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美国被称为哈莱姆桂冠诗人的兰斯顿·休斯（1902－1967）诞辰100周年。休斯曾于1932年访问中国上海，并在1937年发表了长诗《怒吼吧，中国》（Roar，China），关于中国之行，可参见其自传第2卷《我漂泊，我疑惑》（Wonder as I Wander，1956）本文叙述了他与一位中国女性一段鲜为人知的恋情。

    1932年，休斯在莫斯科参加了一个《黑与白》电影创作组的工作。这个纪录片因为历史原因最终未能完成，创作组便匆匆解散了。休斯独自一个人留在苏联，继续到各地进行社会考察。在苏联的这段时间里，休斯对国家、社会、阶级和种族等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对在苏联所见到的一切，有些他是赞成的有些却非常反感。经过与苏联作家联盟同行们长时间的接触，彼此之间相处甚洽，苏联作家们都亲切地将他称为“休斯同志”。他本人也常常引以为豪。

    在休斯的这一时期作品中，那种被压迫民族的抗争意识更加明显。其实在美国已经有人将他称为共产主义制度的宣传家和鼓动者。连他所尊敬的老师洛克也称他为“义愤填膺且斗志昂扬的无产阶级改革家”（a militant and indignant proletarian reformer.）。在他的作品里，人们不难发现那富有黑人觉醒一代的朝气：红色世界的声音／也，由我们来吼。／红色世界的声音是你／和所有的工人，／黑朋友和白朋友。／我们一起向前走，／冲破黑暗的牢笼。

    这年的冬天，就在他即将离开苏联到亚洲地区访问之前，他遇到了一位美丽的东方女性——陈思兰（音译Si－lan Chen）陈小姐比休斯小三岁。休斯将她称作有生以来所见到的最为动情的一位女性。陈思兰的父亲曾任孙中山共和政府的外交部长。1927年国民党反革命政变之后，为了逃避迫害他们举家迁居苏联。小思兰从小就具有文艺的天赋并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到苏联后，家人为她请来当时大名鼎鼎的舞蹈设计家卡西安·高里奥夫斯基（Kassiane Glieowsky），为她专门辅导独舞。1930年，陈思兰在莫斯科音乐舞蹈学院的演出中一鸣惊人，是当时苏联最富盛名的新秀。从那以后，她随演出团走遍苏联各地，成了苏联文艺界的一颗新星。

    可是，休斯自己从没有看过她的演出。他是这样描述的：“我觉得思兰是一位气质高雅，容貌如花的姑娘。她的声音像芦笛一样优美。金黄色的皮肤，穿一件高领子衣裳，下摆处微微开启露出美丽的长腿。”休斯的个子并不高，思兰和他站在一起稍一踮脚就可和他齐平。这位黑诗人天生橄榄肤色和一头黑发，再配上那动人的微笑，也称得上是相当英俊的青年。这年冬天12月休斯去了乌兹别克斯坦，错过了思兰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场演出。当他们于次年1月再次相逢时，几乎天天都在一起。两人所住的酒店相距很近，即使下雪也挡不住休斯天天往思兰的住处跑。当时思兰即将去克里米亚（Crimea）演出，俩人都很珍惜这段宝贵时光。休斯是这样记载的：“她是冬天的愉悦，在房间里她为我端上茶水和糕点，开始为我讲述中国革命的故事以及他们全家从戈壁荒漠逃往苏联的传奇经历。”

    虽说两人天天在一起，但是思兰却始终感觉不到休斯的激情，她甚至无从了解休斯真实的心理感受。其实，此时休斯的心灵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煎熬。尽管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但终究难以摆脱对同性恋的依赖，他的爱人是一个被他称之为“F·S”的朋友。在他的《忧伤曲》（The Weary Blues）中有一首诗这样写道：我爱我的朋友。／他离我而去。／对此我欲说还休。／诗已结束，／轻轻地如同开始一样，／我爱我的朋友。

    休斯对异性的抵触可能源于其母亲对父亲在感情上的伤害，但他却不能将这些告诉自己喜爱的姑娘，这使他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

    休斯把爱情这东西看成是朝生暮谢的花朵，他的表现令思兰深感困惑，心灵受到了伤害。不久她随团前往克里米亚。临行前她收到酒店前台转来的一封信，里面是休斯的一首诗：我为这半个吻而悲伤，／只能用半截铅笔补偿。／爱你的，休斯。

    从克里米亚，思兰寄回她的一首诗：像飞翔的鸟儿一样，我们走过自己的路，／灿烂的日子我们曾经共渡。／但是我们必须分手，是什么原因我并不知道。／可是我喜欢你——喜欢你不加任何问号。

    她还将苏格兰诗人彭斯的名诗改动之后，附在这首诗的后边：我的爱人像一朵鲜红，鲜红的玫瑰，／在六月里新生绽放。／我的爱人像一首乐曲甜美而欢畅。／我真的爱你吗？亲爱的，我觉得已堕入情网。／我要来到你身旁，亲爱的，虽然我们相距万里／道路漫长。就这样，一段异国之恋凄婉地结束了。虽然不曾有任何结果，但在休斯心中却留下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印象。在他的自传里，对这段异国之情很少提及，似乎说明他的心情很沉重不愿意往事重提。

    《中华读书报》2002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