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冉云飞

世德骏烈，先人清芬，在四九年后遭受刀劈斧削的清洗，散落在学道街、盐市口、青石桥、玉龙街等地的二百四十四家成都旧书店，一九五六年便被公私合营的成都古籍书店所代替。旧籍要么被弃如敝屐、流落街头，要么滚进还魂纸厂，“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敬惜字纸这等旧人物的把戏，如此自绝于人民，还有哪个敢去玩？

一九六七年，在疯狂的打杀中，不少十来岁的小青年用背篼背着各式书籍，聚集在春熙路孙中山铜像旁——这地方在八十年代是个名叫龙池书肆的著名地方——神色不无几分诡异地交易着，间或有清三代上好的线装写刻本。这些用背篼背来不少书籍的青少年，多半是进驻各个机关单位的“中八二六”（文革时成都有“八二六”和“红成”两大造反派，“八二六”控制市区，“红成”控制市区之外。而“八二六”又分成大学生和中学生等许多组合，中学生组成的八二六简称“中八二六”），而中国特色的各机关单位均有自己或大或小的图书室，便成为“中八二六”这帮没有独立经济来源的小年轻们明火执仗占有取拿的对象。比“中八二六”年龄稍长的一拨书虫，便在其中廉价收来，再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另外一些不要命、只要书的人，以赚书其中的差价，或者以书易书。其中最为昂贵的便要算四册一套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据说非四十元不能到手，意味着普通人必须一个月不吃不喝才能如愿。在这群以书养书的书虫中便有我的朋友陈墨兄。历史有时是很吊诡的，几天前我在一次网聚上遇着四川文革时的风云人物江海云——很有意思，或许是贯彻了与时俱进，据说她也是最早将网络引入四川的人——真没想到她是这么个瘦小的女子，或许她不知道自己旗下的“八二六”闯将们，一天到晚想的是如何将各机关的图书偷拿明攫出来换钱，客观上引起成都民间旧书业，在公私合营歇菜十年后的自发交易吧。

孙中山铜像前的旧书自发交易历时两年，陈墨在这两年卖书易书的交易中获书甚夥，带着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丛书，下放到了“广阔天地”，待像被捏的泥团一样回城后，过着不稳定的生活，依旧不改读书脾性。真是天不绝人，此时他的老朋友、七九年移居香港的九九，托人给他带了些金庸的武侠小说来，于是他再纠结一些旧书于八二年开了一家卖书租书的“自强书屋”。每天租金庸武侠小说的人多如过江之鲫，为了加速书籍周转，陈墨将每本书细分为可独立的几小册，一天的租金为三角，生意还不错。今日读金庸武侠小说已蔚成风气，而彼时读和卖金庸武侠小说都属于打击范畴，虽然金庸武侠小说不属于“下半身不正确，全身都不正确”的黄色书籍，但打打杀杀也是脆弱的愚民政权及相应的意识形态所忌讳的，开店的他总是提心吊胆，如做贼般心虚。八三年清理精神污染和严打双重并举，九月八日我刚上大学，路过重庆菜园坝火车站，看到像拉猪一样一车一车地把人拉去枪决，令我悚然而惊。正是此一浪潮将陈墨卷进了派出所中，书籍被全部没收。他不甘做案板上的鱼肉，于被抓的当晚，爬上派出所旁的大树，从而越高墙而出，奔逃而走，在外躲了三个月之久回来，才免于此厄。而与他一同开“白云书店”的另一位朋友则被关了一百四十七天才释放。

以我对成都旧书市场的熟稔程度，可说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九年两年间孙中山铜像下面的自发交易，应该算四九年后成都最早的旧书买卖。陈墨只是短暂地卖书，更多的是读书、写作，一九七八年后，以他为核心的一帮人组成的“野草文学社”——至今仍办有内部的《野草》杂志，历二十六年之久而不衰，其间不少作品的思想，可令那些浮在台面上的写作者汗颜——里许多人都开过书店，或许写点东西的人，都有着对书籍的天然热爱。“野草”成员黄维才女士于九眼桥头开旧书店时，我曾于她处买过不少旧书，受益非少。更关键的是，“野草社”的不少成员，年龄虽比我大了不少，但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我在思想上的相契程度，超越了一般书友的关系，成为道义上可以共同担当的朋友，经历了成都旧书市场风云变迁的陈墨兄便是其中不可缺少的核心人物。

（新华论坛/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