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使中国和西方更接近

    4月上旬,当沙斯疫情从广东快速北移之时,日本外相川口顺子前往北京,商谈首相小泉纯一郎即将访华事宜。当时我曾暗暗钦佩:日本人不愧与中国一衣带水,他们真是把中国人的心理摸得一清二楚。在北京最需要国际同情的时刻,东京立即派高官去见中国领导人,这个时机把握得实在是妙不可言。

    可惜,川口顺子在北京的表现并不是特别好。在两天时间里,她先后会晤了外长李肇星、国务委员唐家璇和总理温家宝,但对困扰中国最高层的疫情一字未提。既没有表示关注,更没有表示同情。等到该谈的事情都谈完了,她也便打道回府,以公事公办的方式结束了这趟外交行程。

    天涯若比邻

    在顺口离开之后,法国总理拉法兰接踵而至。由于对疫情毕竟疑虑尚存,他原定计划中的上海之行被取消。但是,在北京,拉法兰把法国人的热情和豪迈情怀发挥得淋漓尽致,令中国人极为赏心悦目。此次访问大获成功,当然不在话下。在离开北京之时,拉法兰不仅达到了一切目的,包括价值15亿美元的飞机订购合同,而且更为中国最高决策层,留下了无法忘怀而又影响深远的美好记忆。

    中国近代有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名叫辜鸿铭。他在一篇用德语撰写的文章里说,英国、德国、美国和法国的国民性格,在很多方面都与中国人相似。但是,若论文化中的“细腻气质”,唯独法国与中国共通。

    对于这一观点,我深以为然。在北京访问期间,拉法兰对中国疫情所表示的同情和关注,尤其是他再三强调的“持之以恒”的对华外交政策,正是上任不久的胡锦涛和温家宝所最希望听到的。 

    在胡锦涛担任国家主席、温家宝担任总理之后,拉法兰是第一位到访的西方大国首脑。有人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商业旅行,其实大谬不然。退一万步来说,即便只是一次商业性访问,但在中国政府受到极大国际压力的特殊时刻,其商业目的已经被政治意义所彻底取代。

    正是因为这一点,温家宝才如此诚挚地称赞中法友谊,感谢拉法兰“在关键时刻来访”。我相信,这绝不只是温家宝个人的肺腑之言,而是中国整个领导层的政治判断。无需外交专家们去分析,任何人都可以想像得到,至少在胡锦涛任内,中国与法国之间的关系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密切。

    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实,但其意义却容易被人忽视。作为今年八国集团峰会的东道主,拉法兰在北京访问时,正式邀请胡锦涛在8月份前往巴黎,出席八国峰会开幕之前的一次特别会议。对胡锦涛及新一届政府来说,此时宣布这一邀请,其意义之大,同样可以想像。

    法国成为领路人

    1999年,日本作为八国集团成员国,曾经建议邀请中国参与该组织的峰会。当时,笔者为文指出,俄罗斯参与八国峰会之后,一直不受尊重,虽然在形式上已经跻身于世界大国俱乐部,但由于经济实力不够,因此,当其他国家首脑关起门来讨论重大的经济决策时,俄罗斯一直无缘参与。不仅毫无影响力可言,反而国格受损。假若中国当时参与,结果也是“二等公民”的待遇。

    除此之外,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若以发达国家自居,那么,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将另眼相看,中国在政治和外交上,将很有可能失去它们的支持。

    然而,四年即往,时移势易。在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筹划下,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首脑,将应邀前往巴黎与八国集团领导人进行对话。这一巧妙的安排极具创意,它既使中国以大国的身份走上西方世界的舞台,同时又使中国保持了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

    中国领导人首次涉足八国集团峰会,将成为中国以更开放的姿态,逐渐走上纯西方政治论坛的开端。

    1991年7月,也就是在苏联解体前夕,戈尔巴乔夫应邀前往伦敦,与正在举行峰会的七国集团领导人进行对话。经过这些年的演变,该集团从“七加一”模式,逐渐变成现在的八国集团。而最初把莫斯科带入这一机制的领路人,是当时的英国首相梅杰。

    与英国一样,法国也为中国发挥着领路人的角色。只是与俄罗斯不同的是,中国并非因政治投机而接近西方。目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上排名第六,已经超过八国集团中的意大利和俄罗斯。这一经济实力将使它在与西方进行交往时充满自信。

    更加坦诚和开放

    然而,使中国进一步靠近西方世界的,并非只是实力和自信,而且还有对西方世界的不断重新认识。如果说,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开始,那么,可以说,目前困扰着全中国的沙斯疫情,将使中国人在心理上向西方社会跨出一大步。

    在西方,对中国疫情的同情和支持,远远不只是法国。在疫情开始蔓延之时,中国国内有一些无聊的人曾经声称,这场瘟疫的病毒可能是“老美”存心加害的。谁都明白这是无稽之谈,但在普通公众中,对美国的疑虑以及以“阴谋论”来解释西方一切现象的人,其实并非少数。无事便好,假若中美之间有任何风吹草动,我们就很容易听到这样的言论。

    还好,沙斯疫情为布什总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在法国总理结束访华之后,布什主动打电话给胡锦涛,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在防炎方面所做的“非同寻常的工作”,并表示愿意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和帮助。

    紧接着,本月6日,美国卫生部长汤普森打电话给中国副总理吴仪,承诺将向中国增加抗击病毒的技术援助,其中包括培训专家、提高实验室能力和改进相关信息技术等。我相信,在此患难时刻,中国政府和普通人民都能体会到布什政府的诚意。如果人们过去看到的布什,只是在国际事务中横行霸道的那个西部牛仔,那么,所有中国人今天都应该承认,西方世界、包括美国人在内,他们在本质上毕竟都是善良的。

    前天,欧洲联盟15国卫生部长会议否决了意大利提出的建议,决定不对来自沙斯疫区的所有旅客进行入境健康扫描检查,只需在入境时填报健康表格。这个消息着实令我颇感意外。所谓疫区,无非就是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想当初,马来西亚不分青红皂白,把这些地方的旅客一律关在门外,相比之下,西方人要比亚洲人仁义和理智多了。

    对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来说,这场瘟疫虽然来得不是时候,但却是一个难得的政治磨炼,也是重新认识本国国情和体会西方世界的好机会。我相信,在征服这场瘟疫之后,中国的某些体制和外交取向,都要循序渐进地经历一次大幅度调整。至于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中国会变得更加友善、更加自信、更加愿意进行开诚布公的对话与合作。(杜平)

    联合早报2003年05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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