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十一五”开局的第一年，河南省新野县纪委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以科学的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服务三农，保驾护航。聘请了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百多名组成调查组深入200多个行政村上千户农民家中，倾听农民反映的热点话题，并予以归纳。

关于乡镇改革。在城郊乡张营村一组的村头饭场，农民议论的话题是乡镇机构改革。青年农民张培说：“听说咱们乡分流超编人员达100多人，这些人有文化、懂政策，我打算聘请3个到俺木器加工厂当财会、管理人员。”绰号“庄家筋”的齐发平接过话茬，“俺在白河滩承包了100多亩果园正缺少林果管理员，俺把聘书送到了乡林果站、农技站的小赵、小刘10名技术员手里，昨天他们便来俺这里二次上岗啦……”老党员周老槐面对4位人大代表说：“乡镇机构改革是为了巩固免交农业税后的成果，经是好经，戏是好戏，咱农民可不能眼看着下岗的人员没饭吃而不管不问，俺农民应拉他们一把，让他们二次就业，使展才华呀！”

关于礼上往来。来到花陂村里转一转，农民们对相互礼上往来道出了几多苦衷。名曰乡间小秀才的吴小光诙谐陈词：“天上星星数不清，农村礼节数不完。孩子儿出生有‘满月礼’、‘剃毛头礼’；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有‘见面礼’、‘订婚礼’、‘结婚礼’；此外，还有‘生日礼’、‘节日礼’、‘祝寿礼’、‘丧事礼’、‘建房礼’、‘乔迁礼’、‘升学礼’、‘参军礼’。尤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些农户购买了一台拖拉机，或耕牛生下一头小牛犊，亲友也要出礼贺喜……随着礼节的名目与日俱增，礼额也在逐步升级。一般农户每年出礼都在20次左右，有的礼金竞占去全年收入的70%。如果把十多年的礼金累计起来，也许可盖一座小楼。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这一传统美德理当继成。然而，凡事都必须有度，超过了一定的界线，就会走向反面，成为祸害。礼满必为患。作为农民，一方面望礼兴叹，另一方面又在无节制地出礼、受礼。这种自相矛盾的心态，究其产生原因，除了是受‘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的封建礼教思想影响外，恐怕还与时下的‘吃喝风’、‘攀比风’以及‘穷大方’等倾向有不解之缘。迫于周围压力，追风流俗，硬着头皮不得已为之，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身为县政协委员的花陂村青年妇女陈雪珍搭上了话茬说：“民间流传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的谚语，是很值得咱们深思的。如今在乡村‘礼多如牛毛’的情况下，各级党组织有必要深入广泛地对乡民进行移风易俗，树立文明礼仪观念的教育。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的诸如礼仪电报、电话贺喜、明信片祝辞、电视点歌以及放场电影热闹一番的这类‘花钱不多，开心取乐，主喜客悦’的做法，很值得推广。作为农民兄弟也当自觉醒悟，自我减负，大胆地从人情网中解脱出来，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加快步伐奔小康中去。这样，乡民之间的交往就会趋于轻松、愉快、富有情调，社会文明程度就会越来越高。

关于农村技术员。白河岸边吕庄村有十几个农民围在一起讨论技术员的事，听说人大代表来走访，便凑上来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俺村请的技术员，天天就在园子里转，东家菜苗有了病，处方两张保平安，西家菜苗脱了肥，小手扶送肥棚里边……手把手传技术，老老少少笑开颜。”当我来到某村，听到的则是农民你一言他一语地牢骚：“村里来个技术员，月工资600元，吃吃喝喝不干事，三天两头不见面，今年混走几千元，开春赶他快走远……”

关于农民增收。农民们大多数已经意识到，增加农业收入的关键在于调整产业结构，初见成效的农民则信心更足。袁庄村姚玉年原来房子在村里是最破旧的，但是去年靠日光温室、轻质骨架大棚种西芹、西葫芦等“洋菜”，5亩地收入4.2万元，过春节住楼房心里真舒坦。新甸铺村郭正杰离开土地办起了5万只养鸡场、辐射带动百个农户发鸡财。农民说：“俺认为已经看准的门路，心中有数，甘愿发展。俺最讨厌乡里、村里过多干预，强迫俺种这种那，像个紧箍咒，束缚手脚。领导为了出政绩，剥夺俺经营自主权的做法，真让俺这修地球的难以接受……”

关于农妇打工。眼下，农民外出打工的，大多是男青年和未婚女青年，假若农村姑娘当上了媳妇，便有众多因素受到遏制不能外出打工。每隔二个月村委强迫寄回一张孕检证明，假若在20天之内寄不来孕检证明，家人就不能过安生日子，乡干找、村干找，三天二头催，若超过了上交时间就要对家里人执行罚款，假若不寄孕检证明，家里人遭罚款的数额就会加大到几百元。被走访的20多名打工归来的年轻妇女透露，有时为了孕检，需要跑10几个医疗孕检点（单位），办理一份孕检证明占有10多天打工时间……每一年还要回家参加一次全面检查，年年探家，把钱花到了车费上；若不回，上交给乡计生管理站的千元押金就会泡汤。希望您们这些人大代表替俺打工妇女呼吁，看是否有什么好办法，减少俺打工的诸多麻烦。

关于农村娱乐。在赵庙、东高营等十几个偏远乡村走访中，人大代表们看到“斗地主”、“打麻将”、“推排九”、“执彀子”的小玩艺儿，虽然一毛二毛或三五分钱的小耍，算不上赌博，但却是农村最盛兴的文化娱乐活动。刘湾村里年过70的刘老汉叹息着说：“俺村每逢过年耍狮子、撑旱船、高抬故事、打鼓书……从小年玩到‘龙抬头’（农历二月初二）。如今每逢过年冷冰冰，一没戏看二没啥好玩的，只能用这些小耍消磨时间……”随行的一名农民身份的县人大代表叹息着插言：“哎，过去村村有文化娱乐中心或文化室，每逢过年过节有组织地开展活动；现在集体没资金，养活不起民间艺人，也无法组织开展活动，所以民间传统文艺越来越淡漠了。”

关于隐形负担。走村串户，农民们称颂多多的是：免征农业税、粮食直补、购农机具奖励补贴、购优良种子补贴、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对农村贫困学生实施“两免一补”……是三皇五帝到如今从来没有过的重金惠农之举。但让农民隐隐作痛的是乡村干部登门征收水费、蓄禽防疫费，这些是不是合理收费，恳请人大代表们反映反映，给俺农民一个公证的说法。

关于建设新农村。“以科学的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工作的中心。对此村干部们感触颇多，被河南省委命名为“五个好党支部”的李湖村总支书记李秀臣说：“几十年来，农村建设主要靠农民投资，现在建设新农村我们渴望国家来投资，只有这样，才能缩小城乡差别。那么国家需要投入多少钱呢？据国家发改委产业研究所所长马晓河的调查，按一定标准进行道路、电力、饮水、沼气、通讯、广播电视等建设，国家需要对每个农民投资1700元到4900元，这仅仅是基础设施投资，还不包括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投资。

村主任任风哲接过话茬，“我最近从河南日报上看到有篇文章，说是中央财政对农村建设欠帐太多，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不仅对农村投资很少，还以农业税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为城市和工业提供大量资金。城乡差别不仅表现在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上，更表现在收入水平上：1978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比例为2:5.1。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比例进一步扩大，2004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比例为4:1，若加上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补贴，则为5:1～6:1。难怪瑞士驻华大使回国后描述中国的印象时说，中国的城市跟欧州差不多，农村跟非州差不多。且不跟欧州的农村比，就跟中等发达的韩国的农村比，悬殊也是明显的。韩国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将财政收入的10%投向农村，带动了农村的发展，2004年，韩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例达到1:0.94。富裕的韩国农民因而有能力自费到香港大闹WTO，以阻止欧美补贴农产品，进而影响到自己的农产品的销售。2005年，已进入工业化中期的中国经济走上科学发展轨道，建设新农村将是今后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大地的时代已经到来。

任风哲话音刚刚落地，一位身位县级干部的人大代表乐呵呵地说，建设新农村，县委、县政府最欢迎，只要上边给钱，还能不会建吗？其实呀，除了上边给钱，自己也是能挤出一些的。比如，进行公车改革，一年能省出多少钱？电视上报道，南方的一个县进行公车改革，一年省出1000万元。再比如，50岁出头的科级干部退居二线后都成了闲人，然后再招公务员，又增加了多少工资费用？在县级财政不能根本好转的情况下，那就为建设新农村而节支吧！当然，根本的办法还是发展经济。

听了这位县领导的见解，李湖村几位返乡度假的大学生，在接受走访座谈时，作了建议性的发言，“建设新农村，需要各级财政尽最大努力去投资，而且多多益善，但不能像上世纪90年代搞‘普九’那样让农民出钱。国家发改委产业研究所所长马晓河的另一项调查表明，有68%的农民表示，只要自己不出钱就支持新农村建设。因此，新农村建设必须靠政府投资，这是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所决定的。”

新野县纪委根据农民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向县委、政府、人大、政协上交了一份反映民情民意的调查报告，为四大家领导制定“十一五”规划第一年的工作奠定了基础。（通讯员 齐国强 刘 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