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策性公司，中储棉原本肩负着调节棉花余缺、平衡市场供求的职能，但在棉价高涨的诱惑下，它似乎参与了一场本不属于自己的游戏，结果陷入困境。

从去年六七月份起，当国内棉价一路暴跌时，雷香菊就应该知道大错已经铸成。巨额亏损既然无可挽回，真相暴露只是时间问题。

1月13日，这一天终于到来。新华社发表一篇公开报道，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储棉)因决策失误，导致巨额亏损6亿元。

雷香菊是中储棉的总经理，亏损报出之后，记者数次拨打她的手机，电话已经由他人代接。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亏损6亿元，这还只是相对保守的估计。如果按市场价格计算，真正亏损接近10亿元。

中储棉成立于2003年3月，它的注册资金也不过10亿元左右。和中航油集团一样，它也是国资委属下的189家中央企业之一。历史或许有惊人相似，它也像中航油公司一样，在几乎赔掉整个公司之后，巨额亏损才暴露出来。

不同的是，中航油栽在石油期货上，这次中储棉却倒在棉花进口上。

据了解雷香菊的人说，她作风干练，相当精明，从事棉花行业工作20多年。在执掌中储棉之前，她曾任中华全国供销总社棉麻局副局长、华棉储备管理中心主任等。目前还兼任中国棉花协会副会长。

进口棉花失算、亏损暴露之后，雷香菊备受指责。

目前，国家发改委和国资委已经组成联合调查组，开始对中储棉巨亏事件着手调查。中储棉负责新闻宣传的人说，调查过程中，公司不便说话，结论可能会很快作出。雷香菊的缄默态度显然可以理解。

不过，公众似乎有理由知道，为什么一家新成立的大型国企会在一夜之间突陷困境。

似是而非的市场预测

对整个棉纺织行业的人士来说，2003棉花年度(从2003年8月到2004年8月)经历了大喜大悲。在这一棉花年度里，棉花价格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暴涨，继而是暴跌。

这种发生在国内棉花市场上的惊涛骇浪，最终打翻了新近闯入的中储棉。

价格暴涨是从一系列似是而非的市场预测开始的。

事后，新疆一家大棉麻公司的老总感慨说，雷香菊失手，也跟并不准确的各种对缺口的判断有关。

2003年9月，在一次全国棉花形势分析会上，有关主管部门宣布，由于受不利气候因素影响，2004年中国棉花产量将不超过520万吨。消息一出，在整个行业引起震动，因为这将是自2000年以来单产最低的一年。

当年9到10月，主要产棉区连续阴雨，人们对棉花产量的预测更为悲观，估计只有487万吨。国内对纺织用棉持续增长，供需之间开始出现缺口。

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棉麻公司总经理盛勇回忆，关于棉花供需缺口的判断，当时一些部门均发布过预测。缺口最多的时候，有判断认为将达到250万吨。而根据WTO签订的协议，中国在2004年配额不过89.4万吨。

用棉紧张的信息迅速传导到价格上。

9月初，棉花的收购价格尚在1万元／吨左右，销售价格是12000元-13000元／吨。到了10月底，棉花收购和销售价格分别达到了14000元／吨和16000元／吨。到了11月，棉花销售价格达到19000元／吨以上。

盛勇说，此时棉商手里即使有棉花，也都紧攥不放，以图囤积居奇。他表示，回过头去看，缺棉情形并未如当时判断那样严重。但是在当时，一些即使不懂棉花的，如果有资金，也参与进来炒棉花。

“当时凡是手里有棉花的，整个行业里的人都相信，棉价肯定能涨到20000元／吨。”盛勇说。

从2003年11月至次年2月，棉价一直维持高位运行，但基本上是有价无市，大家都手握棉花，等待一个更好的价格。由于棉价高涨，不少棉纺织加工企业只能关门歇业。

棉价的一路走高，让中储棉看到了赢利的机会。

根据当初国务院的批复精神，中储棉主要负责国家储备棉的经营管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作为国家政策性公司，它又肩负着调节棉花余缺、平衡市场供求的职能。但是，中储棉显然走得更远。

中储棉决定，直接大批进口棉花，因为它手里握有国家发改委批准的进口配额。

“在国内棉价疯涨的时候，谁能拿到进口配额，就意味着赚大钱。”中国棉花协会副会长朱兰芬说。

原因很简单，因为国际和国内棉价存在巨大价差。在国内棉价高峰时，进口棉的到岸价比国棉价格大约低2000元／吨，平均低1500元／吨。

而且，整个行业弥漫着乐观的判断，坚信棉价要涨到20000元／吨。

2003年10月，中储棉突然决定进口15万吨棉花；随后几个月又陆续进口了10多万吨。这批进口棉花并不是充实国家储备棉，而是以经营性为目的的商品棉。中储棉拿到进口棉时，是打算加价后卖给国内棉纺企业。

在这一行为中，中储棉扮演的不是一个维护市场稳定的政策性公司，而是以牟取公司利润最大化的经营性公司。如果棉价不跌，中储棉大量进口棉花，必将获得暴利。

市场方面的反应似乎也支持雷香菊的大胆进口行为。

有些拿不到配额又急需采购棉花的棉纺企业，就转而委托由中储棉进口，并交纳10%-20%的定金。江苏张家港一家企业就交了5000万元的定金。拿到定金，雷香菊找到美国三大棉商，大批进口棉花。

盛勇分析说，整个市场对棉花供需缺口的判断，以及这些交定金的棉纺企业的订单，可能影响了她在棉花进口上的决策。

看得见的手平抑棉价

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看得见的手对棉价发挥了作用。

为了平抑棉花价格的非理性暴涨，2003年11月底，国家发改委追加了50万吨的棉花进口配额。2004年2月底，又追加了100万吨的配额。加上原有的89.4万吨的配额，整个2003棉花年度的总配额达到了239.4万吨。

国家发改委的两记重拳，再加上其他宏观调控政策，如严控纺织行业的信贷等，结束了棉花价格持续了数月的涨势。100万吨的配额公布后，从2004年3月开始，棉价一路下跌，到6月中旬已经跌到14000元／吨左右。

棉价下跌时，中储棉的进口棉才开始陆续到港，并且大部分到港是在6月份之后。此时棉价与当时高峰时期相比，跌幅之深已经足以让当初拿到大批配额的国有贸易商遭受重创。

中储棉损失尤其惨重。

由于棉价大跌，很多向中储棉交了定金的企业，包括那家交了5000万元定金的张家港企业，在权衡之后，索性不要定金了。进口的棉花几乎全窝在中储棉手里。

新华社的报道称，中储棉此次进口的20多万吨棉花，最保守的估计，其成本也应在16000元／吨以上，这还不包括相当可观的财务费用。目前中储棉尚有20万吨进口棉花在手里。

到了2004年6月时，中储棉巨额亏损之事，已经开始在棉纺行业里传开。

据知情人士透露，为了摆脱困境，当时中储棉曾找到有关部门，希望将它进口的这批棉花按照成本价予以收购，作为国家储备棉。但是，有关部门曾一直不同意。理由是中储棉进口这批棉花时，并不是储备棉，而是为了赢利，所以亏损后，不能由国家埋单。

期间又传出，中储棉进口棉花，占压大批资金，而且从事这种经营性的进口，又不能完全信赖从农发行贷款，因而在大批进口的棉花到港后，没钱提货，大量滞留上海港和宁波港，有的时间长达数月之久。

8月份，雷香菊在和一家国内大棉麻公司的老总私下聊天时，承认巨额亏损已经形成了。她并反思说，出现这么大的亏损，主要是心态，自己损失只能自己承担。

但是，损失也并没有全部由中储棉承担。

8月底，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外界无从知晓。有关部门最后改变态度，同意将中储棉进口的棉花以不高于13100元／吨的价格收储。历经一番折腾后，这批商品棉陆续在此10月底前，进了国家储备库。

新华社则据此作出保守估计，中储棉亏损在6亿元以上；大胆估计是它亏了接近10亿元，几乎赔了全部家当。

以13100元／吨的价格，是一个高于市场的价格。在11月初，中储棉公布，将按不高于11500元／吨的价格收储国家储备棉。即使按此价格进行测算，它的真正亏损额也应接近10亿元。

公司从成立，到几乎赔完，不到一年半光景。

“它进口的量太大了，对整个后期风险判断又重大失误，所以大亏。”朱兰芬说。

本不应发生的亏损如果中储棉按照其成立的初衷，它本不应有机会去犯如此大的错误。

2002年底，在国务院对组建中储棉的批复中，明示了它的意义：是进一步深化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完善棉花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举措。受国务院委托，它负责国家储备棉的经营管理。

批复还同意，赋予它棉花进出口经营权。

根据国务院的批复，国家发改委对中储棉公司实行业务指导。不过，发改委经贸司司长毕井泉表示，这一批复并没有说明，中储棉公司不可以从事经营性的棉花进出口业务。

但是，根据中储棉公司的基本职责———根据国家计划和指令，负责中央储备棉的购进、储存、调运、销售和进出口业务，显然，如果中储棉公司进口棉花，应该是出于补充储备棉的目的。

这一点，从目前国家对棉花进口配额的管理上，也能看出来。

根据中国入世议定书附件8，进口棉花配额的33%被分配给国有贸易企业，67%被分配给非国有贸易企业。后者以众多符合条件的棉纺织企业为主，通过进口以补充生产需求。

但是分享33%配额的国有贸易企业只有4家：中纺棉进出口总公司、北京纺织工业供销公司、天津纺织工业供销公司、上海纺织原料公司。由于这4家企业是国有贸易企业，进出口棉花牟取利润，是正常企业经营行为。

不过，中储棉公司成立后，似乎顺理成章地成为分享这33%棉花配额的五巨头之一。

但是，它并不是真正的贸易商，而是一家政策性公司。如果进口棉花，只是单纯地牟取经营性赢利，它获得配额的理由，以及国家发改委将稀缺的配额发给它的理由，似乎都缺乏依据。

然而，中储棉公司却成为分到最多棉花份额的公司之一。

整个2003年棉花年度，国家共发放棉花进口配额239.2万吨。按照分配比例，5家企业大约可分得80万吨的棉花配额。不过，中储棉一家公司就获得了超过25万吨的棉花配额。

当时棉价一路上涨时，很多棉商对这家公司握有大把配额眼红耳热，羡慕不已。但没想到，棉花价格急剧下挫时，这家公司却蒙受巨大亏损。

作为政策性公司的中储棉公司，它参与了一场不属于它的游戏。（庞瑞锋）

《南方周末》 2005年0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