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4月29日发表的《新加坡“英勇基金”雪中送炭》新闻综述文章，高度赞扬了在抗炎第一线“忘我救人”的我国医务人员和民众自发设立的“英勇基金”。

    文章说：“新加坡医务人员忘我救人、民众之间互相关爱的感人故事不胜枚举……而最能体现民心的，是人们为支持医务人员抗击非典、资助患者渡过难关而自发设立的一笔基金，它被命名为‘英勇基金’。”文章还指出，虽然吴作栋总理曾说“非典疫情也许是新加坡独立近40年来遇到的最严重危机”，但“人们从‘英勇基金’看到了新加坡的民族精神，看到了新加坡人齐心协力战胜这次危机的希望”。

    《环球时报》4月30日发表的《李光耀夫人被隔离》新闻特写，以李光耀资政为例子，从侧面反映了新加坡政府官员以身作则，带头测量体温的示范行为。

    同一份报章在4月21日刊登的《新加坡有效防治非典》新闻特稿，则在向中国读者全面介绍新加坡政府的迅速反应和果断措施的同时，也特别提到新加坡媒体在这个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文章说，“3月14日发现首例非典病例后，新加坡媒体就开始了密集的跟踪报道，不论是中文的《联合早报》还是英文的《海峡时报》，每天进行全方位的报道”。此外，当“新加坡媒体发现歧视医务人员的现象后”，就“专门辟出专栏，发动读者写表扬信，充分肯定了白衣天使的特殊贡献，有力地扭转了社会上的偏见”。

    另一方面，新加坡媒体，尤其是《联合早报》的新闻和言论，也被中央电视台网站《电视批判》栏目的一些特邀嘉宾，用作批评当地媒体处理沙斯新闻报道不当的依据。

    特邀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陈力丹教授，在5月9日的《电视批判》栏目“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电视舆论监督？”中说：“对于有关“非典”的报道我们应该总结经验，我想可以引用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段话作为总结：封锁消息往往是很愚蠢的做法，所付出的代价往往非常高昂。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