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政府11月7日决定，应美国政府的要求，派出3900名士兵参加反恐行动。施罗德总理强调，对德国来说，这是一项历史性决定。11月16日，德国联邦议院经过激烈辩论，执政联盟以超过议会半数的票数对出兵决议表示赞成，政府获得了在一年内随时动用这支武装力量的全权。

    德国这次派出的部队由侦察、医疗、空运、特殊任务和海军组成，其中执行防原子、

    防生物、防化学侦察任务的部队800人，特种部队100人。如从相应装备来说，包括先进的“狐”式装甲侦察车、C—160型运输机以及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舰艇、海上侦察机等等。这支武装在何时何地投入使用尚无具体计划，惟一较为肯定的是，其海军如进入战斗状态将部署在“非洲之角”一带的海域，执行监视索马里和也门附近海空的任务。施罗德在宣布这项决定时说，德国不派地面部队参战。如果同美、英在阿富汗投入的军事力量相比，德国派出的部队具有二线预备队的性质。因此，德国这项决定的意义不在于军事而在于外交。

    众所周知，虽然德国是美国的北约盟友，但由于历史原因，德国对参加北约历次军事行动一直持回避态度，而多以其它方式履行其北约成员的义务。在海湾战争中，德国仅派出18架战斗机驻扎在土耳其东部以防伊拉克的进攻，实际并未投入战斗，德国主要的贡献是提供了数目可观的战争费用。海湾战争以后，德国虽先后在柬埔寨、索马里、波黑、科索沃等地派出军事力量，但多执行维和任务。也正因如此，德国始终不是政治意义上的世界大国，在西方阵营中，它的影响和地位主要还停留在欧洲的范围内。在欧洲，它的自主性逊于法国，和美国的关系逊于英国，德国的外交仍然带有强烈的战后时代色彩。

    美国遭恐怖袭击的意外事件给了德国一个增强国际影响力的机会，施罗德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数次表态“毫无保留地支持美国”，并从一开始就表示将从军事上支持美国的反恐怖行动，这同科尔当年在海湾战争期间的犹豫态度形成鲜明对照。10月上旬，施罗德在美开始轰炸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之后访问美国，协调双方立场，密切了德美关系。布什不仅称赞德国是美国“伟大的朋友”，而且肯定了德国目前在中东地区发挥的美国无法取代的调解作用，肯定了德国与伊朗发展更密切的双边关系对西方的意义。

    10月11日，施罗德在访美归来的第二天在联邦议院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德国将在世界上承担更多的责任。他说，在冷战结束、德国重新获得完全的主权之后，德国面临着“以一种新的方式”承担国际责任的任务。这一责任符合德国作为重要的欧盟伙伴和大西洋伙伴的地位，与德国作为“强大的民主国家和欧洲心脏地区强大的经济实体”的地位相适应。他表示，德国战后政治的这一阶段“不可逆转地”过去了。他在谈到德国准备派军事力量参加反恐怖斗争时说，这不仅因为德国承担更多的国际安全责任，也意味着“德国外交政策的一种新的自我认识”。

    促成德国外交政策在这种时刻发生划时代转变的原因，当然不只是德国的主观愿望，更多地还是因为客观上具备了促成这一转变的条件。一方面联合国安理会9月12日通过的1368号决议和9月28日通过的1373号决议给德国提出派兵撑腰，而且北约在其历史上第一次确认“9·11”事件是对整个北约的侵犯，所有这些都使得德国外交政策发生变化成为可能，施罗德的敏感迅速地认识到阿富汗危机对德国未来作用的意义。

    施罗德外交政策的转变是克服了执政联盟内部的阻力后实现的。无论在社民党还是绿党中都有反对德国出兵的力量，尤其是和平主义传统悠久的绿党。虽然主要反对党———联盟党和自民党早就表示支持，施罗德可凭借反对党的赞成票贯彻他的主张，但若得不到自己队伍的一致支持，则将损害其政府的执政基础和他本人的威信。因此，施罗德提出把出兵决定和对政府的信任联系在一起表决。经过一番紧张的磋商和说服工作，出于维护两党联合政府继续执政这一大局的考虑，部分议员转变立场，从而使执政联盟的赞成票超过了议会半数。这次表决结果的意义在于，施罗德的外交政策转变获得了坚实基础。

    此间舆论认为，在欧洲，德国已经上升到与英国和法国类似的地位。德国已经变得更为“自主自立”了。

    《人民日报》(2001年11月19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