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向军事领域内的广泛渗透，战术的“物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这种变化将对未来战斗乃至战争的进行，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

日渐增强的物化趋向

战术是进行战斗的方法。而物化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就是一种泯除事物差别、彼我同化的意境。”由此而言，所谓战术“物化”，似可以定义为：“以程序的形式，通过信息技术将战术信息植入作战力量这一物质实体之中，以达成战术目的的一种战术运用手段。”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战术是通过指挥员对战斗力量进行准备和组织体现出来的，是直接通过对武器装备的正确运用以及打击、机动、防护等基本方法来反映，并将谋略作为思维基础的，这是传统战术的一贯表现形式，它特别注重战术在方法运用上的艺术性。随着人类文明及战术、战争的发展，虽然战术作为一种方法的本质没有改变，但是传统的战术运用明显暴露出一些问题，突出地表现为战术运用节奏慢、变化慢、容量小和短时间内释放战术信息少，仅仅依靠在组织战斗环节，以方法的艺术性形式将战术运用出来，已不能满足现代战争的需要。而战术的“物化”恰能弥补其不足，它的突出优点是能够精确、及时、有效、灵活地在作战中释放出大量的战术信息。

战术的物化说明了技术决定战术，也承载战术、反映战术，通过“物化”来实现对战术的反映与运用。因此说，物化是战术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已呈现越来越强的趋势，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艺术型战术的作用范围。比如，现代战争中，很多作战力量特别是信息化武器作为战术和技术的综合体，直接地体现了战术要求，具备了很强的战术特征，如远程精确隐形制导武器本身就深刻地体现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战术最高原则，这些作为思维和意识范畴的方法，本来是存在于人脑之中，在组织战斗时才得以体现，而现在被物化在武器系统当中，这种物化现象在现代作战力量之中随处可见，不仅体现在高新技术武器的战术性能上，也体现在部队的编组和编成以及战斗力的快速生成、快速反应的运行机制上，还反映在战斗力的各个基本要素上，包括侦察、指挥、机动、火力、防卫和保障等方方面面。

战术物化的根本动因

其实，战术“物化”是人们一贯的追求目标。长期以来，人类在通过发展和使用武器装备来实现自身体力延伸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追求着智力的放大和延伸，只不过一直受到科学技术发展的限制，难以达到由潜到显的升华罢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类还不能将作为方法的战术物化在作战力量之中，只有在组织战斗时，才能通过对各种作战力量的运用表现出来。由于可以承载人类记忆和思维材料的出现，因而，当信息技术革命到来时，战术的物化也就有了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正如人们看到的，由于信息技术的介入，以往活化在人脑中的战术得以物化在有形物质之中，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且模块化、程序化、策略化、行为化的思维表现形式。这些思维方法被不同程度地物化在作战力量当中，从而使观念形态的战术，转化为物质形态的战术，使复杂多变的战术更具有操作性，也更适应现代信息化战争的需要。如指挥自动化系统所具备的分析判断、信息处理、仿真模拟和辅助决策等功能，使各种战术作业如战术计算、战术决策与指挥变得更加准确、迅捷、可靠；精确制导武器集隐蔽突防、精确打击与超越攻击于一体，使以往通过复杂的兵力组织与协同进行的穿插迂回、纵深破袭等战术行动显得落伍。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实现了战术在武器装备硬件系统上的“物化”，还借助信息技术和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现代科学理论成果，将战术物化于人员的编组、编成等“软件”系统上，实现了战斗力快速生成与自动重组等新型战斗功能。

需要指出的是，战术物化与“技术决定论”、“唯武器论”有本质的区别。战术物化不是对战术的否定，而是强调战术的表现形式正发生着变化。也就是说，在信息化条件下，战术通过物化表现形式与艺术性表现形式共同发挥作用，这两种形式相互弥补、相得益彰。

值得关注的物化价值

较之传统的艺术性战术来说，物化了的战术有着不容小视的价值和作用。总起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打破了战术运用的传统。信息化战争中，由于个人的战术智慧总是有限的，而且在有限的战斗时间里发挥出来更是受到制约。而物化了的“战前指挥”方式综合集成集体智慧，可将这些智慧固化为程序或软件，具有容量大、速度快、时效性强等特点，弥补了艺术型战术的不足。因此，在信息化作战中，以前需要指挥员现场指挥的一些作战行动，将不同程度地由具有思维功能的指令系统决定；对某个目标的成功打击，也较少依靠某个指挥员的“指挥艺术”。很多情况下，指挥决策人员的作用将主要体现在作战行动开始之前而不是作战行动之中。

二是促进了战术与技术的更深层次融合。在新军事变革时代，战术物化对军队建设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人们不再只是被动地、缓慢地让技术来推动战术的发展，由于人类对战争规律的深刻认识，加强了理论创新和理论牵引的作用，在近二十年来，战术已经摆脱了“被军事工业牵着鼻子走”的局面，不是单纯地停留在“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而是能动地对军事工业产生反作用，主动地提出技术上的要求——“打什么仗造什么武器、组建什么样的部队”。更准确地说，是制造什么战术性能的武器，就编组什么样的作战单元，以此来满足具体战争的需要，这必将进一步引起更强的战术物化趋势。因此，战术物化对部队建设来说，有着很重要的利用价值，这种价值要求军事的发展需要将科学家与军事家及作战部队结合起来，将战术与技术紧密结合起来，将平时与战时紧密结合起来。（陈永红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