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信息时报》报道，东莞一镇政府出台奖教奖学方案，方案中对横沥户籍并在横沥中学就读参加高考的学生，被清华、北大录取的奖50万元；被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开大学等录取的每人奖5万元；获市单科状元每人奖3万元；获市总分状元每人奖10万元；被其它重点院校和一般本科院校录取的学生分别奖1万元和3千元。

政府职能在法治文明社会已得到明确界定：增加服务职能，淡化行政色彩；增加责任职能，淡化权力色彩；增加阳光职能，淡化灰色职能；增加“有限政府”职能，淡化“无限政府”职能。

特别是《行政许可法》实施后，这部“法律削权刀”针对的就是政府的不当作为——不该干而硬干的，必须叫停；该干而没认真干的，强制履职。蛮干、硬干、胡干等霸道做法还会受到法制诉讼。所以，政府的权利观念和行政职业定位与过去相比，已发生变化。

看到东莞重奖高考状元的新闻，我有点纳闷。考试自有组织考试的机构根据考试结果来评判优劣，政府怎么能不惜动用行政资源和政府职能来肆意评判呢？换言之，像高考这样的事虽然也属于公共事务，但考试的结果却属于公民的个人事务。政府动用掌握的公共资源为考试提供服务是履行职责的分内之事，但奖励取得优异成绩的考生就超出了提供公共服务的边界。

政府在事先没有征得纳税人同意，又没有履行必要的行政许可听证程序的情况下，将公共资源和经济资源无偿分配给状元学生，本身就不具有合法性。

关于奖励状元学生，媒体和社会都认为，“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贫困生才更需要政府经济支持。教育部还下发过此类规定：不主张宣传、奖励高考状元。政府随意支配公共资源，会进一步强化急功近利的应试心态，让素质教育陷入窘境，加剧教育生态的“政府性失衡”。因此，政府要清醒认知自身的行政权力定位范围，从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角度行使权力，不断增强依法行政的意识。

耿银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