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对比德国和日本对待侵略历史的态度。认为德把反思历史作为头等大事，它永远是日本的镜子。

德国《时代》周报杂志4月14日一期（提前出版）发表文章，强调德把反思历史作为头等大事。文章摘要如下：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在德国始终是一件头等的政治事件。它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社会方面确立民主具有重大的意义。

德国能够真正自我批评地面对过去，这一过程持续了很久。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点还不是十分明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逐渐发生了些许变化。 1965年4月，时任联邦德国总统海因里希·吕贝克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解放纪念日发表了讲话。从他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联邦德国开始扭转对“第三帝国” 的罪行保持缄默的趋势。

自从社民党和自民党在波恩联合执政以及反纳粹主义的流亡者维利·勃兰特成为联邦总理以来，历史政策的角力场上就持续发生变化。批评性的声音日益在社会上占据上风。在勃兰特新东方政策的框架内，官方对待1945年战争结束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因为现在联邦德国人更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对二战中苏联和东欧的牺牲者负有责任。

1975年，联邦总理施密特在讲话中赞扬5月8日是“摆脱纳粹暴力统治”的日子。

10年后，联邦总统魏茨泽克在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联合会议上发表的纪念战争结束40周年的讲话有理由被视作“德国战后历史的转折时刻”（以色列驻德国大使本·阿里语）。这个讲话明确拒绝掩饰或原谅纳粹罪行的所有尝试，并且首次对独裁和世界大战的所有受害者作出不同的评价。魏茨泽克清楚地表明，自我批评和有区别地对待自己的过去属于联邦共和国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

德国投降40年后，二战结束突然引发了社会到那时为止从未有过的兴趣，相关的讨论也是从未有过的。1985年5月5日，当联邦总理科尔在比特堡士兵公墓与美国总统里根一起缅怀战争和暴力统治的牺牲者时，一场愤怒的风暴席卷了德国。因为组织者忽略了一点，那里埋葬的除了德国国防军士兵之外还有武装党卫军的成员。

香港《亚洲周刊》4月17日一期（提前出版）发表文章：德国永远是日本的镜子。全文如下：

德国人自己拍的《希特勒的最后十二夜》（又译《帝国毁灭》）在全球引起轰动。这部电影拍出德国人的痛苦自省，不虚饰，不隐瞒，但又有血有肉地呈现希特勒最后的命运，让世人了解为何一个狂热的领袖与狂热的理念会导致600万犹太人被杀、各国共计5000万人罹难的巨大悲剧。

但恰恰在这个时刻，日本当局却通过右翼编纂的新历史教科书，隐瞒历史，漂白史观，将日本军国主义从“加害者”变成“受害者”，引发了中韩及亚洲各国的抗议怒潮。

这就是德国与日本的巨大差别。德国人把德国的荣誉、德国人的尊严与纳粹帝国分开，与希特勒分开。

现在，在欧洲，没有人对德国在二战时期的暴行耿耿于怀。但就日本而言，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没有昔日被侵略的国家和它争议战争责任问题，也没有国家会质疑德国的历史教科书在隐瞒事实。

文化史学者早就发现，这是因为德日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德国人在基督教的传统中，可以在认罪及赎罪中洗涤心灵之痛；但日本人却在“耻”文化的漩涡中，心灵深处不知如何洗脱战败的耻辱。

当然这也和战后盟军的不同政策有关。德国的纳粹意识被清算殆尽；但美国当局在战后却因为面对苏联及中共的崛起，刻意保留日本天皇体制，联日制共，没有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罪行，使日本不少人对战争罪责并没有深切的反省。日本很多右派也许只懔于美国原子弹的威力，但对亚洲诸国视为“手下败将”，这些右派意识不断在日本社会发酵，使不少日本人难以了解，恰恰为了日本的尊严，必须“知耻近乎勇”，才能赢得道德制高点，赢得亚洲的支持。

德国永远是日本的镜子。承认祖辈的战争罪责，不但没有使德国人蒙羞，反而使今天的德国人在欧洲及全球舞台上赢得尊重，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德国人可以，为什么日本人不可以？

香港《南华早报》13日文章：日本需要一位维利·勃兰特。全文如下：

中国人普遍对日本反感和不信任，这与日本始终没有真正对它所犯的罪行道歉有关。

在欧洲，德国被完全接受为欧盟的一个重要成员。同欧洲的情况不同，在亚洲，日本和受害国———特别是中国———之间从没有达到真正的和解。

前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1970年12月7日到华沙时，双膝跪在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表示歉疚和忏悔。勃兰特当众下跪致歉，表明他承认德国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这是深深痛悔的举动。

相反，日本一直不情愿向中国道歉。

对中国人来说，东京似乎根本没有接受历史的教训。日本批准使用粉饰战争历史的教科书表明它不承认历史事实。

日本政府拒绝支付中国以及其它亚洲国家慰安妇赔偿金的事实表明它不愿弥补过错。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一再参拜靖国神社，表明日本丝毫不在乎受害者的感受。 （来源：参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