障的女性的理解、体谅是不够的。作家在这一点上也没有批评他。

老李和妻子之间没有爱情、没有精神共鸣，那么，他是不是追求自由恋爱呢？是不是自由恋爱就能解决他的问题呢？不是的。老李一方面有恋爱的冲动，他相当长一段时间中都暗恋隔壁的马少奶奶。但是，他又有对婚姻制度的根本质问。他觉得“我并不想尝尝恋爱的滋味，我要追求的是点——诗意。家庭，社会，国家，世界，都是脚踏实地的，都没有诗意。大多数的妇女——已婚的未婚的都算在内——是平凡的，或者比男人们更平凡一些；我要——哪怕是看看呢，一个还未被实际给教坏了的女子，情热象一首诗，愉快象一些乐音，贞纯象个天使。我大概是有点疯狂，这点疯狂是，假如我能认识自己，不敢浪漫而愿有个梦想，看社会黑暗而希望马上太平，知道人生的宿命而想象一个永生的乐园，不许自己迷信而愿有些神秘，我的疯狂是这些个不好形容的东西组合成的；” “苦闷并不是由婚姻不得意而来，而是这个婚姻制度根本要不得！”（164页）“婚姻便是将就，打算不将就，顶好取消婚。”老李这里对婚姻制度的质问，与他对为什么要有衙门存在、为什么要有社会制度存在的质问是一致的，而与张大哥对婚姻制度、对现存秩序、对整个现实的认可是相对立的。我们凭心想一想，社会制度是不是有压抑人性的一面呢？社会为什么会改进、为什么会更加人性化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中，既有一种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追求合理秩序的一面，又有不断质疑种种秩序规范的一面。所以说，文学对秩序包括婚姻秩序的质疑是非常可贵的。老舍通过老李的质疑，关怀了我们生命中不愿意受羁绊的一种诗意追求。所以说《离婚》是老舍小说最具有性而上高度的一篇。当然，其中老李的合理追问之中还是有一点男性中心意识这种不合理的因素的。张大哥老给人做媒、老给人做笑脸，是维护秩序，管它合理不合理都维护。但是小说中的众女性不敢离婚，并不完全是因为她们思想平庸的缘故，还因为她们的生存艰难，但是老李和作家本人对这点都体谅不够、理解不够。

除了老舍的《离婚》，凌叔华的《太太》、《送车》，冰心的《两个家庭》也都表现了女性的思想落后给男性带来精神痛苦。但在这个问题上，男女作家之间的立场即有一致之处，也有微妙的差异。男女作家在这个问题上一致的原则立场是，都认可这样的事实：女性因为传统守旧而缺少见识，造成男性的精神痛苦。男女作家在这个问题上又有微妙的差别。第一，冰心、凌叔华等的创作，笔调比较委婉，更多地把原因归于落后女性背后的文化传统、生存境遇，在对落后女性的批判中有深深的悲悯、同情。第二，现代女作家一般不质问婚姻存在的必要性。实际上，只有到八、九十年代获得女权主义理论支持后，中国女作家才开始质问婚姻存在的必要性。

（2）男性的泛爱、见异思迁给女性造成精神痛苦。

这个主题延续了传统文学中的负心汉主题。贾平凹的《黑氏》。男作家在这个主题上更多地延续了传统负心汉文学中的恩义观念。《黑氏》中就强调黑氏的丈夫在道义上对黑氏有亏欠，强调好男人对女人的体贴关怀，同时也让女性在道义上绝对无可挑剔。

女作家文本则较大程度地改变了传统负心汉文学的思路。庐隐的《兰田的忏悔录》、《时代的牺牲者》，沉樱的《喜筵之后》、《爱情的开始》，苏青的《结婚十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类女性文本主要有两个特色，第一是注重女性的爱情体验，即使写到恩义道德，也把女性的心理感受看得高于现实利益。男性的负情受到谴责主要是因为他们伤了女性的心，心的尺度高于利益的尺度。第二是既改变了受害女性相互妒忌的方式，也改变了妻妾相安的男权模式。

觉醒女性以人的价值尺度衡量自己在恋爱、婚姻中的处境，一旦受到男子朝三暮四行为的侮弄，悲哀、愤恨之余，已不会再把怨怼洒向同为男权牺牲品的其他女子。她以人的眼光审视其他女子与自己恋人、丈夫的关系，往往能更充分体验女性在封建男权统治下的不幸，而同情受伤害的女性同胞，与之结成受害者同盟，在情感上相互慰藉，从道义上批判无行男子的恶劣行为。庐隐的《兰田的怅悔录》、《时代的牺牲者》便表现了同受男权伤害的女性之间的情谊。兰田在家被逼嫁给有三房如夫人的纨绔子弟，父亲、继母、未婚夫凭借封建男权的具体形式－－父权、夫权，一起迫害她；兰田逃到社会上，又有男子以自由恋爱为名，欺骗、玩弄她。何仁既与兰田恋爱、订婚，诈其钱财；又同时与另一美丽女子恋爱、结婚。兰田得知受骗，一病不起。新婚的何仁夫人知道兰田与何仁的关系后，赶来看望兰田，哀痛地对她说：“姐姐，我们同作了牺牲品了呵！”把仇恨共同指向侮弄女子的男性，而不是去忌恨同受欺骗的女同胞。《时代的牺牲者》中，手工教员李秀贞的丈夫张道怀留学归来，设计谋抛妻弃子，欲另娶有钱有貌的年轻女子林雅瑜。林雅瑜得知真相后，亦与母亲一同来看望李秀贞，痛心地对她说：“唉！李先生，我们是一样的不幸呵！”李秀贞“听了林小姐的话，仿佛已找到旅行沙漠的伴侣了”。她们也同样结成弱者的精神同盟，共同谴责“没有品性的男人”。这种弱者同盟相对于猖獗的男权势力来说，还显得十分无力。封建男权的代表既有旧式的家长、少爷，还有新式的大学生、留学生。受伤害的女性只能在精神上彼此声援、情感上相互慰藉，并不能在行动上惩罚恶人，甚至也无力在社会上造成正面的舆论力量，倒是自身反而要受到不公正社会的唾弃。女性之间的相互同情还不足以形成改变女性处境的现实力量。兰田、李秀贞以及何仁夫人等受伤害之后终究还是只能沉沦于抑郁痛苦中，甚至绝望而死。尽管面对现实，女性之间的情谊十分软弱无力，但其中所包含的现代思想内涵却是以往女性文学所不可能达到的。妻妾相安、共同服侍一个男子是女性的彻底奴化；妻对丈夫其他配偶的妒嫉是女性作为人的自我意识未曾泯灭的自然反映，妒嫉者凭直觉只是知道自己受到了受害，却难以真正明白伤害自己的力量是什么，反可能纵容元凶、伤害无辜；而受害女性之间相互同情则是女性人的意识完全觉醒之后的自觉行为，其中包含着对女性受男权奴役处境的明晰观照、包含着对女性作为人的尊严的共同维护。受害女性的软弱无力状态并不意味着向男权妥协，而是包含着对社会落后意识的谴责，包含着对把女性作为人的新时代的急切呼唤。

（3）、功利婚姻给女性造成的精神痛苦。

其实男女两性都有进入功利婚姻的可能性。但是，往往只有进入功利婚姻的女性才得到文学的同情，是因为作家在观念上总觉得女性是弱势群体，她们进入弱势婚姻是无可奈何，值得同情。而男性人物进入功利婚姻主要是出于自身的功名心，因此不可原谅。

张爱玲的《传奇》，写麻油店健康的大姑娘曹七巧由哥嫂作主嫁给高门巨族中害骨痨的二少爷，得到了钱，却缺乏健康的两性之爱，逐步变态，最终用黄金的枷锁劈杀了儿子、女儿的婚姻幸福。作者的思想锋芒指向人性深处、也指向社会文化。作者对曹七巧既有深切的痛恨，更有深切的悲悯。

2、表现有爱时的爱情痛苦：

因爱情而结合的婚姻，也照样可能给爱情双方带来爱情痛苦。因为相爱的总是两个不同的个体生命，两个不同的个体走到共同的生活中，必然有如何相互磨和个性的问题，必然要让爱情经受各种考验。《安娜·卡列尼娜》可以说是这方面表现得最有深度的作品之一。

（1） 安娜与沃伦斯基――相爱的人无法超越爱情冲突：

尽管安娜与沃伦斯基是私奔，并没有领结婚证，但是他们私奔之后的生活可以看作是婚姻生活，因为“他（指沃伦斯基）把他和卡列宁夫人的关系看做婚姻一样；他希望办理离婚，然后和她举行婚礼，在那以前他也把她看做妻子，如同任何人的妻子一样，他要求他把这意思转达给他母亲和嫂嫂。”

爱情悲剧不能简单地归罪于沃伦斯基。沃伦斯基始终是是忠于他与安娜的爱情的。尽管托尔斯泰明确交待过“在尘土飞扬的莫斯科”“他们之间已经不情投意合了。”尽管生活在一起之后，沃伦斯基的热情有所减退，但这不过是人进入婚姻后爱情往往要由激情状态转为温情状态的常态而已。沃伦斯基尽管爱安娜的时候，仍然喜欢赛马、仍然关心联队的朋友，但他一直是把安娜放在第一位的。尽管他母亲有撮合他和一个公爵小姐的婚姻的意思，但是他本人并没有这个意思，他始终是爱安娜的，并没有喜新厌旧。安娜死后，他再也没有生的欲望就是明证。照作家的观点来看，安娜也没有任何品德上的过错，但她太爱沃伦斯基，太富有热情了，以至于陷入失去沃伦斯基的恐惧中而自杀的。她是被自己的热情燃烧死的。小说在这里让沃伦斯基的感受和安娜的感受形成对话性。托尔斯泰写出了相爱的两个人都没有过错却造成了巨大的爱情悲剧，从而揭示了爱情问题的复杂性、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非常富有深度。

（2）、列文和吉提——相爱的人顺利走过婚姻中的爱情痛苦

列文和吉提是相爱而结婚的，而且他们的爱情始终没有消退；但是结婚之后，列文仍然有许多苦恼：一是列文没有想到吉提还要那么多时间去处理家庭事务；二是吉提家庭的城市贵族的生活习惯，让列文感到不习惯，感到自己的工作受损；三是忠贞的双方仍然有一个嫉妒的问题。青年男子瓦先卡按贵族习性向吉提献殷勤，让列文感到苦恼。这一些均引起口角。但是苦恼的过程，也是磨合的过程。列文和吉提，经过种种苦恼的折磨，仍然幸福地活下去了。他们终于走过了婚姻中的爱情痛苦获得了幸福。

（二）、思考婚姻中日常生活的意义及其价值

日常生活是个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概念。二十世纪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文学都用革命理念、追赶历史潮流理念否定日常生活观念。九十年代文化开始用日常生活理念反思启蒙思潮、革命思潮。

婚姻生活必然要把人拖入日常生活中，从而使得天生具有浪漫性质的爱情经受考验。

1、现代男作家文本常常认为日常生活使得新女性变得庸俗，但有时现代男作家也在不自觉中通过日常生活观念反思革命理性。

反映这一主题的典型文本有鲁迅的《伤逝》、叶绍钧的《倪焕之》、茅盾《蚀·动摇》、钱钟书的《围城》。

（1）对《倪焕之》的分析：

倪焕之与金佩璋本来是一对有共同理想的恋人，但是结婚以后，倪焕之觉得他得到了一个爱人，却失去了一个同志。金佩璋这个人物的设置，是作者对新女性放弃社会理想、遁入家庭生活方式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从女性的生存利益出发，而是从从男性对女性的精神要求出发，是新青年需要一个异性同志。这理想主义色彩中包含着对世俗平庸的否定，但同时也包含对家庭生活过分武断的排斥，是青春男性生命尚未成熟的特征，包含以男性自我的人生抱负否定女性生命的多样性。金佩璋丈夫死后突然觉悟这一转变虽然缺乏充分的思想基础，但表达了作家对女性的殷切期待。男性主人公和男性作者都没有进入日常生活的准备。不质问既有的社会分工。

（2）对《蚀·动摇》的分析

在茅盾小说《蚀·动摇》中，较为贴近女性日常生命逻辑的方太太，与坚定果敢、性感动人、超然于日常生命逻辑之上的革命魔女孙舞阳相对，是男性作家心中对革命感到犹疑、困惑这一弱质心态的形象投射。尽管茅盾在观念上对自我的这一犹疑、困惑颇为不满――它们与茅盾观念中的革命追求、历史进步观念不相契合，然而，作为一个具有优秀艺术想象力的小说家，茅盾并没有用自我的革命、历史观念对自我的真实生命体验做简单否定；他在借女性形象宣泄自我某一类情感时，也没有简单地使女性人物成为男性观念的传声筒，而往往能够按照女性固有的生命逻辑来设置人物心理。或者说茅盾简直就是沉潜到女性角色中去体验女性心理，使自我人生经验与女性生命逻辑水乳交融，从而在出色的易性想象中实现了作品男性立场与女性立场的对话效果，实现了作品日常生活逻辑与主流革命观念、历史进步观念相对话的效果，实现了小说艺术上的复调性，也使他无愧于“现代中国女子底心理底最好的描画者”（杨昌溪《西人眼中的茅盾》）之美名。

《动摇》中，作家对方太太的双重矛盾态度，并没有在作品中造成人物性格的分裂。这是因为作家并没有把任何一种态度设立为权威叙事者的态度，而是一方面展开方太太女性独体心理体验的出色描写，另一方面又把批评她的态度设置为方罗兰的态度，而方罗兰心理活动的展开又不仅仅是为批评方太太而进行设置，完全是按照人物男性生命逻辑的真实而展开的，其间不满与眷恋相结合。这样，作品就在方太太、方罗兰心理的出色对话中形成了复调小说的艺术魅力。作品“是用一个人物的主体去冲击另一部分人物主体”（丁帆《〈蚀〉的人物主体性》）。

《动摇》中，作家追随时代革命主流、追随现代历史时间的焦虑外化为方罗兰对太太“很有些暮气”的温婉批评，外化为方罗兰眼中方太太“略带滞涩的眼睛，很使那美丽的鹅蛋脸减色不少”的形象描写。这些批评总与方罗兰对孙舞阳站在革命潮头、自由操纵两性关系中所流溢出的旺盛生命力的崇拜相对照。同时，作家追随时代洪流的焦虑也外化为方太太关于“实在这世界变得太快，太复杂，太矛盾，我真真地迷失在那里头了”的感叹。但另一方面，作家又让方太太辩解说自己“并未绝望”，“因为跟着世界跑的，或者反不如旁观者看得明白；他也许可以少走冤枉路。”（《动摇》）从而使女性反思历史、反思革命的眼光与男性人物追赶革命潮流的强烈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微弱对话。

如果说，方太太在革命洪流挟裹而来之际坚持旁观思考的话语，还太过微弱，其反思革命狂热现象、反思历史权威话语的作用还太过弱小的话；那么，方太太在两性关系中受伤害的感觉，则与作品中与革命激情相交融、相置换的性激进观念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对话关系。这种性激情与革命激情的交融、置换关系，在文本中形象地凝聚为孙舞阳艳丽性感而又坚定潇洒的革命魔女形象，凝聚为方罗兰对孙舞阳不能自已的崇拜、迷恋心理。其实，方太太对历史、革命的迷惘有时本就与对爱情的迷惘交织为一体的。方太太在向方罗兰提出离婚时说：

“我近来常常想，这个世界变得太快，太出人意料，我已经不能应付，并且也不能了解。可是我也看出一点来：这世界虽然变得太快，太复杂，却也常常变出过去的老把戏，旧历史再上台来演一回。不过重复再演的，只是过去的坏事，快乐的事却是永久去了，永不回来了。我们过去的快乐也是决不会再来，反是过去的伤心却还是一次一次地要再来。……”（《动摇》）这里，方太太把夫妻间由于方罗兰对孙舞阳的迷恋而产生的裂痕上升到“悲观的哲学”的高度，其所用语言几乎都与前面她对历史、革命的感叹相同。对两性关系的悲观感受与历史循环论交织在一起，这样，方太太在感叹爱情不再的同时，实际上也对革命所负载的线性历史进步观念形成质疑，对盲目的革命狂热激情进行了反思。其实，即便只是方太太并不直接涉及历史反思的爱情痛苦本身，由于具备审视方罗兰不能直面自己的性爱波动这种懦弱个性的功能、具备审视孙舞阳靓丽风姿中的放荡意味的功能，就已经具备了批评孙舞阳形象中、方罗兰价值观中与革命激情相互激发的性激情的功能。这就使得女性注重爱情生活的日常思维也成为与革命主流话语相并存而构成实际对话关系，而没有使之简单地沦为阐释社会历史进化逻辑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为女性个人情感生活在现代意识形态中争得了一席之地，在一定程度上质疑了孙舞阳形象中所代表的现代历史时间意识，也使得作品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形成了耐人寻味的思想张力。

方太太，可以说是茅盾性格中敏感、细腻、苦闷、狷傲的一面带上女性面具后的形象表现。这些女性尽管没有象孙舞阳那样以虚幻的英雄姿态来承担茅盾宣泄追逐时代革命潮头、整合现代时间意识、自由操纵两性关系的渴望，却以现代人的真实面貌承载了茅盾另一些丰富、细致的生命体验。她们所谓的落后，恰恰是脱去虚幻的神性与魔性光辉之后的现代女性的人性真实，恰是作家对人历史、革命进行深刻反思之后的思想深刻。她们的女性生命逻辑，质疑了狂热的革命激情，从而使得作品在追赶革命主流之外，又产生了反思革命风暴、质疑历史理性的审美张力。

2、现代女作家文本表现了女性自我与日常生活的矛盾，但一般并不单一地把痛苦归咎于异性：

庐隐、陈衡哲、凌叔华等现代女作家从女性角度，思考妇女家庭生活与社会事业的矛盾。庐隐笔下的已婚妇女往往是以精神憔悴的面貌出现在作品中的。这种憔悴与沉樱、张爱玲、苏青笔下女性对丈夫情人、爱情婚姻的深刻失望不同。它不以对异性对象、两性关系的透彻审视为前提，而是由家庭分工方式对女性的限制而产生。由于未曾在家庭中建立起夫妇双方共同承担家务、平等向社会发展的现代合作方式，现代知识女性一旦步入婚姻，往往也只能与男权压制下的传统女性一样，承担起管理家庭的全部事务，以便丈夫能全心全意地向社会拓展事业。这样，哪怕是由爱情组合的温暖家庭也会悄悄蜕变为束缚女性的牢笼，女性就会不由自主地失去社会的广阔天空。

《丽石的日记》中雯薇抑郁厌生，是因为“她当初作学生的时代，十分好强，自从把身体捐入家庭，便弄得事事不如人了。”《海滨故人》中，宗莹一结婚也因生病、育儿不能为社会服务，令露沙等为之喟叹不已。庐隐的创作以情绪的宣泄展示了觉醒女性受家庭拖累后的精神困境；凌叔华在痛切地感受到女性的这一痛苦后，则尝试从女性放弃家庭幸福中找寻解决妇女家庭与事业矛盾的方法。小说《绮霞》中，女主人公绮霞感到练琴与家务的矛盾无法解决，最终决定放弃家庭去修琴。通过优美琴声的描写和学生评价的介绍，作者对这种做法表示了赞许。但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上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家庭和社会都是个体人生中不可偏废的两个领域。家庭作为男女两性合作的基本方式，是圆满人生的重要一翼。割舍家庭幸福固然可以保证女性逃脱家庭女奴地位，但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带来女性人生的另一个重大缺憾。《绮霞》后半部分放弃对人物心理的关注，只是以第三人称视角概括性地介绍人物的结局，与前半部分的第一人称视角以及细腻的人物心理体察极不协调。这表明了作者对女性这一作法的认同实际上还缺少现实把握，因而她无力构设出逼真的心理逻辑来证明其可行性。陈衡哲的问题小说《洛绮思的问题》则正面表现了女性作出放弃家庭生活这种无可奈何取舍后的精神失落。洛绮思年轻时为了学术事业毅然割断恋情、舍弃婚姻，但当她取得学术上的巨大成就后，却“忽然感到她现在生活的孤寂了。” 名誉、成功、学术和事业，“这些都是可爱的，都是伟大的，但他们在生命之中，另有他们的位置。他们或者能把灵魂上升至青天，但他们终不能润得灵魂的干燥和枯焦。”

对于女性而言，为婚姻而牺牲事业和为事业而牺牲婚姻都不是人生理想的归宿。庐隐、凌叔华、陈衡哲和她们笔下的主人公一样，强烈感受到女性家庭与事业的矛盾，却都无力进一步溯本探源去质疑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她们在四面突围中，如入无物之阵，始终找不到矛盾的症结所在，自然也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只能或于痛苦的旋涡中渐渐憔悴下去，或在有所回避中寻找慰藉。

3、新写实文学对婚姻中日常生活的描写：

（1）、八十年代末兴起、九十年代初盛行的新写实小说，认可日常生活价值，关怀个体生命的生存境遇，消解宏大历史叙事，消解几十年来“左”思想对日常生活的压抑，同时也消解了理想追求的意义。这方面的代表有池莉的《烦恼人生》、《太阳出世》，方方的《风景》，刘震云的《单位》等。

在新写实小说认可日常生活的价值尺度下，婚姻生活中的种种琐屑平庸变成了温馨的东西。《烦恼人生》中，男主人公印家厚有一个顶着鸡窝头、又爱唠叨的妻子，还有一个青春亮丽、利索能干的女徒弟。他和妻子也谈不上有什么深厚的感情，但是他就觉得这个鸡窝头的妻子是自己的伴，觉得自己不应该对已经爱上他的女徒弟有非分之想。这里，印家厚的生活准则不再是追寻超越日常生活的理想，而是要能安心接受生活给你的东西，是要本分。鸡窝头的妻子代表的就是日常生活的本来面貌。作者认为这就是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这种认可婚姻日常生活的尺度，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找回了“革命”叙事中一直被忽略、轻视的人的基本生活的层面，具有人性关怀的意义；另一方面，它放弃了生命的超越性追求，放弃了对生活凡庸一面的质问，是一种精神匮乏。

这类小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无论是男作家还是女作家的作品，代表凡庸日常生活的总是琐碎唠叨的妻子、而不是丈夫。看来女人，哪怕是整天也要上下班的女人，代表日常生活的原生态，代表让人的翅膀无法飞翔的“家累”，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

（2）写婚姻中凡庸的日常生活造成个体的精神孤独。

部分新写实作家在状写婚姻生活的凡庸特质时，一方面在现实指认中表露出无可奈何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在貌似不动声色的“零度叙事”中对凡庸生活进行了质问，反抗。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是苏童的《离婚指南》、《已婚男人杨泊》。《离婚指南》中男主人公杨泊想离婚，离婚是什么缘由呢？“主要是厌烦，厌烦的情绪一天天恶化，最后成为仇恨。”有人问杨泊：“你妻子那么贤惠能干，你孩子也很照人喜欢，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也要赶离婚的时髦？”杨泊的回答是“离婚不是时髦，它是我的私事，它只和我的心灵有关”。作家并不追究为什么厌烦，也就是说并不追究男女两人有什么不相契合之处。厌烦就是现代人想离婚的最充分的心理根据。主人公和隐含作者都觉得除此之外没有必要提供更多的说明。这篇小说写杨泊因为离婚受尽磨难，作家在表面的“零度叙事”中对人想离婚而不得的人生无奈有深切的同情。离不了的婚姻，在这里成了无法摆脱的凡庸生活的象征。

（三）、探究婚姻生活中的性别专制现象：

1、男作家在革命、启蒙框架中表现女性专制：老舍的《骆驼祥子》、曹禺《北京人》、钱钟书的《围城》都集中表现男性对个性强健女性的厌恶与恐惧。这种厌憎之中既有合理的因素，也有男性的偏见。下面我们就《北京人》展开分析。

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没落大家庭当家大媳妇礼教外衣下遮也遮不住的人性之恶，是曹禺戏剧《北京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到贡献之一，但他对曾思懿的人性鞭挞却因为未曾整合进女性视阈而不免充满男性中心意识的刻薄和把启蒙简单化之后的偏见。如果说曾家这个破落的士大夫家庭是个没有希望亮光的地狱，那么，阴狠歹毒而又胆小虚伪的曾思懿就是地狱中虐待囚犯的狱卒；但是曹禺在写出曾思懿作为狱卒之凶狠的时候，却对她兼为囚犯之苦视而不见，回避开了曾思懿不过是奴隶总管、再凶恶也脱不了女奴悲苦命运这一事实。

眼见丈夫与姨表妹愫方诗画传情、书信表意的爱情交往后，曾思懿屡屡威胁丈夫说自己要进尼姑庵，并逼迫丈夫说“我要你自己当着我的面把她的信原样退还她。”曾思懿阻碍曾文清与愫方爱情的可恶可憎行为，其实也不过是处于封建男权文化汪洋中暂时做不稳女奴者为保住女奴地位的疯狂挣扎。旧式女性的处境和旧式女性的思想并没有提供给曾思懿以跳出女奴生命轮回去做一个独立女性的生存可能。哪怕是没有爱的婚姻也仍是她的生存之本。曾思懿以妒的方式、以对同性的憎恨来维护无爱的婚姻、维护自己基本生存权的行为，从未得到男性作者的悲悯，只是被简单地归为一种恶毒品性。这就使《北京人》在对女性之恶的探索方面不及张爱玲的《金锁记》来得深刻、辩证。《金锁记》既写出曹七巧用黄金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亲人的变态、狠毒，也对曹七巧三十年来困在“黄金的枷”中当女囚的压抑之苦有着冷静的同情，从而使得女性人性批判与女性命运感叹相结合，其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变态的女人，而且同时指向扭曲女性、造就恶女的不合理的社会文化。曹禺在贬斥曾思懿的妒意中，维护了曾文清、愫方之间以心灵共鸣为基础的爱情，但同时在拒绝同情曾思懿中又扶持了不许女性妒忌的传统女奴道德原则，从而在批判封建士大夫文化的同时不免又回归于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男性性霸权观念，维护了不合理的性别秩序。

曾思懿后来安排曾文清娶愫方为妾的行为，在曾文清一句“（激动地发抖，突然爆发，愤怒地）你这种人是什么心肠噢！”的提示下，被演绎成是曾思懿对愫方、曾文清的有意侮辱，演绎成是她要长期役使愫方的阴谋。曾文清以及作家的这一判断显然忽略了曾思懿自身的利益逻辑。实际上，即使愫方不是曾文清的妾，曾思懿仍不会失去役使她的便宜。安排愫方作曾文清的妾，固然是对愫方人格的侮辱，但也是对愫方、曾文清恋情的成全。而纯粹受害的却只是作出这个决定的曾思懿一人。她将不得不压抑住人类渴求性爱单一性的本能，与另一个女人共同拥有一个丈夫。“……我告诉你，我不是小气人。丈夫讨老婆我一百个赞成。男人嘛！不争个酒色财气，争什么！……”（《北京人》）实际上，即便是精明凶狠的曾思懿头顶上也一直悬着男女性权力不平等的男权强势文化之剑。旧家庭大奶奶的身份、得不到丈夫之爱的实际处境，都迫使她只有通过迎合封建男权中心这一强势文化、委屈自己做好女奴来维护自己的基本生存条件。她既然不具备批判封建男权文化的现代思想理念，便只能在女奴的位置上羡慕男性特权，而又不得不无可奈何地为自己的性别自认倒楣、强迫自己用女奴教条来压抑自我生命。“不过就是一样，在家里爱怎么称呼她，就怎么称呼。出门在外，她还是称呼她的‘愫小姐’好，不能也‘奶奶，太太’地叫人听着笑话。（又一转，瞥了文清一眼）其实我倒我所谓，这也是文清的意思，文清的意思！”（《北京人》）她所能争取的并不是与男人在性爱、婚姻中平等相处的权利，所能争取的不过是“太太，奶奶”这女奴道德所允许的一点可怜的名分，而且还不敢理直气壮地去争，只能虚伪地打丈夫的招牌。其可怜实在甚于可鄙！作家显然对她囚禁在家中只能随地狱而亡、永无出逃希望的女奴之苦缺少体谅与悲悯，对她面临做不稳女奴的人生困境缺乏理解与同情，甚至还把她力争作稳女奴的可怜之处亦歪曲为别有用心的可鄙可恶来鞭笞。这样，曾思懿在作家男性本位意识和启蒙简单化思想的引导下就无可避免地被抹去自身的生命伤痕、而沦为没有一丝正面价值的、不值得同情的纯粹的恶女。

2、女作家批判夫权专制、父权专制：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论男作家还是女作家对夫权、父权的批判都跟意识形态理念紧密相连。在家庭生活中实行性别专制的男性总是意识形态中的反面人物。如《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虽然很爱林道静，但是他把心爱的女性看作是自己的私人财产，不许她参加革命。之所以如此，作家认为是他的小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在其作用。林道静的父亲，在家庭生活中严重伤害林道静的母亲，根源也在于他的旧官僚习性。《白毛女》中的喜儿，在黄世仁的家中完全是一个女奴，就因为黄世仁是一个恶霸地主，有剥削人民、迫害女性的阶级本性。这种价值定位，往往遮蔽了婚姻中家庭生活的复杂性。

八九十年代，女作家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下，开始超越意识形态框架批判封建男权意识。代表作品有张洁的《方舟》、陈染的《私人生活》。《方舟》中，张洁塑造了一个漫画化的丈夫白复山的丑陋形象。《私人生活》中，陈染从女儿的角度，展示了在家庭生活中专制霸道的父亲造成了“我”弑父与恋父共生的青春女性心态。其实，当代女作家这种超意识形态的男权批判传统，在“五四”女性创作中就已经初步形成了传统，只是这一传统后来被阻隔了而已。庐隐在小说《一幕》中，就批判 “看待妻子，仿佛是一副行头，阔了就要换行头”的男人。

（四）余论：部分男作家在婚姻生活的描写中做妻妾成群的男权旧梦

部分现当代男作家在婚姻生活的描写中仍然继续着妻妾成群的男权旧梦。这方面的代表作家是贾平凹。《废都》，作家对男性颓废的表现，一定要通过对女性的性消费来表现，是非常缺乏现代人的观念的。归根到底是因为贾平凹这样一个农民出生的作家，继承了封建性文化的糟粕。《高老庄》中，写大学教授子路有一个前妻菊娃，一个现在的妻子西夏。在子路的心理体验中，这两个女人却像是一妻一妾。这两个女人也认同子路的这种性别想象。而作者对这一点也没有批判意识。贾平凹的创作说明了中国当代文化在性别意识方面仍然存在前现代性特质。

五、小结

文学和法律对婚姻问题的关注点显然不同。现当代文学天然地更加关注婚姻中的个体性体验，因而必然更加人性化。文学对婚姻生活的思考，主要由两方面的价值。第一，通过个体性的体验，质问婚姻规范中不合理的因素，促进社会婚姻观念的改进，使之更加人性化；第二，文学能够陪伴在婚姻中体验到孤独的个人，使得生的艰难变得不那么沉重。

傅光明：男女间的爱情婚姻是非常复杂的，我可说不清。我想，正因为爱情婚姻是复杂的、丰富的，也成为文学表现的永恒母题。人字几乎是汉字里笔画最简单的汉字的，一瞥一捺，但它所承载的内容是无穷尽的。人有男人、女人，有男、女，才有情、有欲、有性、有爱、有恨、有婚姻，所以，只有这样的爱情婚姻或许才是完整和圆满的。无论是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让男人和女人相亲、相爱、相悦。（供稿：中国现代文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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