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巴金先生走了，他留给中国和世界的遗产早已超越了文学本身，给人多方面的启示。一位跟随巴金多年的日本文学翻译家讲述了巴老生前与日本友人交往的二三事，在中日关系陷入困境的今天，那种深厚的友谊让我们看到了中日两个国家之间应有的情感。

巴金与井上靖(右一)夫妇合影

巴金与丰田正子女士(一排左二)

巴老以文会友 结识日本作家

1961年到1963年，巴老曾三次率团出访日本。那时，中日两国没有邦交，访问处处遇到阻力，但他说：“我怀着以文会友的心年年东渡，每次访问都结交了不少真诚的朋友，文学的纽带把我们联系起来。”巴老把这种友情写成散文，结集为《倾吐不尽的感情》。

从那时起，巴老与井上靖、水上勉等日本知名作家保持了长久的深厚友谊，这种友谊是基于他们对文学的共同理解和互相的热爱。巴金在《文学生活五十年》中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时说：“我也有日本老师，例如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特别是有岛武郎，我经常背诵有岛的短篇《与幼小者》。”

1977年，巴金先生曾对井上先生写老舍的文章《壶》给予热情评价。后来，巴老又读了水上勉写的散文《蟋蟀罐》，感到日本作家对老舍的悲剧理解得比中国人更深刻。

巴老与井上靖 共同声讨日本右翼

巴老与井上靖先生长达几十多年的友谊令人动容。1984年，巴老和笔者到井上先生家拜访，井上先生亲切地回忆起60年代他到巴老家做客的情形，对巴老夫人萧珊女士做的冰淇淋还念念不忘。谈话间，井上先生风趣地讲了个小故事，说前不久他去看望日本女作家野上逆生子女士，野上女士当时已是百岁高龄，她问起井上夫人的年龄，得到的回答是70多岁，野上女士说：“太年轻了！”这话让井上夫人幸福了好几天。巴老听了故事，爽朗地哈哈大笑，随即说：“我也要努力，争取活到21世纪。”

1990年，巴老获得日本福冈的“亚洲文化特别奖”。由于巴老行动不便，笔者和其子李小棠去日本代为领奖。巴老还特意让我们给井上先生带去了一套宜兴茶壶。当时井上先生体质已经非常虚弱了，盛夏时节还穿着毛背心，听到巴老的问候，先生非常激动。

井上先生和巴老正视中日历史的责任感和正义感让他们的友谊更坚定。上世纪90年代初，两人曾在《人民日报》和日本主流媒体上发表公开信，批判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教科书的行为，在中日两国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巴老演讲稿 日女作家熬夜抄写

日本女作家丰田正子先生的床头，长久摆放着一本日文版的《随想录》。如今，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她静静地躺在疗养院里，巴老的去世消息她已听不到了。可当年，她对巴老真诚作文、坦白做人的敬仰是那样让人感动。

1980年，巴金先生第五次访问日本，在朝日讲堂发表《文学生活五十年》的演讲，而日文译稿是由丰田正子代读的。她说：“我有机会向日本读者宣读巴金先生的《文学生活五十年》，是我一生莫大的荣幸。这篇讲话告诉人们的不仅是巴金先生的人生道路，还有一个作家应该怎样做人。”丰田先生读稿子时，不时用手帕擦眼泪，偌大的会场鸦雀无声。

后来我们才知道，日本主办方本来是安排八木女士读巴金先生讲稿的，但头一天丰田先生读着讲稿时已经泣不成声，几乎无法读下去。八木女士注视着她，说：“我看这个稿子就由丰田先生来读，效果会更好。”从未做过翻译的丰田先生只好从命，为了读时不出差错，她要把潦草的日文译稿工工整整地抄一遍，从晚上9点开始，她一直抄到黎明，那年她已经58岁了，且有高血压等慢性病，疲惫让她头昏恶心，但她一直坚持把稿子抄完。

巴老演讲引来了《随想录》的日文译者

1980年的巴老在东京的讲演会吸引了众多日本读者。演讲当天，偌大的讲堂座无虚席，后来者只能坐在中间的过道。

在这些听众中，有一个人叫石上韶，他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系，后从事新闻工作，退休后开始学习中文。他那次到朝日讲堂听巴金讲演，纯粹是想练练听力，但没想到被巴金的真诚打动了。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随想录》，并很快把它看完了。再后来，他就成为巴金五卷讲真话的大书《随想录》的日译者。

文／陈喜儒(中国作协外联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