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18日，一辆特殊的列车从中苏边境城市绥芬河驶向中国内地。说它特殊，是因为车上载着的是中国从苏联引渡的969名日本战犯。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的“魔鬼”一个个心神不宁，因为他们不知道此行的终点是哪里，在那里迎接他们的又将是什么？

拒绝承认罪行，日本战犯大闹战犯管理所

位于长白山余脉高尔山下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本是日本侵华期间修建的“模范监狱”。这座监狱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曾有数千名中国抗日志士在这里受到过残酷的虐待。因此，当战犯们走入这座由他们自己打造的、昔日的“人间地狱”时，他们的心态可想而知。

刚走进大门，日本战犯们就看见墙上的“战犯管理所”几个字，他们立即“炸了锅”。因为他们知道“战犯”与“战俘”不同，“战俘”迟早会被遣返回国；而“战犯”则要接受战争审判，承担战争罪责。

此前不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判处了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死刑。美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等国各自处置了几百名乙级或丙级日本战犯，其中许多人被判死刑。所以，当看到“战犯”二字时，这些曾经不可一世、杀人如麻的日本人不禁心惊胆战。他们扯下贴在墙上的《管理条例》，用脚践踏，高唱日本军歌。一名日军师团长甚至咆哮着喊道：“我和我的部下不是战犯，而是战俘，必须被无条件释放！”这看似声嘶力竭、困兽犹斗的咆哮背后，是试图极力掩盖的恐惧和懦弱。由于情绪极度紧张，战犯入所后心理波动极大，先后有501人出现高血压症状。心理重压之下，有一名战犯试图自杀，管理所负责人因此受到了上级的严厉批评。

周总理亲自下指示，日本战犯逐渐被感化

就在此时，周恩来总理专门做出了认真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教化的指示。根据指示要点，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同志们将其进一步细化为：要把战犯改造活，不是改造死；要严加管理，但要尊重每个人的人格，绝不能殴打、谩骂和侮辱；不允许有一个战犯死亡或逃跑；要从思想上进行教育和改造。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战犯管理所同志们的悉心感召之下，日本战犯们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战犯永富博之镶牙时，想起他自己10年前在扫荡中，竟把刺刀插进村民的口中，刺穿喉咙、割下村民的舌头、敲掉他的全部牙齿，然后用石头砸开脑袋的情景，禁不住泪流满面。“中国人给我这样吃人的野兽镶上了四颗牙，怎能不使我受到良心的谴责，怎能不使我感激中国人民对我的宽待？我一定要彻底认罪，重新做人。”随着牙齿的康复和人性的回归，永富博之提起笔，写下了一件件暴行。在管理所工作人员的工作下，战犯们相继表示服从管理、接受改造。

毛主席签发提前释放命令，千名日本战犯被免予起诉

1956年4月29日，管理所通过广播宣读了由毛泽东主席签发的主席令。当宣读主席令的金源少校读到“对于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犯罪分子，可以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处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如果表现良好，可以提前释放”时，战犯们激动地欢呼雀跃起来。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1062名日本战犯(共关押1109人，关押期间死亡47人)中，中国政府决定仅对其中部分犯有严重罪行的战犯进行起诉，对次要和一般战犯不予起诉，宽大处理。此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分3批对关押的1017名罪行较轻、悔罪较好的日本战犯宣布宽大处理，不予起诉，立即释放回国。

重要战犯无一被判死刑，近10万件私人物品全部归还

同时，对剩余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也展开了。据中国检察官郭春来回忆，每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交待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目的是使日本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无可辩驳。

由这些材料构成的战犯罪行卷宗，每个至少有一尺厚。经上级批准，工作团破例将卷宗交给战犯本人看，有问题和疑问可以提出来。郭春来说：“这些日本战犯以前随意杀戮中国人，对‘犯人’严刑拷打，现在我们审讯他们，完全靠事实和证据，别说毒打，就是一个巴掌也没有打。这样缜密的工作为审判成功奠定了基础。”

从1956年6月起，沈阳和太原两个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但没有一人被判死刑和无期徒刑。大战犯武部六藏和古海忠之仅判了20年徒刑，且关押时间自1945年开始计算，表现好的话还可以提前释放。至1964年，所有日本战犯被刑满释放或提前释放回国。

离开战犯管理所时，战犯们交给管理所保管的私人物品，大到金银玉翠、小到半截火石，总共98042件，一件不少，无一损坏。就连被战犯丢弃的一颗废金牙套，也归还本人。有日本战犯在临行前感慨地说：“中国战犯管理所是毛泽东、周恩来建立的世界第一、有史以来最高水平的监狱，是尊重人权，体现人性，完全的中国人道主义的典范。若颁发国际人权奖，理当给中国！”

以德报德，以德报怨，是文化成熟、精神富有的民族的共同品质，也是坚强意志和强大内力的外现。从1931年到1945年，中国抗击日本侵华14年；从1950年到1964年，中国改造日本战犯14年。两个可歌可泣的14年，把中国成功打败日本侵略者、成功关押日本侵略者、成功审判日本侵略者、成功改造日本侵略者的宏伟事业贯穿起来，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坚贞不屈与宽宏大量。

而回到日本国内的战犯，也不忘在中国接受的改造。1957年，日本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在“中归联”的组织之下，归国后的战犯们纷纷出版著作，举行活动，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忏悔当年自己所犯下的罪恶，为中日两国的友好事业书写了新的篇章。▲周烁

改造“魔鬼”的两千个日夜

编者按：76岁的赵毓英老人是辽宁抚顺市一名普通的退休职工，很多人都不知道，50年前，她曾担任过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护士长，亲自参与了对日本战犯的改造工作。

1950年7月，刚满20岁的我即将从中国医科大学高级护理专业毕业。一天，上级突然委派给我一项特殊任务：去绥芬河接收从苏联引渡的日本战犯。

7月18日，我和其他20多人来到了绥芬河。苏联人用装货的闷罐车运来了900多名战犯。中方则准备好了干净整洁的绿色客车，为了保密，窗户全部用报纸糊上。我在车厢里巡回负责护理，途中有几名战犯突发心绞痛、急性阑尾炎。我从小受够了日本人的气，见到战犯成为我们的阶下囚，真是十分解气。不过，作为医护人员，我还是细心地照顾每一个发病的战犯，把他们顺利地送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

到达抚顺后，组织上又要求我留在这里担任护士长，而且不能把自己的工作告诉家人。一开始，我非常抵触，经过领导不断地做思想工作，我渐渐意识到，自己从事的工作是高尚的，有益于世界和平的，这才把心安了下来。

管理所内关押的都是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的战犯，但管理所却对他们进行着无微不至的照顾。战犯武部六藏1952年患了脑血栓，半身不遂。管理所专门派了一个叫焦桂珍的护理员给他喂饭，给房间消毒，负责大小便。为防止他长褥疮，还一天三次给他按摩、翻身。1956年武部六藏假释后去了天津，他的太太原以为丈夫受了罪，没想到他红光满面，得知是焦桂珍一直照顾他时，抱着焦桂珍就泪流满面。

1953年的一天，一个叫安井清的战犯因患脚病突然摔倒了，我和温大夫赶紧送他去医院。到了医院要上楼梯，怎么办？那时人们很讲立场，能不能背一个战犯？温大夫想了一下，还是决定背。刚背到二楼，温大夫就觉得脖子里湿了，他以为安井清疼哭了，赶紧问他：“你疼吗？”安井清没有作声，大夫继续上楼，安井清则泪如雨下，到了三楼时，他用颤抖的声音说：“我对不起中国人。”

也是在1953年，一个战犯因病转院，中途突然下起了雨。由于没带伞，护士关慧贤就脱下自己的白大衣，给他盖上，自己却在冷风中瑟瑟发抖。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心胸和气魄。一个叫铃木良雄的战犯后来在回忆录上写道：“医是仁，医者之道以体贴人为本。这其实不应适用于我们战犯，我们抓到中国俘虏时从不把他们当人，现在我们是魔鬼，他们(中国人)却好像天使一样对我们。”

那个年代的生活非常差，一般的中国人能吃到粗粮就不错了。但从一开始，管理所就给战犯们粗粮细粮搭配着吃。不过，战犯们还不满意，他们先是拒绝吃粗粮，然后发展到绝食。后来周总理下了指示，给战犯吃细粮，还要抓好营养工作。这样，我又多了一项工作——给战犯当营养师。每天多少维生素，多少蛋白质，都要仔细搭配。炊事班的人一开始对此很不理解。后来领导不得不出面做工作，告诉他们，杀这些人容易，但是杀了有什么用？仇恨一代一代传下去，才是最可怕的。要好好改造他们，让他们认罪，这才是最重要的。

1956年，在战犯们被释放前夕，管理所带领他们到全国参观了一个月，从东北到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南京、苏州和杭州等地。这次活动给了战犯们很大的教育。我还记得，战犯们到了南京水利学院的一个地方，大概想起了他们在那里犯下的罪行，纷纷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受审的法庭上，战犯们也是泪流不止。日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还带头要求死刑。东京审判时，日本战犯一个也不认罪，审了两年都不能结束。而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不仅跪地认罪，而且主动要求受死。这跟他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生活和教育是分不开的。

很多战犯回国后一直和我们保持着联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渡部信一，刚进管理所时，他患了精神病，不吃饭还打人，给他吃药还说有毒。管理所想方设法给他治疗，把药裹在糖里哄他吃，护士挨了打也不能还手。经过10个月的精心呵护，渡部信一的病终于治好了。回国后，渡部信一每次给我写信，对我总是以“恩师”相称，而且还时不时写首诗遥寄相思。1984年，日本归国战犯组织“中归联”邀请我访问日本，渡部信一一见面就抱着我，眼睛里满是泪水，好像见了多年没有谋面的亲人一样。那时他家里并不宽裕，但他总是用最好的东西招待我们。有一次外出，渡部信一给我们买了石榴果汁，自己和太太则躲在一旁。我看了看价目单，原来果汁在日本非常贵，渡部信一是自己舍不得喝。

我一共5次受邀访日，这让我清楚地看到了当年工作结出的果实。总部设在东京的“中归联”一直在从事着促进中日友好、反对军国主义的工作，在参拜靖国神社一事上始终站在正义的一边。后来，随着战犯们的年迈和相继去世，“中归联”于2002年解散了，但同时，一个名为“抚顺奇迹继承会”的组织成立了，它的成员主要是战犯子女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他们继承了悔改的战犯的遗志，为和平友好奔走着。▲赵毓英口述 李宏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