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在中亚近3年的工作，最刻骨铭心的是一次交通事故。如今，调到莫斯科工作，还久久不能忘记。
1998年9月21日，我刚到哈萨克斯坦不久，那天与夫人开车去阿拉木图机场送个朋友。没想到，返城路上，在一个十字路口等信号时被一辆挂着当地牌号的小车撞上了。
由于对方车速太快，强大的冲击力使我们猛烈前冲，前挡风玻璃都被我们的前额撞成了鱼网状；我的右手大拇指指甲当场撞裂，鲜血直流。一阵天旋地转之后，我准备下车看看。没想到对方车上跳下3个年轻人，其中的一个蹿到车前，用俄语大声说，“你赔我车！”这时，妻子在一旁提醒我，别理他们，赶快去放故障标志，提醒后面的车辆绕行。我压住火气，下车去放故障标志。
见状，对方没了主意，其中的两个撒腿就跑。我赶紧抓住剩下的一个，问他们去干什么，他说去打电话求救。但当时在郊外，附近根本没有公用电话。
过了些时候，一名哈萨克族上尉交警赶到了事故现场。还没仔细勘察现场，他就以训斥的口吻说，“外国人要严格遵守当地的交通法规”。我不想与他争辩，但表示希望他勘验后再下定论。见我们确实没有违反交规的迹象，哈族警察通过对讲机叫来了同伴———一名俄罗斯族大尉。
这位名叫尼古拉的大尉到达现场后，先是绕现场转了一圈，尔后简单了解了一下我们双方的基本情况，并问我和夫人需不需要医疗帮助，在得到婉拒之后又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告诉他需要与使馆或中国新闻同行联系。尼古拉大尉见我没有手机，马上拦截过往车辆帮忙。终于在第四位被拦司机那里借到了手机。我急忙给《法制日报》驻中亚首席记者孙太辉打电话，请他将有关情况转告我驻哈使馆。孙太辉安慰我不要着急，答应马上就到。
之后就开始进行现场笔录、绘制事故现场状况图。根据勘验结果，尼古拉大尉当场断定事故完全系对方责任。
正在此时，孙太辉赶到现场。尼古拉大尉当着我们大家的面宣读了现场笔录，验明了现场事故状况图，双方确认无误后，由各方在笔录和现场图上签字。要知道，图上的条条道道哪怕是改动一厘米，责任认定也会有天壤之别！
事发第二天，我们了解到肇事的3人均系阿拉木图州一个远郊区的农村居民，车主就是当时被我抓住的那个，他是阿拉木图法学院的学生，不久前，刚买了辆二手车。21日他约了两位儿时的朋友进城“潇洒走一回”。在城里玩了大半天，又找了个酒吧乐了一番，才启程回家。由于天色渐黑，肚里的酒精开始“上头”，刚学会开车的他有些胆怯。同行的另外一个19岁的小伙子自告奋勇，在一没“车本儿”，二没驾驶委托书的情况下（按照当地法律规定，非车主驾车需持由车主签名的驾驶委托书），开起了车。行至一个红绿灯前，由于车速过快、转弯过急，他们的车子就撞上了我的车。起先小伙子们见我的车上挂着外国牌号，想吓住我们，见这招不灵，干脆就跑。当场跑掉的两个青年也没到警察局投案。
在整个事件中，应该承认，哈警方秉公办案，事故现场图客观公正，丝毫没有因为肇事方系本国公民而有所偏袒；我的车辆也被送到鉴定专家指定的维修中心进行了修复。但我和妻子还是决定打官司，讨个“说法”，哪怕对方只赔付一个坚戈。不过，我们也作好了败诉的准备。
案子在肇事方所在的阿拉木图州伊塞克市法院审理。但两次庭审，对方都没到场。
为了尽快了结此案，我们和律师两次来到对方所在的“游击队员村”了解情况。第一次，我们只见到了车主的母亲。在交谈中，我们了解到，他们家庭贫困，全家都失业了，惟一的儿子考上大学后，更加困难。可为了支持儿子上学，全家还是东拼西凑给儿子买了辆二手车（在这里国产二手车极为便宜），因为他上学实在是太远了。这位善良的母亲流着眼泪说：“刚给他买了车，他正新鲜着呢。我多次告诉他不要轻易开车进城，因为他还没有在城里开车的资本。可第一次开车进城，就出了事。”
第二次，我们见到了车主，律师奥莉加语重心长地劝他说，“你是学法律的，将来要成为一名法律工作者。你应该拿出勇气来走上法庭承担责任。根据你的经济现状，我们可以适当让步，原准备索赔的精神损失5万坚戈（约合3000元人民币）可以放弃。”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出庭了。
这时时间已过去了近半年，由于长期精神折磨和伤病的困扰（事发后，经检查发现我和夫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脑震荡；我的膝关节大面积水肿、右胸因与方向盘相撞，也导致骨裂），单位决定让我回国治疗，而第三次庭审的时间恰恰就定在我们回国的当天。当时我已买了机票，只得委托奥莉加律师全权代理。就在我们要启程奔机场的时候，奥莉加律师打来电话，我们胜诉了！
听到这本在意料之中却又不敢奢望的判决，我与夫人相拥而泣，大半年的辛苦终于没有白费。
官司判定之后，对方全家专程来到我驻哈使馆，表示了诚挚的歉意并送来了首笔赔款，约合68美元，由于车主家境确实困难，法院判决赔偿在3年内完成。一场交通事故带来的官司终于平息了。
《环球时报》 2001年05月18日
