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监察局自律办公室主任庞建国表示,由于“货币化”公车改革的综合效果尚无法衡量,北京市最近几年都不会实行车改。而之所以暂时停止公车改革,是因为“货币化”车改方式从小财政上来看,可能是省钱了,但从本市大财政来看,则绝对是增加了预算。(京华时报1月21日)
无独有偶,除了北京以外,近一段时间,国内很多地方的公车改革都因为类似的原因搁浅了。全国车改的先行者杭州市,就于去年3月初宣布暂停车改,而暂停车改的原因与北京几乎同出一辙,就是货币化改革导致车贴开支过高,与期望中的改革成效南辕北辙。
公车改革遭遇的危机,暴露了制度和体制上的问题。首先,导致局部试点可行,但无法全面铺开的直接原因在于干部数量过于庞大。北京市的公车改革试点选择主要集中在郊区下辖镇,仅就这些试点而言,改革前和改革后的经费上来计算,应该说钱省了20%至30%,最高的甚至有50%,可谓是卓有成效的。但如果其方案推广全市,由于北京处级正职以下的干部科员就有10多万人,如果按每名处级干部补贴1500元、其他科员补贴几百元不等的数额来计算,这将给财政预算带来沉重压力。
其次,从改革推进制度来看,我国的公共政策变迁多采用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作为主要推进途径,即基本上都采用依靠行政力量自上而下推行的方式。这样的改革模式,如果一旦涉及管理者的利益,就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在一些领导的眼中,公车已经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浙江公车改革后,要求各级公务员或自己开车、打的甚至骑脚踏车来上班,公车作为公务员身份象征的功能不复存在。此种优越感的丧失使得行政改革推进必然遭遇内部阻碍。
由此可以看出导致公车改革搁浅的激烈矛盾,一方面,干部动辄上千元的高额补贴,被群众认为是变相涨工资,成本高企,而同时又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即便获得了高额车辆补贴,对于已经习惯了“公车带来优越感”享受的干部,却不以为然,宁肯放弃车贴而继续使用公车。如此巨大矛盾反差,公车货币化改革如果不搁浅倒是反而要使人奇怪了。
导致这样一个矛盾的制度原因就是,公众,也就是理论上公车的真正所有者被排除在改革之外,以浙江省为例,公车制度改革的整个过程,从改革初期的调研,到筹备、实施、直至被叫停,社会公众均被排除在外。而期望让已经长期享受公车利益的群体自我主持改革决策,革掉自己的既得利益。显然,这样不符合逻辑的改革绝难奏效。
事实上,破解这个难题的思路并不复杂,就是要充分运用公开听证的办法,请出利益相关人和群众一起讨论确定改革具体方法。而给予所有相关群体,特别是公众充分发言的机会,看似简单革新,其实意味着整个改革体制的深入突破。(马红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