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新写实主义代表作家，主要作品：《一地鸡毛》、《单位》、《温故1942》，1999年，出版200万字长篇巨著《故乡面和花朵》，2001年，出版长篇《一腔废话》，2003年12月5日将推出最新电影同名小说《手机》。

“小说会更走心，电影会更好看”

《新京报》：你即将出版的小说《手机》跟你编剧的电影《手机》同名，是把电影剧本改编成小说了吗？

刘震云：虽然先写了剧本，但实际上电影是根据小说改编的。小说跟电影结构上有非常大的不同，小说是三部分，而电影主要用了中间的部分，第一部分的内容只在片头用了一点。我一开始就考虑写一个小说，完全可以等小说写完再改剧本。但有些原因要求要先写剧本，我跟冯小刚导演谈了我小说的设想，他觉得可以用中间的部分改剧本，我就先写了剧本。

从结构上来讲，小说从1969年开始，写到当下，再回到二三十年代，是一个非常后现代的结构，很时尚。但我觉得它不是浅层次的写了时尚的生活、用品和语言，它是一个走心的小说。我和冯导演力图让电影也能够走心，但是方式上有点不同，因为电影的社会接受度跟小说是不一样的。总之，小说会更走心，电影会更好看。

《新京报》：在完成小说创作和剧本创作的过程中，你觉得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和电影有什么不同？

刘震云：影视有点像白天喧闹的酒店大堂，各种人都有，出来的声音很嘈杂。小说就像两个好朋友在灯下谈心，能谈得很长，很深入。小说主攻一个事物背后的东西，写大海就写海下面汹涌的潜流、涡流。打比方说好像做饭，影视关注的是桌面上菜的色香味，但对小说来说菜只是一个由头。小说关心的是做菜的过程，要写的是厨房里剥葱剥蒜、菜下锅冒出了烟和火、做饭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做这个菜、今天谁来了……写到做菜、吃菜的人还不行，还要写他们过去的事、现在的事、将来的事。在小说里一个菜背后有很多很多东西，而影视只是桌上的菜。

“它是一个关于说话的故事，作品里长出了许多嘴”

《新京报》：听你介绍了小说《手机》的故事，我觉得它和电影《手机》以及我们对这部小说的想象完全不同，我一直以为会写成一个很时尚的故事，这是你作品的又一次大转型。

刘震云：我觉得《手机》是个非常好的发现，这个发现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关于说话的故事，作品里长出了许多嘴，都在说话，有不爱说话的，有说假话的，还有说实话的，还有话中有话的，还有说心里话的。但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有可能把这些嘴都表演完。一个人在有的场合不爱说话，在有的场合说的是实话，有的时候说的是假话，有的时候话中有话，有时候说心里话。

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写非常介入生活的小说，像《一地鸡毛》、《单位》、《温故1942》这类的。后来，我觉得生活不是这样的，占据我们大多数时间的是我们脑子里的胡思乱想和嘴里的胡说八道，就写出了《故乡面和花朵》和《一腔废话》。现在我觉得它也不是生活的全部，生活的全部应该是高山大河、崇山峻岭、城市山庄这样一个全貌的东西，为什么我过去的写作老是把羊赶到胡同里，利用这个胡同来说全貌呢？现在，我觉得都是不对的。一开始写得琐碎平实，接着写得非常张扬，《手机》突然回归到那种一句顶一句的写法，全部使用的是短句子。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新京报》：从《一腔废话》开始，你好像一直非常迷恋说话这个题材。

刘震云：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形的东西随处可见，无形的东西最多的是我们嘴里说出来的话，它们看不见摸不着，但听得见。一个人一天从早晨醒来到晚上睡觉，要说3000多句话。如果晚上说梦话，还要再加上几十句。话语在世界上充斥的这么厉害，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说出来的话跟心之间形成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它们之间有很多灰色地带，并不仅仅是口是心非。一句话经过这样那样的弯曲变形才被说出来，走的路程特别有意思，我对这个现象很迷恋。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新京报》：谈到创作的问题，你不止一次地说到“上帝的召唤”，这是指什么？

刘震云：我们在生活里经常有灵光一闪的时候，但在我们的灵感中，95％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只有极少一部分灵感，在已经创作完了的时候发现它还是有价值的。这种可遇不可求的灵感可以说它是“上帝的召唤”，也可以说它是“生活的召唤”，“心灵的召唤”。

上帝是非常吝啬的，不会把召唤弄得遍地都是，而且这种召唤总是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许多事情可遇不可求，但你必须把“求”放在前头，你每天都在求这个东西，突然遇到这个东西，才知道它是好的。上帝还特别狡猾，一个非常好的灵感闪现时往往并不那么光芒四射，一般来说外面包着泥土、杂草，我们要有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发现和坚持的过程。

《新京报》：我觉得这是你对写作一种非常深刻的感悟，你讲的是一个发现写作的源头和起点的过程，它会最终决定小说的质地。

刘震云：实际上，每一次灵感带来的创作你都觉得它是新发现，但写完之后你发现自己找的不是它。等你又有一个发现，写完了觉得挺好，结果过了几年，你发现你找的也不是它。一个创作者的艰难是在不断否定自己的这个过程，而不是他写不出东西来。这种较量的过程，对心理承受能力要求非常高。我从事写作这么多年，这是我最深刻的体会，也是我第一次跟别人说。

《新京报》：不断地怀疑自己、推翻自己，是一个很难以忍受的过程。

刘震云：而且，这个不断否定自己的过程你无法对人言说，因为说出来别人也理解不了。《手机》里有一句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常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会让我稍微有些悲凉的感觉。这种感受无法告人，又没有什么不可告人，解释就显得很矫情，好像没有什么说不明白的，但开口说话又确实不容易。更大的麻烦是，你觉得它不是你，但别人已经框定它就是你了，你不但较量不过自己，也较量不过别人。现在，说起刘震云大家就是想起写过《一地鸡毛》，还写过一个特长特长的看不懂的《故乡面和花朵》，我自己觉得特别拧巴。这些年来我心里总是有一种声音在说：继续找吧，你能够找到它。我模模糊糊知道它是谁，我也试图接近它，但我还没有机会说：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一定能够找到“它”吗？

刘震云：我希望在三五年之内抓到它，我预感到它在哪里了。这个预感不是凭空想象，而是在不断探索的写作过程中，走过了很多弯路，慢慢、慢慢地在接近它。也许在集市上找遍了没有，在村庄里找没有，在大饭店里找还没有，但转过头来发现，它就在村庄的一个小角落里。我说：兄弟找了你多少年，你原来在这里呆着呢。真正找到它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会声泪俱下。

刘震云自述《手机》故事梗概

第一部分

主人公严守一的表哥在矿上挖煤，好长时间没回家。他带着表嫂到镇上打电话，那个时候电话刚接到镇上，打电话的过程非常艰难，打通很不容易。电话终于打通了，接电话的老头说：你什么事？严守一说，我叫严守一，小名叫白石头，我嫂子叫吕桂花，我嫂子问一问矿上挖煤的表哥牛三斤还回来不回来？老头说：这事还用打电话？然后，就把电话挂了。整个矿上就一部电话，全部通过广播喇叭播出去。老头打开广播喇叭说：牛三斤牛三斤，你的媳妇叫吕桂花，吕桂花问一问最近你还回来吗？当时傍晚天上下着雪，好多工人刚从矿井下钻出来，听到这个声音就觉得特别好玩，全都笑了。广播声音在山里不断的往复，后来就成了大家的传唱的歌曲：牛三斤牛三斤，你的媳妇叫吕桂花，吕桂花问一问最近你还回来吗？

第二部分

故事跳到了现在，小时候的白石头成了著名的主持人严守一，他是一个以说话为生的人。他成了名人之后，全国人民只有严家庄的人不理解：他爹一天说不了10句话，这个王八蛋居然每天拿说话当饭吃。严守一的节目以说真话见长，但他的生活中却四处埋遍了谎言。这些谎言和一个现代化的手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手机就变成了手雷，手雷就爆炸了。严守一从小死了娘是奶奶养大的，他奶奶是他惟一说心里话的人。

第三部分

故事跳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写严守一奶奶的故事，但从头到尾又没写他奶奶，只写了他的爷爷。他爷爷在口外贩牲口，家里人觉得他该娶媳妇了，就托人往口外带了一个信让他回家娶媳妇。这章写了这条口信的历险，一个驴贩子到这个村里来，家里人托他给儿子（严守一的爷爷）捎个口信。驴贩子经历了非常大的困难，走不下去了，就托了一个唱戏的捎这个口信。唱戏的又走不下去了，就托了一个修脚的捎这个口信。经过几年这个口信飞越了高山大河，完全变形了。

《新京报》2003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