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营街——一个没有农业的村庄

在我所读过的关于中国农村的书中，费孝通先生所著《乡土中国》印象颇深。虽然这本薄薄的小书写于60年前，而那时的费先生还是个只有20几岁的大学生。但是《乡土中国》以及稍后的《江村经济》对于中国农村极为独到和精准的认识，奠定了他在中国社会学领域的地位。因此，当我们这次启程前往云南广西采访新农村建设的情况时，我的脑海里又一次出现了费孝通笔下的农村。

关于乡土中国的描述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我们说乡下人士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最近我遇着一位到内蒙古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很奇怪地问我：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上，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象是向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地的方法了……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 ‘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

从费孝通的书里，我对农民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他们视土地为神，他们对土地有着与生俱来的依赖性。这可不可以说是农民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呢？

但是，费孝通对于农民的认识并没有就此停止。在此后的《江村经济》一书中，他指出，“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提出 “农村真正的出路在于乡村工业，这种乡村工业就是深藏于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草根工业’。继而从传统落后的乡村手工业转化为乡土性的现代工业”。当年的开弦弓村和其周围的集镇因栽桑养蚕和缫丝织绸发达起来，费孝通把这个村子作为在中国工业变迁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例子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以工业重建乡土，进而解放农民，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并最终解决中国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他的主张最终成为了中国大地上星火燎原般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的热潮。

舍弃土地另谋生路

二十几年前，云南省玉溪市大营街村，这个地处中国西南部的小村庄，如同《乡土中国》一书中所描述的中国农村一样。人们依附在土地上，又受累于土地，因为人均不到3分地的情况，别说过富足的日子，吃饱饭都成了天大的困难。男人娶不上媳妇，好姑娘远嫁他乡。那么，是就此穷下去，还是舍弃土地另谋生路？大营街村选择了后者。所以，今天的大营街已经是一个几乎没有农业的村庄了。

大营街的当家人任新明

“我们走的是一条以工补农道路”，现任村委会主任任新明介绍大营街村情况时开宗明义。他说，上世纪80年代初，大营街村先后办起滤嘴棒厂、水松纸厂等大大小小的企业28家，1982年实现1亿元收入，2005年全村经济收入达到21亿元。198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00元，到2005年已经达到10699元。真正做到了老有所养，壮有所为，少有所教。至于新农村的建设，任新明说，我们从1986年就开始了。

任新明曾经做过建筑工人，是一位见过些大世面的人。作为村主任，他曾经接待过上至国家主席胡锦涛，下至成千上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那天，在大营街村的礼堂里，身穿一身白色制服的任新明给人的印象是从容、精明、又不失礼貌。“大营街村有5000口人，在这里，没有人说社会主义不好，说共产党不好。”任新明曾经这样对胡锦涛主席说。按照任新明的解释，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让老百姓都富起来，而大营街做到了让老百姓共同富裕。为了共同富裕，村里所有的企业都是集体经济，对此，任新明坚定不移。几年前，当社会上兴起改制之风，不少地方将属于集体企业的股份以各种形式卖给个人时，任新明拒绝了划归他所有的价值1．3亿元的股份。他认为，如此做法，个人可以得到好处，但是共同富裕的基础却被挖掉了。

大营街的农民生活

走在大营街的街道上，看到的是绿树成荫的道路，错落有致的楼房，以及街道两边一家挨一家的商店。我不禁有些疑惑起来——这里还是农村吗？这里的人还是农民吗？

杨竹萍

杨竹萍给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尽管她并没有说出她的理由是什么，但是她确实很肯定地对我说，她还是农民。杨竹萍今年53岁，退休之前在村里的幼儿园为孩子们做饭。老伴曾经是幼儿园园长，现在她的儿媳妇也在幼儿园工作，与公婆不同的是，她毕业于昆明幼儿师范学校。杨竹萍的家有4层，300多平方米。她说，村里给每家建房65%的补贴，个人承担余下的部分，房子属于私人财产。当她带着我上上下下参观时，我真的有些嫉妒起来，因为在城市里，要住上这样的大房子，要么是腰缠万贯，要么是在梦里。

杨竹萍不仅享受建房补贴，而且，每个月享受250元退休金。杨说，在大营街，老人很受照顾，一个百岁老人，可以得到10万元长寿奖金。此外，村里每年给每人发300元菜补和400元米补。她一家5口人，加在一起就是3500元。她说，以前，村里给每个家庭发一个领菜领米的证，现在改成了发钱，可以自己支配，更方便了。问起村里的医疗保险情况，杨说，村里没有医疗保险，但是，如果生了大病，可以到村委会申请补助。而她的儿子、女儿在水松纸厂上班，他们都有医疗保险。

杨竹萍送我们走出家门，指着楼下的店铺说，这个店以前也是她的，新近才盘给了别人。说着，她手里的手机响起来，她接电话的样子俨然一个小店的老板。

大营街村幼儿园的孩子们享受着免费教育

在大营街，我见到的另一个“农民”是杨晓琴。如果说，她也是农民的话，那是因为她在村里的生态园区工作，那里是大营街惟一和农业沾边的地方。而实际上，生态园是一个集旅游、会议、休闲、娱乐为一体的企业。杨晓琴是生态园的一位服务员。晓琴很年轻，却已经做了母亲。她的娘家在100公里以外的新平县，几年前在玉溪读旅游专业时，认识了后来成为他丈夫的唐云昆。唐现在村里的铝铂厂工作，他的继父是大营街的第二任村主任戴宝周。

来到杨晓琴家时，她的婆婆正在楼下的客厅里给10个月大的小孙女喂饭。晓琴刚好下班回家，她的工作服是一套深蓝色的西装。她的房间在三楼，我一边看着她与女儿玩，一边打亮着房间的摆设：背投式彩电，组合音响，特别是那一套红色的皮沙发，很是华丽，她说，这是她结婚时和丈夫俩个人到昆明置办的。

其实，直到我离开大营街时，我到底也没弄明白，杨竹萍为什么说自己是农民。更不能承认杨晓琴也是农民。我想也许只是因为她们生活在一个叫大营街的村子里，除此之外，我没有找到任何的理由。

大营街的经济支柱--滤嘴棒厂

回到北京以后，当我再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再一次读起关于大营街的资料，我看到外国和中国政要对它的评价：“这里是中国农民的希望所在”，“这里是中国农村共同富裕的榜样”。并且得知费孝通生前也曾经到大营街视察，我想，看到拥有先进技术的滤嘴棒厂和水松纸厂已经成为国内大型企业玉溪卷烟厂的定点辅料加工厂，看到大营街“以工补农”的方式解决了农民吃饭的问题，而且过上富裕的日子的情景，费孝通一定会感到欣慰。倘若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发展生产、生活富裕、乡村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大营街堪称典范。 （张梅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