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开幕的第1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首次设法国为主宾国，不仅回应了去年以中国为主宾国的“巴黎图书沙龙”，更是中法两个大国文化交流的又一次高潮对接。

出版人刘硕良、赵武平、黄集伟、陈侗，教授刘北成、杜小真，翻译家柳鸣九、吴岳添、余中先、金龙格以及法国出版商毕飞普等11人带我们展望了中法文化交流的未来。而以阿兰·罗伯—格里耶和山飒为代表的法国作家和中国作家的现场活动也将促进中法文化的新交流。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彼此影响，相信本届国际图书博览会之后，中法两国的图书出版将更有新意。

史学给我们启迪

刘北成（北师大教授，译有《福柯思想肖像》）

新京报：你觉得法国除了在引领时尚潮流之外，还在哪些方面是比较前卫的？

刘北成：法国不断在制造时尚潮流（Fashion），除了物质方面的时尚，法国在思想、艺术等方面经常处于前卫。对此大概没有异议吧？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中法文化交流的现状？

刘北成：中法都是文化大国，全球化的形势下，文化人对自身文化既自尊又焦虑，在这方面两国具有相似性。两国文化人惺惺相惜，相互欣赏。

中国人近代以来怀有“睁眼看世界”的强烈冲动，改革开放后有了更大的可能进行中法文化交流，当然，法国那边也有很大的动力。这种交流是在两国政府的积极促进下进行的，而不是一种完全的民间交往。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到法国巴黎以及外省地区学习、生活，并且随着留学生越来越多的回流，相信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将会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富有层次性，而不仅仅局限于以前的精英文化和时尚文化层次。

新京报：法国史学在世界史学研究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对中国的史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刘北成：法国作为西方史学的一部分，和其他国家一样都各有特色，在世界史学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从20世纪中期起，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异军突起。“年鉴学派”一词来源于年鉴杂志。该学派强调总体史学（Globalhisto鄄ry），特别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影响很大。如果史学界设立诺贝尔奖的话，那么布罗代尔大概是第一位获奖者。

法国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有许多方面。主要有三点。第一，20世纪前半期以伯希和为代表的法国汉学家的敦煌研究，无论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对一代中国学者（包括陈寅恪等等）产生重大影响，并形成互动。

第二，法国自己的法国大革命研究传统一直影响着中国。中国对法国研究的核心可以说是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法国大革命史学对革命时代、后革命时代的认识在中国学界一再地激起共鸣。解放前翻译出版，后来多次再版的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对激进的雅各宾派持肯定的态度，多年来成为中国学界法国革命观的主流。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及傅勒的《思考法国大革命》等，给中国学界的反思提供了思想刺激。

第三，年鉴学派在中国史学界引起较大的震动。其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所呈现的总体历史的宏大视野，使中国的史学者只能望其项背。他所提出的长、中、短时段概念以及一些具体的观点，给中国的史学家以启发。

新京报：请谈一下对福柯、德里达的著作的译介情况以及他们在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刘北成：福柯、德里达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上世纪80年代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到90年代后期，一度形成了“后学热”，以至在青年学子中不把他们的名字挂在嘴边就显得没文化。

我曾经翻译过福柯的《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等著作。现在福柯的专著基本上已经都有了中译本，他的零散文章、演讲录也在陆续翻译出版。德里达是解构主义（Decon struction）的大师，他的部分专著已经翻译过来。德里达被认为是个天才或怪才，其思考和写作方式难以复制，其思想难以把握，所以读者、研究者相对较少。

不管人们对“后学”持何种观点，福柯等人著作的译介对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学界的思想活跃，起了重要作用。

引进图书也是文化配餐

黄集伟（出版人，任职接力出版社）

新京报：接力出版社出版过哪些法国作品？

黄集伟：最近三四年间，接力出版社在少儿文学主题下，相对比较密集地推出了一些当代优秀法国少儿文学作品，如法国畅销书《语法像一首温情的歌》，法国魔幻畅销书“魔眼少女佩吉·苏”系列（五种），法国少年儿童指定优秀课外读物“卡斯托尔少儿文学系列”（五种），法国著名电影导演吕克·贝松（LucBesson）的少儿长篇小说“亚瑟系列”，法国优秀低幼读物《洞里洞外的小老鼠》以及近年来在法国风靡一时的著名少儿小说《大雨大雨一直下》。比较而言，在少儿文学领域，接力出版社所出版的法国当代少儿文学作品虽数量不是很多，但相对集中，且基本上都是法国当代少儿文学中具有世界影响的最新、最畅销作品。

新京报：请你谈一下正在出版中的“亚瑟系列”、《大雨大雨一直下》等作品的翻译及出版情况。

黄集伟：我前面说过，“亚瑟系列”在体裁上属于“少儿文学”。应该说，就这个体裁而言，并不新鲜。但其作者，确实大名鼎鼎。它的作者是法国知名导演吕克·贝松。

他不但拍电影、写剧本，最近更是因为自己创作的“亚瑟系列”而成为青少年图书的畅销作家。他所创作的“亚瑟”系列，以不到三年的时间席卷法国，销量突破100万册。“亚瑟系列”总计四本，它的前两本《亚瑟和迷你墨王国》、《亚瑟和禁忌城》今年2月由接力出版社独家引进并出版。今年8月，它的第三本《亚瑟和黑暗王子》正式出版，而其第四本《亚瑟和两个世界的战争》目前也已进入后期编辑校对阶段，预计今年10月前后可以全面上市。

与“亚瑟系列”相似，正在编辑制作中的法国少儿文学畅销书《大雨大雨一直下》，这部充满幻想色彩的少儿文学畅销书的故事根据著名的“诺亚方舟”故事改编，故事的主要情节是两个小朋友汤姆和莉莉在夏日午后玩耍时，听见一群青蛙发出了惊人预言：“一场大浩劫即将发生，老天将连续下40昼夜的大雨，大洪水将淹没全世界！”……整个故事充满童心，可以说不仅小读者喜欢，连成人读者也难拒绝其超大的感染力。它里面的那些极其怪诞奇妙的元素使得整个故事的冒险性和戏剧性大增，再加上一个极富想象力的结局，是非常难得一见的又颠覆奇想又具思考训练的佳作。这部小说前不久在法国被改编为超长动画片，并迅速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

新京报：你怎么看法国青少年读物在中国的出版及影响？

黄集伟：出版社当然是文化企业，赢利也是一家企业健康发展的基础。但除此之外，一家出版社还担任着为本国读者制作优秀文化读物的任务。所以接力出版社总是希望自己引进的产品不仅是深受中国读者欢迎的文化产品，同时也是优秀的文学精品。本着这样的想法，接力出版社在近年来致力于引进各个国家的文化精品。法国少儿文学精品的持续引进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打比方说，引进文化产品也是一种文化配餐，接力出版社希望这个文化配餐尽量丰盛全面，为中国的小读者提供一席丰富多彩、精美优质的文化产品。

法国文学土壤深厚

刘硕良（出版人，曾主编“诺贝尔文学奖译丛”）

西学东渐以来，除了上世纪中叶有过几十年的停滞和阻隔之外，在中国接纳优秀外国文化成果的长河中，法国文化的译介一直占有突出的、有时甚至是最显要的位置。远的不说，仅以迄今20多年以来的外国文学译介而论，每一次带有突破性开创性意义的法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的翻译，从萨特、德里达的文论到普鲁斯特、纪德、加缪的小说，从新小说到荒诞派、象征派、未来派的种种标新立异，都在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出版方面，得益于法兰西文学的滋养就更加明显了。上世纪80年代初，我为新建的漓江出版社选择的突破口，就是以《保尔和薇吉妮》、《巴黎的忧郁》等为代表的别开生面的法国小说、散文以及获诺贝尔文学奖最多的法国作家的作品。随后推出的“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无论在规模或深度上，都超出了国内对世界其他国家现当代文学的译介水准。

进入21世纪以来，国人的自信心和创造力、看世界的水平和视野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理当更虚心地、理性热情地对待优秀外国文化成果的借鉴和学习。

中法友好关系的加强将推动今后的中法文化交流在更加广阔深入的层面上扩展，我觉得还可以从下列几方面努力：第一，要注重文化价值、艺术价值，而不只是着眼于作品一时的销路。尽量把目光放远一些，耐心细致地做一些中长期的工作，逐步培育有潜力的读者市场。法国不仅是香水、时装、流行小说等等新潮事物的风向标，而且往往是有深远影响的新文化的发源地，我们进行选择时，不要太世俗，不宜太过急功近利。

第二，应该体现多样性、丰富性，而不是只盯住一个门类、一种题材。当代法国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科学文化的开拓创新上，可资关注的东西很多，《我的野生动物朋友》等让人耳目一新的图书，在内地和港台地区都产生过巨大反响，就是一个例证。

第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提升计划性，在把握较全面资讯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规划，争取各方兼顾，避免轻重失衡，避免过于零散、单一。尽管当前商业大潮的冲击造成的困窘不少，但固守和坚持的力量还是会顽强地生存和发展下去的。

第四，应该注重培养优秀的翻译和研究人才。

翻译如傅雷、研究如柳鸣九这样的大家应该后继有人，中法文化交流才有可能实现生命力旺盛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图书在法不是主流

赵武平（出版人，组织翻译杜拉斯作品新译本）

新京报：作为译介工作者，你认为法国文学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赵武平：1949年以前，国内的出版界、译界对法国的认识局限在古典作家，巴尔扎克、莫泊桑、左拉等人对中国的影响很大。从19世纪80、90年代起，法国传教士的传播对中国人的生活概念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法国文学使“五四”以后的知识青年的价值观发生变化，有很多革命家留学法国，左拉的思想就曾对中国产生影响，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其影响并不全面。1949年以后，法国的哲学，如存在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很大，波德莱尔、马拉美、兰波等对中国作家的写作方法的影响尤为突出；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杜拉斯对新一代文学青年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影响很大。

新京报：中国图书在法国出版情况如何？

赵武平：法国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跟法国图书在中国的影响相似，但又不一样。法国人一直以来都重视东方文学尤其是汉学，他们对中国文化关注的着眼点不是当代文化，而是对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传统研究很深，《道德经》、《红楼梦》等名著在法国的影响也很大。最近20年，一批法国的汉学家到中国出任外交官，他们大多是法国巴黎的人文学科教授，在从事外交活动的同时也进行翻译，比如，法国参赞戴鹤白对唐宋文学的翻译，郁白对钱钟书著作的翻译等等。北岛、顾城的诗，刘心武、残雪、韩少功等人的小说也都被翻译成法文。但中国的图书在法国虽然有一定的市场，却决非主流。

新京报：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赵武平：中国在上个世纪饱受外来侵略，在当时的社会，西方文化成为世界的主流，法国是西方近代思想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的知识分子、学者为救国图强，所以就去法国寻求思想源泉。

法国的萨特、加缪、德里达、波伏瓦等人在思想上比较领先，对中国影响也很大。

法国出版中国的当代图书则主要是因为好奇，想把中国新生代作家的文学作品作为了解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的社会文本。

新京报：你认为中法文化交流应该包括哪些方面？

赵武平：我所了解到的中法文化交流包括出版合作、医学合作、美术展、摄影展、文物展、电影展等，以及中法小说家、诗人互访等方面的内容。法国的文化在西方或者欧美国家里是最周全的。中法文化交流的时间长、规模大、富有系统性。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法文化交流的规模将会越来越大，交流的内容将越来越细致。总之，就是朝着常态化、专业化、经常化的方向发展。

我热爱法国文学

金龙格（法国文学翻译家）

漓江出版社推出了8位当代法国作家的作品，包括安娜·加瓦尔达的《我希望有人在什么地方等我》、玛丽·雷多娜的《永远的山谷》、让·端木松的《挺好的》、帕斯卡·吉尼亚的《罗马阳台———世间的每一个清晨》和菲力普·克洛岱尔的《灰色的灵魂》，托尼诺·贝纳吉斯塔、皮埃尔·佩居和让-诺埃尔·庞克拉齐的三部作品也将推出。“法国21世纪作家作品丛书”介绍了法国21世纪文坛9位代表作家的力作，对于中法文化交流、了解法国文学的走向很有意义。将于今年年底推出的托尼诺·贝纳吉斯塔的《别样年华》、皮埃尔·佩居的《孤独的女孩》和让-诺埃尔·庞克拉齐的《往事烟云》都是有相当分量的获奖作品，其中《别样年华》曾获2002年度RTL-Lire文学大奖，《孤独的女孩》获2003年法国国际图书奖，是一部“梦幻现实主义作品”（可能是一种新的文学流派），《往事烟云》获2003年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三位都是当今法国文坛的实力派。

我热爱法国文学，我始终认为法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最重要的位置，总希望自己有更多的时间翻译和研究法国文学。这两年的法国文学出版热，主要是因为中法文化年的拉动，与此同时，中法关系也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大量留学生涌入法国，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冰 ）

我从事的是“摆渡”和“搬运”的工作

柳鸣九（法国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主编《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等）

新京报：你曾经翻译和主编了很多法国文学作品，你觉得法国图书的出版在中国产生了哪些影响？

柳鸣九：中国对法国文学的翻译由来已久，从“五四”时期开始，法国文学始终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紧密相关。20世纪上半期，国内形势比较动荡，在战乱环境下进行的翻译工作受到了影响。1949年以后，不仅法国文学，整个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参与下，翻译工作有了较大的规模。中国对法国20世纪以前的古典文学非常熟悉，中国的文化人对法国文学的熟知达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囊括了法国几个历史时代的作家，如莫里哀、伏尔泰、雨果、巴尔扎克、斯汤达等。

中国的文学青年是在外国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同时，读者对法国文学的兴趣也很大，如《红与黑》、《约翰·克利斯朵夫》等。法国文学是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承载体，也是世界上多种思潮、流派的发源地和摇篮。所以，中国的作家要了解世界新潮流的话，就不能不关注法国文学。或者说法国文学自然而然地吸引了国人的眼球。不仅对作家如此，对读者也是如此。从传播知识、传播艺术理念来说，法国文学对中国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新京报：当时为什么想到要创办和主编《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

柳鸣九：我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做的就是“摆渡”和“搬运”的工作，根据“洋为中用”的要求，外国的哪些东西是好的，就要介绍翻译过来。这类似于超市中成品菜的产生过程，要做一番去粗取精的工作。当时，中国对法国20世纪以前的文学已经很熟悉，而对法国20世纪文学的了解就若明若暗，相对比较陌生。但是，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对外国的了解怎么能止于20世纪以前的东西呢？所以，我在“摆渡”和“搬运”的过程中，就将目光较多地集中于20世纪的文学，况且，法国20世纪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填补了国内的外国文化译介领域的空白。我对法国20世纪文学的译介工作主要在三个层次上展开，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历时20余年：第一个层次是主编、译介了《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总共70卷，是当时和目前国内研究法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窗口。我认为，中国对世界应该认知到这种程度，中国的读者应该有这样的教养，而我们这些“摆渡工”、“搬运工”也应该做这样的工作。第二个层次是主编了与《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配套的《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共10卷，其中的第一卷《萨特研究》，曾在中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第三个层次是主编了《西方文艺思潮论丛》7卷本。由于国内对20世纪西方文学的认识上存在着分歧，所以，就组织了这样一个“平台”，由中国人自己来分析、鉴别。

新京报：你认为中法文化交流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柳鸣九：这种文化交流肯定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的。因为政治家感兴趣，政府与管理机构有热情，文化商人与文化经营者有广大的市场。

法国文学百花齐放

余中先（法国文学翻译家，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

新京报：在你翻译的法国文学作品中，最满意的是哪些？

余中先：我个人最得意的是翻译法国新小说代表人物之一的克洛德西蒙的《植物园》，我在翻译的过程中下的工夫比较深，把作品的形式、内容都体会出来，从内涵、主题、意义到句子、选词以及版面都做了细心的研究。另一部比较得意的翻译作品是新小说派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反复》，法国的出版人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够早点读到这部作品，所以当时我是根据校样来翻译的，最终，在2000年10月，法文版与中文版同步发行，这是法国作家、中法双方的出版社和中国的翻译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新京报：你对法国文学总的看法如何？

余中先：法国文学是法国文化的主要支柱，在国际形象方面，法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已经退居二流，不如以前，但其文化还是很有特色的，应该说是有历史、有特点、有创新的。欧洲的影视、新浪潮依旧有生命力，文学也是这样，精英文化、纯文学以及畅销书同时存在，以反传统主流的文学为主要代表。17到19世纪的法国文学在欧洲文学中都占第一位，18世纪的启蒙文学，19世纪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文学都兴起于法国。当然，20世纪的超现实主义、以萨特、加缪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以贝克特、尤奈斯库为代表的荒诞派以及对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进行颠覆的新小说也都起源于法国，不能说法国文学是最好的，但可以说它是最好的之一（oneofthebest）。总的来说，法国文学呈现的是一种百花齐放的状态。

新京报：法国文学译介到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余中先：法国文学对中国的大学生、知识界、创作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人是在模仿别人写故事，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拿来主义”，借外国之方法，写中国的内容。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就是借外国的小说写中国的故事，也是借用法国人的写作方式。

对一般读者而言，阅读法国的作品主要是出于对异国文化的兴趣，但不是单纯地对埃菲尔铁塔、巧克力之类的东西感兴趣，而是有更深刻的东西。文学是一种载体，通过它，可以了解别人的生活方式。

新京报：作为一名世界文学的研究者，你认为法国文学和其他国家的文学有什么差异？

余中先：对中国来讲，法国文学与其他国家在文学方面的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但是法国文学确实有它自己独特的方面：第一，与美国、俄罗斯等国相比，法国历史悠久，这使得法国文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性。

第二，每个世纪都有新的东西，他们不模仿别人，寻求标新立异，他们在继承传统中又有反叛。20世纪初的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都是不一样的，当然，新小说家也是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很鲜明的风格。

第三，法国文学特别有意识地强调法语与英语对抗的一方面，注重继承和发扬法兰西文化的传统。遗憾的是，翻译成中文以后，法语文学与英语文学的这种差异就变淡了。

法国哲学的翻译与研究有所起色

杜小真（北京大学教授，参与翻译《存在与虚无》等作品）

新京报：请简单介绍一些法国哲学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情况。

杜小真：法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法国的哲学与文学是有联系的，翻译其哲学作品对于了解法国很有裨益。但因为语言或者经济的原因，比起英语、德语等语种，法语哲学在国内的翻译要相对少一些。法国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程度，与它本身的地位并不相称，20世纪法国有很多优秀的、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应该介绍给国人了解，却没有被翻译过来。不过最近几年，中山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学校涌现出了许多受过良好训练的年轻人，使近年来法国哲学的翻译与研究工作开始有所起色。

新京报：德里达提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的论断，在国内哲学界曾经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杜小真：德里达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也正好在场。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带偏见来看。“哲学”这个词源自西方，我们本身没有哲学这个词，是从日语翻译过来的。我同意德里达的观念，他的意思并非是说要争一个高下。

德里达也说过：思想不见得就低于哲学，不是所有的伟大思想都是哲学，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体系，没有优劣高低之分。但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哲学家和有些思想，在国外并没有得到重视，可是在国内很受重视，我认为这是出于国内一些人的实用观点。德里达讲那句话时有他特定的语境，单拿出来一说，肯定会让大家觉得他瞧不起中国，有人对他的批评与他自己所写的话完全不一样。

德里达也说过，请大家看看他写的东西，我想只有多读别人的东西和自己的东西，才能做比较。

新京报：中国的哲学与文化在法国的传播情况如何？

杜小真：法国有很多出色的汉学家，将中国的典籍都翻译过去了，比如孔孟老庄，甚至《淮南子》等，近代哲学作品也有被翻译的。而且他们作了很多深入的研究工作，很多人觉得英美研究中国哲学的水平要高于法国，我认为不一定如此。譬如，程抱一讲中国诗歌语言的书，在法国销量就很好。另外，翻译过去的小说有的也很畅销，中国古代哲学著作销量也不错。

法国文学的翻译中尚有隐忧

吴岳添（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湘潭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

新京报：作为一名翻译家，你觉得法国文学的引进对中国起到了哪些影响？

吴岳添：法国是一个文化大国，是许多文学思潮和流派的发源地，由于法国在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法国文学从17世纪以来对欧洲和世界的文学都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应该指出的是，许多文学作品往往体现了作家的政治思想，例如，卢梭的“天赋人权”等政治理论，影响到了中国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而他的文学作品如《新爱洛伊丝》和《爱弥儿》等，就是在宣扬他的“人生而平等”的思想。

国内引进法国文学是从林纾在1899年翻译的《茶花女遗事》开始的，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了。法国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可以分为几个时期。从“五四”运动时期到上世纪20年代，象征主义诗歌和一些著名作家的小说被译介到中国，促进了国内对法国文化的了解，不过当时法国文学的译介刚刚起步，所以译名比较杂乱，例如“雨果”被译成“预勾”、“嚣俄”等。

从上世纪30到40年代，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莫泊桑、罗曼·罗兰等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被译成中文，这个任务主要是由傅雷、李健吾、穆木天等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学者教授来完成的，译作的质量大有提高，这些揭露和批判社会现实、要求实现人道主义的作品，对处于当时的中国人民是极大的精神鼓舞。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法国文学的译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量的经典作品被翻译或重译，而且译本比较规范，通常都有译者带有研究性的前言或后记。但遗憾的是，这个势头未能继续发展下去。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法国文学的译介才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出版了不少大作家的全集或文集。尤其是当代法国文学的新颖手法和风格，对于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参考和促进作用。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对法国文学翻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吴岳添：国内现在对法国文学的翻译，从数量上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应该说法国文学中最主要的作品基本上都翻译过来了，有些经典作品还有很多译本。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文化的需要，这种势头无疑会继续下去。值得注意的问题首先是重当代轻古典，其次是译文质量普遍下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是出于利益的驱动，例如某些出版社急功近利，抢译畅销书，在缺乏有资格的编辑人员的情况下仓促从事，其实在法国畅销的书在中国不一定畅销；又如翻译的稿酬偏低，往往使高水平的译者望而却步，而初译者倒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胆子太大。如果不加控制，将来漏洞百出的译作也许随处可见了。

新京报：你有将中文图书翻译成法文的经历吗？觉得中国图书在法国的影响力如何？

吴岳添：我在法国读书时用法文写过论文，但是没有机会翻译中文图书，因为翻译出来也没有地方出版。中国图书在法国的影响力与法国图书在中国的影响力无法相比，夸张一点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法国书店里除了《三国》、《水浒》等译成法文的四大名著之外，现代的中国文学作品几乎寥寥无几。我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恐怕是有关方面重视不够，因此没有培养出合格的中译法的人才，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现在即使有了精通中文和法文的人才，可能也会从事外贸等其他行业，不会辛辛苦苦地爬格子。不过在中法文化交流年里，通过中法两国作家进行交流，这种局面也许会有所改观。

新京报：你认为中法文化交流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这种交流的趋势如何？

吴岳添：中法文化交流的影响是在历史上形成的，是潜移默化的。从一个世纪的历史来说，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法国文学。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交流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了，甚至包括法国的时装、香水和葡萄酒等，这些都是法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不过在我看来，现在的中法文化交流主要是政府行为，因为让剧团出国，让飞行队来表演，都要国家动用大量的财力物力，不是民间什么团体能够办到的。这种交流当然会促进中法友谊的发展，有助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但我想，如果这种交流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普及，逐渐成为两国人民之间直接的来往，例如中国人到法国人的家里做客，法国的旅行团到中国的农村小住等，那样的交流也许会更加深刻，更加富有成效。

法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种生活

陈侗（广州美术学院教师，曾策划“实验艺术丛书”和“午夜文丛”）

新京报：你主持的“午夜文丛”有什么出版计划？在这次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有什么展出活动？

陈侗：原计划出版的那些书都还在筹划、准备当中。我们当然一直在准备贝克特选集的出版，拖了很长时间，明年会作为献给贝克特诞辰100周年的礼物出版。明年计划出的书还有罗伯—格里耶夫人的日记《新娘》，这是一份不可多得、不可忽略的文学档案。这次书展是我从事出版以来第一次参加的展览会，我主要来出席几个活动，因为罗伯—格里耶来了。

新京报：作为一名译介工作者，你期望“午夜文丛”对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

陈侗：我是出版策划人和编辑，不能算是“译介工作者”。我自己从这些书中受益许多，但我无法预知“午夜文丛”或我策划的其他书对中国将产生什么影响。

人们现在追随罗伯—格里耶，并不是因为他们了解现在的格里耶，他们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的现代派文学氛围中。我们出版的书恐怕也要再等20年才会有更多的读者。

新京报：除了把法语小说、批评理论翻译成中文外，你是否还有把中文书翻译成法文的计划？

陈侗：我想把自己写的书翻译成法文，当然不是为了出版，只是为了让我的朋友们阅读。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情况不太了解，如果见到好的手稿，我会考虑以一种十分传统的方式出版中文简体版，我认为，把一个好的中文作品翻译成法文，那应该是对方做的事。

新京报：据说你策划的另外一个系列“实验艺术丛书”（白皮书）一直亏损，这对你们的出版计划有影响吗？

陈侗：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实验艺术丛书”的销售情况还不错，是“午夜文丛”系列的个别品种比较亏损。尽管我们不太在乎亏损，但听到赢利的消息还是很激动的。

我们的书可能存在的问题是，有时候会在一本书中收入好几个作品，弄得一本书很厚、很贵，从市场的角度看，可能会因此影响销售；但在其他情况下，我们的书基本上还是受欢迎的。

新京报：除了图书出版外，你还想在中法文化交流的其他方面做什么吗？

陈侗：虽然有时候写着写着，我就把自己塑造成了中法文化的交流使者，但我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欣赏的是具体的人和事，而不是一个国家以及广义上的这个国家的文化，所以我绝对不是一个“哈法族”，除了语言上，我欣赏法语多过英语，在其他方面我是各有所爱的。

我认为法国人虽然很幽默，但缺少中国人的灵活性（即缺乏原则性，“变则通，通则变”）。所以我会先让法国人觉得我尊重他们的原则，接下来就用灵活性解决一切问题。

新京报：继《自己的世界》和《马奈的铁路》之后，你的下一本书会继续谈法国吗？

陈侗：也许还会吧，甚至会更多，不过不会很全面地谈法国。比方说，我可能会在下一本书中谈马奈的《铁路》这张画，书名暂定为《绘画是什么》，主要模仿德勒兹的《哲学是什么》。这本书到现在还没有开始写，可能会先出版我另一本关于绘画的自传，书名叫《二十年后》，在这本书里，绘画不会是博物馆里的东西，绘画将是一个人的生活内容。

我想，我也是以这种态度介入文学的。依此推理，法国也不是一个国家，它也是一种生活。

中国作家正在慢慢进入世界主流文化

毕飞普（法国菲利浦·毕飞普出版社负责人）

即将前来参加中法出版论坛的法国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ROBBE- GRILLET）

法国菲利浦·毕飞普（PhilippePicquier）出版社自1987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远东文学的翻译及出版，其中，中国的图书是其最大的对象。从出版陆文夫的《美食家》开始，至今已经出版了林语堂、钱钟书、杨绛、王安忆、余华、王朔、格非、莫言、毕飞宇、老舍、苏童、方方、陈凯歌、白先勇等数十位作家的作品。他们一直跟随中国文学发展的走向，抓住一个作家就出版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作品。他们忠实于作家作品，努力培养中国作家在法国市场上的读者群体。例如，以前法国人不知道毕飞宇，后来，经过其出版介绍，使得他的作品《青衣》在2004年法国书展上获得读者奖第一名。从1987年至今，中国作家慢慢进入了世界主流文化，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作家势均力敌，在法国或者说欧洲市场上得到读者认可。该出版社每年出版中国的文学、艺术、少儿、建筑等方面的书30余种。

新京报：你们曾经出版过莫言等人的小说，请问为什么看中这些作家的作品？

毕飞普：他们以不同的声音体现了文学的多样性，每一位作家都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让我感动。例如，莫言擅长讲故事，毕飞宇具有进入人物内心世界的能力，而王安忆充满诗意的眼光则让我想到伍尔芙。虽然他们写的是中国的事情，但在世界上却能产生全人类的共鸣。又如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讲的是中国的人和事，但有全人类的感受在里面，无论思想、语言还是风格，都显得越来越“不中国”，传达了人类共同的感受。

中国的图书越来越为法国读者所熟悉，不再视其为异国情调，在法国的很多书店都开设中国当代文学专柜，而在荷兰、西班牙等国家就没有这种情况。中国图书已经成为了法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国的一流作家也被读者所认同。我们出版社对中国的文学有一种激情，非时尚而是一种延续，目的是让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好的作家在世界文坛上有一席之地。

新京报：你们还将出版中国哪些作家的作品？

毕飞普：新的作家，我们看好王刚、杨红樱等人，当然，已经出版过作品的王安忆、莫言、苏童、毕飞宇等人的新作，我们也将陆续出版。另外，人文、社科类的书我们也将出版。

新京报：在这次的北京图书国际博览会上，你们会将哪些书带到中国来？

毕飞普：我们出版社只出版远东地区的图书，以及法国人写的关于远东地区的书，我们不出法国作家的书。我们出版社是欧洲国家看远东的一个窗口，比起中国的书展，我们更看重法兰克福的书展，我们出版的中国图书远销意大利、荷兰等国，已经树立了中国文学的品牌。一个好的出版社不只为发现好作者，还要有好的发行。

新京报：你们如何看待中国的出版行业，有什么具体建议吗？

毕飞普：希望中国的出版界能够呈现多样性，特点更多元，不要那么集中，要有个性，这样我们的选择余地会更大。在和中国出版社的合作过程中，我发现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不善于介绍自己的优点，缺乏有个性的出版家和个性化的产品。我们尤其担忧和中国大的出版社合作，他们从来不回答你的询问。总之，出版社不分大小，关键在于编辑人员素质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