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第一个春夏，日本又在历史问题上制造麻烦。从右翼学者搞的那本掩饰日本侵略历史的教科书，到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一连串的事件再次把人们带进上世纪血雨腥风的历史，再次唤起受害国人民对历史伤痛的记忆，于是，日本与东亚邻国的关系又一次紧张，日本的形象也再次蒙羞。
观察日本右翼势力和某些政要的种种异端邪说，无不会惊诧于其心态的扭曲、言行的矛盾、善恶的倒错、逻辑的混乱。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的亚洲近邻国家的人们怎么也搞不明白：日本明明是进行了侵略和殖民统治，怎么反而成了“解放”亚洲国家的“圣战”？明明是到别国领土上烧杀虏掠，怎么反而成了“自存自卫”？那些当年把日本国民拖入战灾造成310万日本人死亡、手上沾满数千万亚洲人民鲜血的战犯们怎么就成了“英灵”？人们说，那些在侵略战争中的战死者，是被日本军阀驱赶上战场的炮灰，死于无辜，日本的当权者与其给他们贴上“为祖国的和平与繁荣而牺牲的英灵”的廉价标签，莫如真诚向他们及遗属谢罪，因为如果不是错误的国策，他们本不该死于非命。
环顾战后半个多世纪的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至今在历史阴影中艰难跋涉。与经历相似的德国相比，二者对待历史是如此的不同：一边是德国的总理真诚下跪遇难犹太人纪念碑，一边是日本的首相一次次参拜为军国主义招魂的靖国神社；一边是对纳粹分子追查不放，一边是不断为战犯百般辩解；一边是认真反省而得到人们的宽恕与谅解，一边是因掩饰侵略历史搞得内外天怒人怨。这就提出一个大问题：日本该怎样面对亚洲近邻？
悬浮在西太平洋中的日本列岛，如同几条连在一起的船。从列岛遥望亚洲，那是一片神往的大地。历史的和地理的因素，使日本民族有种危机感与孤独感。由于缺少与其他民族接触、融合，日本虽得惠于邻国却不善睦邻。19世纪中叶，日本面对西方殖民者的威胁断然实行维新的同时，又打起“脱亚入欧”的旗帜。最有名的是那个被奉为“日本文明之父”的福泽谕吉，他公开主张日本“脱亚”，提出“论其主义，只在‘脱亚’二字”。其结果，使“整个民族都全力尽量使自己变得不像亚洲人”（日本学者语）。更可悲的是他号召不要与邻国“共兴亚洲”，竟把日本文化的恩人中国、韩国、朝鲜等国看成是“恶友”，既然“亲近恶友者不免共担恶名”，所以日本应当干脆“谢绝东方之恶友”。一副自以为是、视野狭窄、极端自私又不愿睦邻的嘴脸跃然纸上。从历史角度看，日本的“脱亚”是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的“先觉者”的“秘策”：以朝鲜为跳板，进兵大陆，并吞中国，名为“脱亚”实则“欺亚”，“共存共荣”只是幌子，以邻为壑，才是真意。
对日本来说，直面历史是与邻国和睦相处的政治基础。历史是过去与今天和未来的对话，提供了正与反的镜鉴。当日本奉行欺邻、侮邻政策时，收获的是灭顶之灾；当日本战后走和平发展道路时，终于立于经济强国之林。客观说，战后的日本不同于战前，广大日本国民是反思过去的战争的，在此基础上，日本为改善与亚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做出了努力。作为世界的经援大国，日本也为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日本多次强调是“亚洲一员”，认为日本的繁荣离不开亚洲，体现了日本人民与亚洲睦邻的愿望。
尽管如此，日本在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上仍缺少“亚洲一员”的自觉，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定势仍表现出强烈的惯性，缺少与近邻彻底和解的勇气，至今没有放下历史包袱。例如，战争过去半个多世纪，日本仍没有实现与近邻朝鲜的关系正常化，少数政治家仍然抱着侵略史观不放，说明日本仍没有结束“战后”。
语曰：“德不孤，必有邻”。友好睦邻需要历史的共识。值得欣慰的是，几乎所有的公立学校拒绝使用美化侵略的历史教科书，广大国民反对参拜靖国神社。有识之士还在反思日本的“国德”问题，前首相小渊也提出过要建设“富国有德”的日本，证明日本社会中在历史认识上的正义与良知。
中日两国比邻而居，睦邻友好是两个民族的神圣使命。在和平与发展的历史大潮中，亚洲的国家都需要登高望远，以史为鉴，开拓未来，在新世纪做守望相助的新型邻居。
《人民日报》 (2001年08月24日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