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市“十一五”规划工作领导小组与本报联合举办的四场建言会在昨天中午落下帷幕。四场建言会吸引了16000名市民通过各种方式报名参加，169名幸运者被选中参加会议并发言。更多的市民通过手机短信、网络和信件等方式提出了意见建议6万余条，给“十一五”规划献言献策。

四场建言会的主题分别是：如何看待北京市越来越多的人口问题、北京如何建设成为一个节约型城市、北京如何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以及北京如何解决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在昨天最后一场建言会中，40名市民代表从多方面、多角度畅谈对社会保障、就业以及医疗问题的想法和建议。

外来务工者的心声

在昨天的建言会上，有不少市民代表是在北京打拼的外来务工人员。能够有机会参与北京“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对他们来说是通过另一种方式使自己成为北京的一分子。

皮肤黝黑的李慧军坐在市民代表席里显得有点与众不同。小伙子今年26岁，是昆太生态园的库管。在今年5月份来北京后，这是他找到的第二份工作。同事很好，但是单位在六环外，在他看来已经不算北京了，所以他想换个工作。他说他想学更多的东西。“我本来也有机会上大学的。”五六年前，李慧军因生活所迫放弃了继续求学的机会，汇入打工仔的人流。他南下广州，又回到老家山西，父母让他结婚，他不愿意，现在又来到北京。说到这些，他的眼眶有些湿润。不过，红着眼睛，他仍然努力笑着：“现在我很快乐。”

这个喜欢思考社会问题的年轻人觉得，就业是企业和人才双方的事，要重视企业的发展，提高人才的素质，保证就业信息渠道的畅通。他在北京的两份工作都是通过大型招聘会找到的。不过，在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这个大问题之下，还有很多内容是李慧军没想过的。别的代表发言的时候，他不时做着记录，也许当他寻找下一份工作的时候，就会认真地考虑“三险”问题了。

王艳丽1992年就从家里出来打工了，一直到现在。她觉得能代表来北京打工的人员发言很荣幸。经历了这么多年找工作的困难，她希望把求职变成应聘。对这种方式她设想得很美好：“希望北京可以带头把来打工的人聚集在一个地方，按性别和职业划分，在指定的地方参加招聘。需要雇人的商家可以过来找我们，在固定的场合签劳动合同。如果有这样的形式就可以避免很多的问题。”

她还提出了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现在打工的有很多外来的人，除了家里条件特别好的买了保险之外，大多数人都没有这方面的保障。”她希望政府能对这个问题重视起来。

再就业者说自己的故事

46岁的杜爱军是新华人寿保险公司的保险代理。她对“4050”人员的再就业和大龄有轻度残疾人员的再就业问题特别关注。大龄下岗人员是最需要有经济收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的人群，这部分人上有年迈的父母要赡养，下有子女在读书，并且多是在高中等非义务教育阶段，费用很高。同时这些人正处于中年向中老年的渐进期，不少人患有轻重不同的疾病，需要医治和服药，他们没有经济收入，困难重重，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多因为学历低、年龄大而被拒之门外，其实这部分人虽然在年龄学历上不占优势，但是他们有着二三十年的工作阅历和经验，只要不是那种高精尖的岗位，他们是可以胜任的。

杨建国曾经失业过，在没有工作的日子里他亲身经历了一个按摩师的培训班。据老师讲本应三年的学习课程结果八天就结业了，“我们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根本没听懂。老师把报酬拿走了，我们什么都没有学到。”他希望这类培训班能够提高质量，否则不如把办班的钱拿来给失业人员上保险。“失业人员最大的后顾之忧就是养老保险，要做到老有所养，这个是最重要的。”

民智民意充分体现

在昨天的建言会上，市民代表们还提出了不少好点子，诸如：加强对劳务市场的管理，取缔不规范运作的劳务中介；加强对失业人员现就业指导，制定政策鼓励人们就业，对一些有劳动能力但短期内无法就业的人员，街道也应该把他们组织起来适当参加一些公益劳动；调整现行税收政策，加大社会财富转移力度，为社会保障提供充足资金；加强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监管，确保企业给员工上“三险”；加大缴纳养老保险金的监督和宣传力度，增强员工维权和社会保障意识，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创办社区托老所，接收生活可以自理的老年人，不仅可以有效解决老年人的生活问题，同时也增加了就业；退休人员退休金的调整政策进一步细化；降低失业保险支取门槛，明确支取流程；职工的三险一金的缴费手续可以由过去按年统计改为按月统计等。 （本报记者廖雁实习生陈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