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北京晨报》消息：零点调查发布了“宜资”城市排行榜，北京排在首位，紧随其后的是上海和深圳。但在同时发布的“宜居”城市榜上，北京仅排名第19位，处于倒数第二。

一个城市越是“宜资”则这个城市越不“宜居”，零点的调查给了我们再次面对经济发展悖论的一个数值化机会。

在一些大中城市，赶超型的发展战略仍然成为决策者优先考虑的选择，城市扩张的内在动力成了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内驱力，于是，房价高了才可能奇怪地被当作政绩、土地猫腻里总有部门利益的身影……在反反复复的拆迁过程中，城市的成本节节攀升，城市成了资本的工地、不复是精神的家园——这就是越宜资越不宜居的根源：因为当下的一个城市，如果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则必然导致地产投资价值提高，而使普通居民的生活花费水平整体挪移，市民的生活压力和住房价格一起疯长。

在“宜资”不“宜居”的对垒中彰显着尴尬的三重悖论：首先是城市建设单极化价值取向的悖论。有人说，一个城市要有对精英开放的高尔夫球场，也要有能满足打工仔居住的廉租房，才称得上宜居。但在GDP喧哗和政绩崇拜里，“只见别墅不见小屋”、“只见会所不见马路”。城市在向上流动的时候，过于把资源规划倾斜于精英话语，人为拉高了普通市民的居住门槛。

其次，城市建设缺乏理性规划的悖论。理想状态下的城市宜居因素是均衡的：涵括了对于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人文条件和自然环境的所有主要方面。但在“宜资”的狂热里，某些地方为了眼前利益，缺位了理性规划，城市的空间结构凌乱不堪，导致市民居住从吃饭到看病上学都成了问题，而正是这些小的挫败感累积着拉下了“宜居”的指数。

“宜资”不“宜居”的悖论还在于城市发展中“重大不重小”的错位思路。时下美国城市规划学界兴起的“新都市主义运动”很值得我们思考，说新其实还是重走了诞生于前汽车时代的“老都市”之路：密集的小街道，逛得起来的街肆，随处可见的小商业，闹中取静的居住区……这就是以自然人的需求和满足为尺度的“自然城市法则”，而我们正追求着“整齐的视觉、夸张的风格、新奇的建筑”的大理念，小处着眼的人文关怀走丢了，城市成了抽象审美的城市，“人”在城市发展中走丢了。

当然了，再“宜资”的城市，住满了“房奴”，怕也是“宜居”不起来了。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