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10日，就在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出第二天，二十九岁的罗多弼结束了他在瑞典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的任期，离开中国回国。当飞机渐渐远离这个他工作了三年、让他着迷的古老国度，“我意识到，那个召唤我来到这里的伟人，也离我远去了。”说这句话是在2003年4月8日的下午。五十六岁的罗多弼面对记者，打开了回忆之门。
罗多弼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主任Torbjorn Lden的中文名。这次他来中国，是应中国教育部邀请来商讨一个学术交流项目。不过他在中国学术界朋友众多，来上海两三天，就被两所大学和上海图书馆请去做讲座。他和夫人杨蕾娜、同事万之编译的瑞典女诗人安娜·吕德斯泰德诗选《在世上做安娜》，也刚刚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中文版。几年前，罗多弼在瑞典南方的厄兰岛上买了一套别墅，没想到这正是1994年去世的安娜·吕德斯泰德的旧居。他和妻子本来就爱读这位女诗人的诗歌，这下对房子更有了一层感情。他们将安娜·吕德斯泰德的诗歌翻译成中文，也是对她的一种纪念。
罗多弼从小就喜欢语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还是中学生的他在电视中第一次看到记者采访瑞典汉学奠基人高本汉时，立刻被这位学者儒雅的风度所倾倒。1968年，革命浪潮席卷全球，瑞典同样兴起了中国热。“我那时候和所有左翼青年一样，成天捧读《毛泽东文选》。”这年秋天，罗多弼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结束了哲学和俄语学士的学业，带着满脑子“又红又专”的革命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去找高本汉的学生马悦然学习中文。我问：“为什么你这一代欧洲青年如此喜欢毛泽东思想？”他沉吟片刻，说：“欧洲的知识分子有一个传统，认为在做学问的同时，也有责任当社会批评家，批评我们社会不好的地方。到了六十年代，我们都认为，充斥在欧洲政坛的官僚主义，对民主构成了威胁。而在1965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主张要缩小三大差别，即缩小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别，还要缩小男女在权利上的不平等。站在欧洲的背景中，我们当时以为，毛泽东所谈的是和我们同样的问题。”正因为此，当1969年底老师马悦然帮他申请到香港进修中文一年，罗多弼毫不犹豫地奔赴香港。
1970年8月，瑞典大使馆的朋友邀请罗多弼到北京看看。“那是对我一辈子影响最大的事情之一。”罗多弼回忆说。在去北京的硬卧火车上，他用各种机会和中国人交流。而总是有好奇的中国人会围着他，甚至有人伸手摸摸他的脸。“我至今记得，当我走在北京的街头，有个小男孩指着我嚷嚷，‘阿尔巴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
这次为期一周的旅行，只是让罗多弼觉得中国人生活简单但充满希望。真正让罗多弼深入了解中国的，还是从1973年开始在瑞典驻京大使馆三年文化参赞的时光。在大使馆，罗多弼只能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等不到十种报刊。“我发现，在那时候中国只有一个声音，而没有真正的争论。我无法认同毛泽东认为西方没有民主的观点。”
如今，早已告别了革命情怀的罗多弼，比较关注中国现当代思想史的发展。针对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兴起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罗多弼说：“我一开始觉得非常好，说明中国文化已经多样化了。可现在却让我有些失望，因为争论往往非此即彼，对问题的争论变成对人的攻击，虽然双方讨论的许多问题的确值得讨论。我盼望以后能有更多的学术观点和争论，应该把问题和人分开，争论的时候不应该怀疑人的动机。少谈些人，多说些事。”（彭伦）
文汇读书周报2003-0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