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理工大学范跃进教授认为，经济基础的变迁必然相应要求社会管理方式、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因此我们必须从生态文明、生态文化的大视野看待“循环经济”。即从广义循环经济学的范畴来探讨其研究意义。

首先，广义循环经济理论研究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及其相关领域，对把握社会文明转型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一方面，西方社会的现代化使现代人类从传统宗教和政治权威下解放出来，成为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自由“主体”，但也给人带来一个无情冷漠异己的物质世界，造成了社会关系的物化，使人的精神在巨大异己的物质世界中处于无家可归的渺小无助、无根流放的异化状态，丧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就是现代人所面临的“现代性危机”之一：精神意义失落的危机。另一方面，“工具理性主义”服务的是现代人“人类中心主义”的“经济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目的价值理性”价值观。在此工具目的理性的视野和功利目的价值观中，人与自然本然的共存和谐关系，化约为简单的合乎人短期功利目的最大化的利用与被利用的“主客关系”乃至“主奴关系”，违背了人与自然共生和谐的生态有机规律。以致于到了工业文明时代的后期，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人类对自然界资源进行了近乎是“竭泽而渔”的掠夺性、粗放性的开发和超负荷的索取，造成了人类从自然界索取资源的能力，大大超过了自然界的再生增殖能力以及人类补偿自然资源消耗的能力。

20世纪八九十年起，发达国家为了提高综合经济效益、避免环境污染以生态理念为基础，重新规划产业发展，提出了“循环经济”发展思路，形成了新的经济潮流。日本2000年提出了建立循环型社会的理论。美德日还为建立循环经济立法，从制度上保障循环经济的发展。我国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工作报告也提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设想。循环经济是以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为特征的经济形态，是生态经济新的发展潮流和必然趋势。这说明生态文明并非是一个乌托邦，而是由现实经济基础的新的文明建构的实践。

由此，范教授指出，社会文明建设必须有前瞻的目光，突破现代性思维方式的局限，用人与自然内在有机统一的思维方式引导全新的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发展方向。

其次，广义循环经济理论研究对传统主流经济学范式提出了挑战，对经济学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一方面，循环经济对经济人假说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现代经济学最基本的假定和信念是关于理性经济人的抽象和假定，所谓“经济人”，就是“会计算、会创造，能获得最大利益的人。其中就蕴含着“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含义。在理性经济人的范式中，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社会阶级中具有十分具体的社会和历史属性的人，被抽象成了无差别的鲁滨逊式的个人，他们基于各自的成本——收益计算的自由交易创造了整个世界。马克思主义则把人看作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社会整体结构的角度具体、历史、整体地把握人，其理论视角是整体主义、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路与生态主义的整体有机思维是相近的或一致的，而个体主义的思路则是与生态主义根本相悖的。如果不放弃“理性经济人的假定”，主流经济学是无法适应循环经济、生态经济发展的需要的；另一方面，循环经济挑战了主流经济学“效用最大化”的理论。“效用最大化”理论是现代经济学关于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收益”的“理性经济人”假定的具体应用，集中体现了现代经济学的中心和精髓的“效率”理念。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首先也是以效率为轴心原则的。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念，生态经济是无效率的。但按照广义整体的生态效率观念，恰恰是传统经济低效率，而生态经济是高效率。生态计量经济学就是研究生态效率的问题，抓住了经济学的关键，突出了传统经济学与生态经济学的区别。

范教授认为，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其一般范式和具体哲学范式、社会学范式及人工范式或科学技术范式是什么，现在还很难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也正因为这样，它才更值得探索，更需要在这方面开展有效的理论研究。  (国家信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闫敏博士后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